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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颜祸水是江青?——致袁鹰先生的公开信

   袁鹰先生:您好!
   
    日前在香港公众图书馆推介新书的书架上,偶见大作《风云侧记》(修订本),至感欣喜。尽管严格地说,尊著简体字版早已于2006年10月面世(据《繁体字版前记》),且曾因“被禁”引起海内外注意;而此修订本亦已出版9月有余,但于我而言,均属新书。盖以本人现况,只能等到可供借阅之时方可仔细拜读也。
   
    经略作浏览,深受教益之余,若干篇什实不无难以苟同之处。除王彦君女士所言对胡乔木之“基本社会定位”外,尚有对58年大炼钢铁之肯定,对大跃进民歌之颂扬等,但此次拟提出商榷者,乃对江青作用之评价。

   
    在《狂飚为谁从天落?》一文中,您回顾了“批判电影《武训传》的缘起”(封面提要),是否完全准确姑不论(因您仅以《人民日报》副刊编辑的身份忆述,或者尚有涉及中共最高层之其他内情亦未可知),先看大作中以下这段文字:
   
    (《武训传》事件)这是江青第一次在政治舞台上亮相,尽管“犹抱琵琶半遮面”,但是明眼人一看便知,此后二十多年的历史证明:凡事只要江青一插手,问题就立即严重而且变质。她苦心经营十多年后,羽毛渐丰,野心渐露,有恃无恐,居然攫得操纵“文化大革命”的大权,于是兴风作浪,舞剑挥刀,排演出长达十年之久、惨绝人寰的旷世大悲剧。(明报出版社,2007年,105页)
   
    窃以为,您的说法与事实有很大出入,对江青非常不公平,尤其是将文化大革命这场“长达十年之久、惨绝人寰的旷世大悲剧”归咎于她,而只字不提毛的罪责,未免有“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之嫌。
   
    且容笔者逐一道来:
   
    一,《武训传》事件,大约缘自江青向毛告御状,动机可能出于其对陶行知先生的宿怨。据说当年陶曾写诗劝被蓝苹抛弃的唐纳振作,诗后来见报,江青一直怀恨在心。故趁电影《武训传》公报私仇。倘若这可以说成“江青插手”,则后来“问题就立即严重而且变质”,其责任在毛而非江。是毛亲挥御笔撰写《人民日报》社论,文中上纲上线,雷霆万钧,不可能出于江之手笔;下令发动口诛笔伐,估计亦非全出于江的主意。区区一部电影,况且刘少奇、周恩来都看过并且没提出什么问题,何以毛决定兴师动众,大张挞伐,个中原因耐人寻味。
   
    有论者分析此事,认为不排除毛借此给周恩来一个下马威。因为孙瑜、赵丹等都曾在周领导下工作,并获其赏识。陶行知生前与周关系也很好。俗话说:打狗看主人。毛打击孙、赵以至陶,等于提醒周:我才是一言九鼎的今上。尽管你在文化人中有威望,但无论你或他们都要唯我马首是瞻。否则有你们的好果子吃!
   
    另外,就事论事,江身为文化部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委员,不管其初衷在公在私,还是有对一部电影说三道四的发言权的。冠冕堂皇的说法,叫做“在其位,谋其政”,袁先生视之为“插手”,倒有点不在理了。
   
    二,“苦心经营十多年”的提法,恐怕也冤枉了江青。除《武训传》事件(包括武训历史调查团)外,65年11月批《海瑞罢官》之前,文艺界的历次运动似均未见江青露面。其中反胡风和反右规模最大,迄今为止没有资料显示“江青插手”。当然,内中有无毛、江“夫妻店”之合谋,外人实难揣测。
   
    至于所谓“羽毛渐丰”,充其量是与姚文元、张春桥结伙,但这是毛首肯的。57年起毛对姚赞赏有加,58年张的《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受毛青睐。故到底是江青自己“苦心经营”,还是毛大力扶持推动江、张、姚“三人帮”成形,大可推敲。看来后一种可能性大得多。
   
    三,说江“攫得操纵‘文化大革命’大权”,显然并非事实。人所共知,江在受审时说过: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主席叫我咬谁就咬谁。此乃千真万确的大实话!文革大权是毛交给她的,不是她耍什么手段去“攫得”的。以毛这样的盖世枭雄,区区江青怎能从其手中“攫得”操纵大权?那不太贬低伟大领袖了吗?
   
    袁先生是老共产党员,对毛自有深厚感情。为尊者讳,可以理解。不过,《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有明言,文革是毛亲自发动的。尽管接着又说什么“被反革命集团利用”,“但是明眼人一看便知”(借用袁先生的话),那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事实是毛先后利用林彪和江青两个集团,打倒刘少奇,打击周恩来等“亲密战友”和大批老干部,以巩固其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不是相反。
   
   毛自始至终主导文革,他一归天,文革也随之落幕。说江青“排演”了一场中华民族“史无前例”的“大悲剧”,这个动词很贴切。但总导演除毛之外,别无他人。江青堪称为毛最信任的总导演助理,但也止于助理而已。正如陈伯达当面顶撞江时所言:要不是毛主席,你(江青)什么也不是!
   
   中国历史上历来就有“红颜祸水”的传统观念。想不到袁先生这样的“明眼人”,又是亲闻亲见若干重大事件内幕的正派文化人,似乎也受此种陈旧观念之影响,对江青的作用作出有失公允的评价,的确令人遗憾。
   
   然而,笔者佩服袁先生的雅量,尊著中收入王彦君女士一函,不愧长者之风。以袁先生与胡乔木的关系,以及书中字里行间流露的价值取向,相信不会改变原有的对胡的看法。但能以此种方式,将有异于己的胡之“基本社会定位”公之于众,让读者自行取舍,如此开放的态度,诚属难能可贵。
   
   袁先生的为人为文,均不乏令人尊敬之处。王女士函中自称晚辈,即见其忱。笔者比袁先生小15岁,也可说份属晚辈。不过长兄与袁先生同龄而稍长半岁,故未效王之自称,虽然如此,敬意则一也。
   
   以上仅供参考。
   
   即颂
   
   撰安
   
    香港读者
   张成觉敬上
    2008-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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