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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精神不足为训——与袁鹰先生商榷

   
   
   今年是中国大陆“大跃进”五十周年,凡是身历其事者大抵都忘不了那场运动的严重恶果,尤其是它所导致的其后三年间饿死四千万人的“旷世大悲剧”。
   
   然而,袁鹰先生备受瞩目的《风云侧记》中,对此却似乎另有说法。

   
   “我当然不希望那种违反经济规律、违反科学的糊涂事重演,尤其不希望再出现那种不爱护民力、不珍惜国家社会财富的错误做法。但是我真诚地怀念那个年代人们的精神面貌。”(袁鹰《风云侧记》,明报出版社,2007年,197-198页)
   
   这末一句实在令人不解。
   
   “那个年代”是什么年代?是57年反右之后,“万马齐喑”的年代!是知识分子的话语权被彻底剥夺了的年代!
   
   这一点,其实作者很清楚。用其原话就是:
   
   如今,人们已能够理智地、清醒地叙述那个狂热的年代。但在当时,从上到下,有多少人有如此清醒冷静的思考呢?举世滔滔,狂热的浪潮席卷全国。“众人皆醉我独醒”的人不是没有,但他们那严肃的、冷峻的声音在狂潮中微弱无力,无人理会。那时候,决策者早已把“真理有时在少数人一边”的明训丢到九霄云外,“保守派”、“观潮派”、“秋后算账派”等等帽子正拿在手中时时挥动着呢。(同上,196页)
   
   这段话无疑多少接触到当年残酷的现实,可惜大大不够。
   
   首先,有“清醒冷静的思考”者大有人在,问题是他们已不能作声了。例如,反对兴建三门峡水库的黄万里,因与苏联专家意见相悖,被打成右派。尽管其作为一个科学家的思考依然“清醒冷静”,可是嘴巴被封住了。对于“大炼钢铁”,工农业竞放高产卫星,这一类荒唐的举措,其实根本不需要多么高深的专门知识,也能判断其无稽与弄虚作假。“决策者”宛如安徒生童话中那个刚愎自用的国王,头脑正常的人一下即可洞穿其没穿衣服的真相,只是无人有天真无邪的幼童说真话之胆量罢了。
   
   其二,人们噤若寒蝉的原因,绝非仅仅害怕“保守派”、“观潮派”、“秋后算账派”这几顶帽子,更重要的是害怕“右派”这顶如山大帽。事实上,毛已向周恩来挥动这顶毁灭性的帽子,警告他“离右派只有几十米远”。连第三号人物头上都悬着达摩克里斯的剑(这把剑同时悬在当时内定的接班人、二号人物刘少奇头上),试问谁敢触犯逆鳞自取其辱呢?
   
   所以,作者所云“众人皆醉我独醒”者发出的“严肃的、冷峻的声音”,可以说在当时并不存在。或者说,自始至终根本没有上达天听,而非“无人理会”的问题。
   
   作者又写道:
   
   后来总结这段历史,刘少奇同志曾经批评过《人民日报》,说报纸宣传要负一半责任。这个批评的分量是极重的,却也是事实。夸大的新闻报道,煽动性极强的言论,神乎其神的标题,触目惊心的版面,连篇累牍,日新月异,确实产生了难以估计的影响。(同上,196页)
   
   末后这句话显然说得有所保留。仅仅是“夸大”吗?否!那些高产卫星全是吹牛。《人民日报》当时这样做纯属造假,超过苏联的“客里空”一百倍还不止!请问当时报社的编辑记者先生们,如此欺骗亿万读者,你们作为知识分子、文化人的“良心”何在?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作者回顾了上述并不光彩的事实后,竟然这样写道:
   
   编辑记者们千方百计动脑筋,贡献自己的智慧才能,虽是好心做傻事、做错事,却是真心实意,绝少个人杂念,至于不辞劳苦,废寝忘食,尚是余事。
   
   对于这样的反思,不妨借用文革时期的一种说法: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方向反了,拉得越远错误越大。或者说,路线不对,干劲越大危害越大。《人民日报》为虎作伥,连刘少奇都一阵见血地指出来了,作者怎么只用“难以估计的影响”来遮盖呢?
   
   不客气地说,包括邓拓(尽管我很尊敬他)在内,当年《人民日报》“诸同志”在“大跃进”时期“似疯似狂,如醉如痴”,推波助澜,欺骗群众,是对人民欠了债的。虽然你们并非最主要的欠债者,但理应有所反省。不能用区区一句“好心做傻事、做错事”来搪塞,而应承认作了坏事,甚至犯了罪!妖言惑众罪!
   
   至于作者“真诚地怀念”的“那个年代人们的精神面貌”,就更别提了。“大跃进”说白了,无非是举国被愚弄蒙蔽的芸芸众生,丧失了自己的头脑和心灵,干出了世界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大蠢事。它只有损于中华民族的颜面,使六亿炎黄子孙沦为笑柄。如果见多识广的袁先生无视此一基本事实,那就实在不能不令一向敬佩你的读者喟然兴叹了。
   
   (08-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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