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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严期的台湾与毛时代的大陆——浅议两种独裁之异同

   日前再度赴台,正值其总统大选之后。所接触的台胞对马政权均抱期待,但在一个涉及戒严时期台湾文学的研讨会上,可以感到蒋氏父子曾经实行的白色恐怖依然令人谈虎色变。某些论者甚至将之与大陆文革相类比。但与会的一些来自海峡彼岸的作家`评论家则不以为然,并举出若干事例说明当年毛之暴政远较两蒋为烈。
   
   对此,著名的流亡诗人贝岭认同台湾论者的看法。他建议大陆客人向本地居民调查了解,就可以得知他们在解严之前,那种半夜三更亲人突然失踪的滋味何等惨痛。
   
   会后我跟目前居于加拿大的政治避难者苏明交谈,这位在“六。四”后被捕入狱并遭骇人听闻的迫害的中年历史学家,前两天一直是文质彬彬,言谈温和,笑容可掬。但当我说准备反驳贝岭的说法,因为台湾戒严期毕竟还有法庭审讯,并容许律师出庭辩护,这跟毛之“无法无天”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谁知我的话音刚落,苏明突然变得神色严峻,情绪也一下激动起来。他说,你别打算说服贝岭了。在独裁统治下人民备受苦难,此乃基本的事实,比较毛和蒋谁更残酷,有什么意义呢?
   
   他一脸义正辞严的样子,使我大受震慑,一时间再也说不出话来。
   
   回港后,我翻阅他所赠回忆录《血色中国》,更感到前所未有的震撼。作为身处西北边陲20余年的57贱民,对不堪回首的往昔经历曾有过一种自我评价,那就是类似于《答苏武书》中李陵所称(苏武遭遇)“古之所无,今之罕有”。直到几年前读了旅美作家韩秀的《折射》,方知大谬不然。
   
   韩秀曾在新疆兵团生活12年,但其本人遭遇及见闻,至少有两件事令我为之恻然动容,觉得自己还算不幸中的大幸。
   
   头一件,是她被连长分派午休时“看守康拜因(联合收割机)”,烈日当空,气温高达摄氏四`五十度,麦田里毫无遮荫之处。她肾炎尚未痊愈,躲在收割机底下,一不小心碰到收割机某一部位,那火烫的铁皮顿时令她灼痛不已。没过多久已昏昏沉沉,濒于休克。要不是一位善良的维族农民小伙子骑马路过,及时将她从地里救走,当天她就被活活晒死了。
   第二件,是一位上海支边女青年甲,对同住的女伴乙公然在宿舍与男友做爱略有微辞,乙怀恨在心,诬称在厕所捡到被甲弃置的月经带污染的报纸,上有毛的头像。于是甲立刻成了“现行反革命”遭全连大会批斗,被打得半死,头发给扯掉一大绺。会后即被押送监狱。几天后韩秀乘休假日之便前往探监,发现监狱位于野外,犯人白天外出干活回来,就关在一个个露天的坑里。持枪的士兵站在四角的地面上,居高临下监视着犯人的一举一动。甲早已憔悴不堪,对韩的探访显得麻木,只是利用短暂的会面时间喘息一下。十天之后的另一个休息日,韩又去探望,却被告知甲已死去数日。一幅污染的毛像就这样夺去了一个女知青的性命。
   
   然而,我感到惊心动魄的上述两个案例,比起《血色中国》里记述的种种真实的故事,就显得并无特别之处。那里面所写的女性受蹂躏,几乎无处不在。无论学术研究机构的办公室,或是看守所的牢房,均无例外。从中共的党官到狱卒,以至其辖下的男犯人,都疯狂地向可怜无告的女子发泄兽欲。
   
   非但如此,连昂藏七尺有余的苏明,“六。四”后在监狱中也一再遭受“奸刑”。真是地狱现形,人间何世!
   
   我想,正是基于受害者的切身感受,苏明痛恨任何独裁暴政,无论独裁者姓蒋或姓毛,受害人之身心剧痛并无程度之分。这一点完全可以理解。
   
   不过,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比较二十世纪中国的两种独裁制度,应该有其意义在。它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毛的极权专制之本质,对于促进大陆的政治体制改革不无好处。
   
   要而言之,毛蒋两种独裁在阶级与群众基础,思想文化基础,管治方式等方面都大相径庭。
   
   毛王朝自称是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为一小撮党内寡头掌权,无产阶级根本无权。毛一人高高在上,君临天下。党内大老也无法制衡他。其统治的基本群众是游民无产者,即《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说的“痞子”。粤语称为“烂仔”。他们无产无业,没有文化,游手好闲,长于破坏。无论土改之后的大陆农村,或是文革期间的各种“群众组织”,都是这些人大显身手的所在。
   
   毛泽东思想本质在于让所有的人听命于毛,“做毛的好战士”就是对毛要盲从和迷信。实行愚民政策,禁绝一切独立思想和自由精神。毁灭一切传统优秀文化,拒绝外来的先进文化。否定人性,不讲人道,野蛮和兽性充斥。
   
   管治上毫无章法,政治运动不断,折腾不停,由毛随心所欲,一言九鼎,废弃所有法律。文革时期的群众专政尤为恐怖。但在一度失控后毛又恢复其寡头控制下的党官体制。
   
   与此相反,蒋政权以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为基础,基本群众中不乏文化人和知识分子。这些人有产业,有教养,守秩序,图安定。蒋虽大权独揽,但党内大老多少还能起点制衡作用。
   
   在思想上大体遵行儒家理论,宗奉传统道德,提倡礼义廉耻,维系中华固有文化,人性与人道受到社会舆论肯定,独立思想和自由精神尚可保存。外来先进文化(除马克思主义外)仍有生存空间。
   
   宪法和法律并无完全废止,法庭审判大体公开,允许律师出庭替被告作辩护。
   
   因此,毛独裁之下死人之多是蒋戒严时期所不能比拟的。毛时代各种冤魂不下八千万之众,仅大跃进后饿死者近四千万人。其余为历次政治运动的牺牲者,包括直接被处决的,受批斗虐待致死的,劳改劳教中累死`饿死`病死的,以及自杀的,等等。这在中国是史无前例的,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远远超过死于希特勒集中营及斯大林大清洗中的受害者之总和。
   
   正如苏明所言,任何独裁均应受谴责。毛之滔天罪恶尤应彻底清算。其极权制度必须根本铲除。这一天必定会到来!
   
   (08-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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