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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定胜天”还是“地哄肚皮”?——“全民写诗”的荒诞与恶果

   1958年兴起的“大跃进”,是以新民歌的浪潮作为前奏曲的。---这是袁鹰《风云侧记》中,《狂热年代几支小插曲》一章里《全民写诗》这个小节开头的话。(明报出版社,2007年,198页)
   
    作者介绍道:“新民歌最先出现在大规模兴修农田水利工地。为了抗旱防涝,增加粮食产量,在冬春季节开山引水,修渠打井,挖水库,筑堤坝,农村劳动力全都上了工地。红旗竞赛,你追我赶,热火朝天,于是就产生了一批鼓动性极强的歌谣。”(同上)
   
    诚然,当时中国人太穷了,而且已经穷了多少世代。“穷则思变”,尤其是广大农民,希望迅速改变赤贫的状态。这都是可以理解的。毛作为至高无上的万岁爷,本人又出身于农家,对此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特别是他号称学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不可能不知道片面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违背客观规律一味盲干,必将受到大自然的惩罚。

   
    事实上,他的老朋友、时任武汉大学校长的著名哲学家李达,当时就“面折庭争”,指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是彻头彻尾的唯心论,蛮干胡来定然招致严重的恶果。但脑子发高烧的毛根本听不进去,只是由于李达是中共一大代表,才手下留情没将其打成右派。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毛既爱听大话空话,这类言辞便化作“劳动人民昂扬激越的歌声”,在神州大地震天价响起来了。
   
    作者引述了甘肃洮河工地的一首民歌:
   
    一铲能铲千层岭,一担能挑两座山,一炮能翻万丈崖,一钻能钻九道湾。两只巨手提江河,霎时挂在高山尖。(同上)
   
    还有四川巴中的:
   
    千条龙,万条龙,首尾衔接上高峰。张口喷出江海水,江山遍野响淙淙。天干也要吃饱饭,乾坤掌在人手中。(同上,198-199页)
   
    再有安徽庐江的:
    大红旗下逞英豪,端起巢湖当水瓢,不怕老天不下雨,哪方干旱哪方浇。(同上,189页)
   
    对此,作者认为“确实都反映了人民群众战天斗地的干劲和人定胜天的决心”。(同上)我则感到无法苟同。
   
    首先,这是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决定性的伟大胜利”后的产物。舆论一律,任何不同声音均被视为异端,对于当局不讲科学好大喜功的瞎指挥有所批评者,定必堕入右派深坑。知识分子只能规规矩矩,唯唯诺诺,工人农民盲目地“听党的话”,像吃了迷魂药似的累死累活,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在干着傻事蠢事。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长官无人考虑可持续发展,只图急功近利,以致严重破坏生态环境。此时“人民群众”发出的“豪言壮语”,无非是痴人说梦,有什么值得称颂的呢?
   
    其次,这里面充斥的是空谈而非实干,见不到任何实效,只是在比赛吹牛。借用毛在延安整风时期对“党八股”的评论,就叫做“无实事求是之心,有哗众取宠之意”,如此不堪的文风,岂足为训?
   
    作者又说:
   
    其中也出现了一些优秀作品,比如陕西安康的《我来了》:
   
    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同上)
   
    作者认为:“文学史家如果对1958年新民歌运动作历史的、科学的评价,这首《我来了》大约能占一个代表性的位置的。”(同上)
   
    笔者驽钝,不清楚作者到底想说什么,不过既称之为“优秀作品”,显然是肯定它了。只是从这首气壮山河的“优秀作品”问世起,至今五十年来大陆自然灾害频仍,今年的雪灾人们更是记忆犹新。这都是对大话空话的绝顶的讽刺。“人哄地皮,地哄肚皮”,没饭吃是会饿死人的,怎可掉以轻心?
   
   铁的事实证明,我们还斗不过大自然,“人定胜天的信心”再强也不顶用。当今世界科学最发达的美国、日本、德国都免不了遭风灾、洪灾或旱灾之害,更不要说地震、海啸了。空谈误国,这种教训难道还不值得记取吗?
   
   回到本节“全民写诗”这个标题上。作者忆述,当年继新民歌的浪潮后:
   
   接着,自上而下,一个新的“采风运动”展开了。许多省、市、县以及工厂、部队都纷纷发出号召,征集新民歌,发表、整理、出版。于是,机关、工厂、农村、连队、学校、商店,到处举行赛诗会、赛诗墙,全民写诗(不写也得写),人人都当诗人(不当也得当)。新民歌称为“运动”如大海潮涌,铺天盖地。(同上,199-200页)
   
   作者还写道,直到1960年9月,即大跃进失败,大饥荒已近两年之际,他在上海换乘火车到杭州。“刚开车,年轻的女列车员宣布:一条龙(即换乘的)旅客必须参加赛诗会,到达杭州站以前每人必须至少写一首诗。我们是靠笔杆吃饭的,还能应付,好在有三四小时旅程,尽可好整以暇。有些带小孩的女乘客就不免叽里咕噜叫苦不迭。。。小辫子乘务员并不计较,连看也不看,只将发给旅客的纸片一一收齐,就完成任务了。”(同上201页)
   
   毛自己以诗人自居,他治下的平民百姓也要附庸风雅,即使饿着肚子,亦须讴歌大好形势,领袖英明。此乃毛暴政时期的创举或“一大发明”,举世无双。新民歌数量之多,肯定可载入健力士世界纪录大全。
   
   最后还要提一点,作者开头讲大跃进以新民歌浪潮为前奏曲,之后说了一句:“这就不免使这场轰轰烈烈的‘群众性运动’从一开始就过多地带着浪漫主义的色彩。”(同上,198页)把劳民伤财、恶果累累的大跃进冠以“浪漫主义”的名号,实在是对这种文艺表现手法的亵渎。
   
   与此相似,中共高层有一种为毛的错失以至罪恶粉饰与洗刷的惯用伎俩,那就是尊之为诗人,说他有浪漫气质。于是,在浪漫的冠冕下,毛在施政中的种种狂想蛮干,都变成不必追究的诗人无心之失,或只是好心办坏事,交学费而已。这简直岂有此理。
   
   非但如此,毛玩弄妇女,道德败坏,生活糜烂,也被说成浪漫。而别的任何人,包括高岗这样的一品大员,一旦失势,所谓男女关系的“作风”问题也成了一项罪状。如此双重标准,堪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独有。
   
   浪漫,浪漫,在毛君临的茫茫神州大陆,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08-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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