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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走出坚冰的金大中
·我们为什么要申奥?
·无法告别的饥饿
·“瀑布模式”的新闻
·“长江读书奖”与皮影戏
·丁石孙的风骨
·又一个“岳麓书院”?
·中国的人肉筵席
·不能沉默——就高行健获奖的声明
·被背叛的蔡元培
·守土有责与自我阉割
·中国足球:在愚昧中狂欢
·一句话里的良知
·思想札记:流星•蝴蝶•剑
·《拒绝谎言》跋:自由与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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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我的梦想在燃烧》(当代世界出版社)
·《我的梦想在燃烧》目录
·学术的虚妄
·“狐狸洞”与“包二奶”
·非洲大陆的“一九八四”——读奈保尔《河湾》
·让我们告别战争语言
·白鸽,从轮椅上飞起——评《蒋经国传》
·中国离现代化还有多远?
·什么样的作家会被历史感激?——读王开岭《跟随勇敢的心》
·讷言与话语的膨胀
·“凌辱电玩”何以流行?
·他们是伟人,更是有缺点的人——评埃利斯《那一代——可敬的开国元勋》
·高勤荣,你在哪里?
·爱,直到受伤──序曹燮《六百个孤儿的父亲──慈善家余祖亮的传奇人生》
·美国与中国,谁更「个人主义」?──读福山《信任》
·我们为什么不相信经济学家?
·什么力量比暴力更强大?
·遥远的掌声
·哪个文人不帮闲?——读王彬彬《文坛三户》
·交大招生黑幕与网路时代的阳光
·总统与教师
·“班干部”制度与孩子的“官僚化”
·“乱点鸳鸯谱”的大学合并
·没有童年的“名模”
·告别战争语言
·北大的俯就
·残忍的快乐
·京沪大学生的理想
·教师与士兵
·触目惊心的“校服腐败”
·陈寅恪的故居
·危急之中的陈家大屋
·作为“文化摇头丸”的书法
·美国与中国,谁更“个人主义”?
·欲说还休的“语文”
·别了,“三高”;别了,拳王
·城市的灵魂
·人生三境
·温暖所有的回忆和孤单
·马科斯夫人:无耻者无畏
·正在消逝的老院子
·丽江,更接近天空的地方
·读谢泳《没有安排好的道路》
·读秦晖、金雁《经济转轨与社会公正》
·从莫言《檀香刑》看中国当代文学的缺失
·乡村生死场
·读“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
·何处寻找安慰?
·从虹影小说《K》说起
·评陈凯歌《少年凯歌》
·读黑塞《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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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天安门之子》(香港开放出版社)
·包遵信:余杰《天安门之子》序中国新一代知识份子的崛起
·《天安门之子》自序:致“警察读者”的公开信
·晤蒋彦永,谈说真话
·“政治文明”时代的“党国逻辑”
·杨子立的母亲,也是我们的母亲
·记住历史,记住母亲──在美国芝加哥纪念「六•四」十五周年音乐会上的演讲
·罗大佑的撕护照与张惠妹的被封杀
·屠夫崇拜:从张献忠到毛泽东——为成都大屠杀三百六十周年而作
·刘军宁遭遇“警察大学”
·吴祖光的铁骨柔肠
·解放军原来是家奴
·熊德明与李昌平的困惑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蒋彦永的自由,就是我的自由
·爲每一个被杀害的生命祈祷──达赖喇嘛与「六•四」屠杀
·向西藏忏悔──读《雪山下的火焰:一个西藏良心犯的证言》
·自由之魂 从雷震到林昭
·香港还有爲“六•四”魂牵梦绕的勇敢者
·余杰、余世存对北大「一塌糊涂」网站被关闭的声明:我们不能再忍受这样的耻辱
·师涛:一个失去自由的自由人
·让我们一起反抗文字狱
·末世贪官最后的疯狂
·自由中国,何以可能?
·中国社会──最坏的社会主义与最坏的资本主义的结合
·从电影《英雄》看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王申酉:死于毛泽东暴政的思想者
·基督徒如何看待法轮功信仰
·谁在“移山”?——“文学与艺术:说出真相”研讨会上的发言
·后极权主义时代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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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的救赎与民族的救赎——与王军涛的信仰通信

来源:民主中国

    各位基督教新老朋友:

   非常感谢这两天你们与我在一起分享你们的走向神的宝贵心灵之旅,非常感谢你们给与我的关心、爱护和期望。如果让我用一个词概括我的感受,那就是震撼!你们已经把我带到神的跟前了。在这两天讨论中,我能强烈地感受到神的慈悲的爱、耐心和睿智。我知道每个人都是为了我能感受到神的爱和希望,为了我能得到救赎,而克服了自己的困难。为了不辜负你们的爱心和努力,我想,我应当诚实地向你们说明我的心境和想法;这不是自我辩护,在你们为我做了那么多后我还要自我辩护,那就真是不可救药了。你们可以将以下解释看作一个艰难跋涉的心灵的痛苦和惶惑的告白。

   尽管我说自己是个无神论者,但是如果真的深入反思自己的精神世界,让我回顾我与神的关系,我可以说,我一直感到神的存在。我从来就不是一个在人生和事业的选择中讲究唯物主义的人,也从不追求世俗的成败标准。我注重的是人生和事业的追求中的心灵品质和精神境界。我很早就与超越个体生命和物质世界的精神订立了契约。基督的故事和基督教文化(礼拜活动中的仪式和圣歌),一直对我有净化心灵的感受。现在,无论从道德和智慧,还是从审美的角度看,我都接受神的存在。这是理性意识到人的局限性后的精神选择。

   我不是理性拒绝神的存在和基督教;如果从理性出发,我宁愿接受和信奉了。真正让我感到不安的是,接受基督教信仰后导致的良心义务和实践选择,会与其他信仰的冲突和人类建立美好世界的要求的冲突。我对不同信仰之间的孰是孰非的教义争论的困惑和后果的担心,其实是不愿让我的精神纯净和宁静受到困扰。我已经感受到神的存在;我的问题是,这个神与基督教的关系及其他民族的精神文化的关系是什么?这里有两个问题,尤其让我关注。

   第一,基督教的来源是圣经。正如你们之中的一个人说过,一部圣经记述的是希伯来人对上帝的关系,订约、背叛和重新修复关系的历史。我的问题是,上帝如果是造物主,那么,在这段时间他与其他民族的关系是什么?即使在这段时间中,圣经还提到了埃及人。我最关心的是,上帝与中国人是什么关系?我是中国人,那时我们难道是被神忽略了吗?如果我们也是神的孩子,那么神给我们的指导是什么?从这个问题出发,我宁愿相信,基督教的圣经是神的存在的一部分证据,但还不是全部。我们中国,还有其他民族,也有自己的证据。在我们与神的关系上,我们其实必须作两次选择:第一次是我们是否是神创造的、被神照顾和接受神的指导?第二次是我们有的是一个神还是我们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神?在我看来,如果我们是一神论者,我们就要接受这样的解释:中华民族也在自己的历史上有自己的神的启示和文化,也是神的存在和恩典的一部分。我们会接受每个宗教和精神文化,都是神的存在、恩典和对人的照顾的一部分。如果别的神和精神文化都是异教,我们将面临解释为什么神只出现在以色列的历史中。我的问题导致一个更广泛的神的信仰。

   第二,我们与神的契约有什么具体的内容?在我们的讨论中,你们可能认为我对神采取了功利主义的态度,因为我急于想知道是否可以把基督教卷入政治选择。我同意伯笠的忠告,基督教首先是明确我们对上帝的关系,是对上帝的恩典的意识和感激。但是,在圣经中,上帝对以色列人订立的契约,不仅仅是人对上帝的一种精神状态和心灵感应,而且是要在一系列社会和政治选择中表现出对于上帝的遵从和忠诚。也就是说,神与人订立的契约,不仅仅是人对神的精神感激,还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要遵守神的旨意。例如,你们这次为帮助我而选择的《出埃及记》,就是讲述一个政治选择中如何遵从神的旨意。如果我说,对于现代中国基督徒而言,出埃及就是走出中共的统治,这并不夸张。思考基督徒与上帝的契约的社会和政治内容,需要重新制定中国基督教的agenda。其实,基督教在文明中的地位和普及程度,是与它对人们的社会和政治行为提供积极指导有关的。如果基督教仅仅是教堂中的祷告和生活中的体验,如果基督教放弃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的建设性角色,基督教的发展将会自我设限。我不是说,基督教一定要与现政权处于对抗状态;因为在基督教的原罪说看来,即使民主政体中的政治力量和人也会有许多问题。我的意思是,基督教应当积极地改进社会,与各种现实力量合作,但不回避诚实和必要的选择。在基督教健康发展的地方,基督教对于推动社会进步、在重大政治灾难中维护人类安全底限,都是最重要的力量。

   我自己在很早的时候就确认自己的使命是改善中国和中国人。到我十八岁时就确认,自由民主制度的确立是这种改善的必要内容。到八十年代末,我就知道,政治制度的改革本身,并不能提供稳定的制度环境;因此,提出政治文化作为重要条件之一;而且,我不赞成那种靠着仇恨去建立新的制度的做法。现在,我知道,基督教可以有更积极的作用。我愿与诸位一道探讨有关问题。

   王军涛

   二零零八年二月

    

   军涛先生:

   很高兴有机会与你见面并分享我的信仰历程。我是八十年代思想文化解放运动的受益者,那个时代在我的成长道路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我一直自诩为“迟到的八十年代人”。因此,我也要特别向你们这一批在那个时代作出过重大贡献的年长者致敬。

   七十年代出生的年轻一代知识分子,包括我在内,很多人成为基督徒,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中国知识分子信仰基督徒很难这是一个凝固的看法。在我个人的信仰之旅中,确实有两个最难以克服的问题:首先是骄傲,其次是罪。人最大的骄傲便是不认识神,便是意识不到自己的骄傲,这就是我在还没有成为基督徒之前的精神状态。什么时候人认识到了作为被造物的自身与造物主之间的天壤之别,什么时候人就能谦卑地来到上帝面前。而对于罪,我也是不愿意承认的,我认为自己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到达或者接近了“义”。直到某一天,当我意识到我是一个全然败坏的罪人的时候,我才认识神,也才感受到全然的幸福和喜乐。所以,我与信仰的关系,是上帝拣选我,而不是我选择上帝。如果不是凭借着圣灵的力量,任何人都无法靠着所谓的理性走向上帝,任何人都无法接受耶稣为生命的主宰,因为人类理性的有限,使得人类无法以自身的努力来与神建立起亲密的关系。

   你在信中所提及的这些问题,也是我成为基督徒之前苦苦思考的问题,经常与基督徒们辩论的问题;而当我成为基督徒之后,它们并不是在一瞬间都解决了,它们仍然作为“问题”而存在——但不再是阻拦我走向信仰的问题,相反是不断促使我的信仰得以深化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圣经与中国人关系。我在成为基督徒之前,也经常反问那些向我传福音的基督徒说:圣经与我们究竟有什么关系?圣经中一个字也没有提及中国。我还记得,当年王怡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他说,苏东坡是中国文人的典范,是他最心仪的人物,如果苏东坡不是基督徒,如果苏东坡不在天堂里,那么天堂再美丽,他也不愿意去。由此可见,中国知识分子接受基督教的一个重要障碍,是“情不自禁”的文化优越感和民族中心主义观念。许多中国知识分子认为,福音是犹太人的福音,或者是西方白种人的福音。比如旧约中的许多章节,不过是犹太民族的历史罢了,跟中国的历史没有多大关系。那么,中国人为什么要阅读、研究和接受这部分经文呢?他们进而认为,基督教是一种外来的宗教,是一种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其实,基督教并非诞生于欧洲,而是诞生于中东的巴勒斯坦地区。换言之,耶稣基督是东方人,而不是西方人;基督教不是从西方传来的,它本来便诞生在东方——这两个最基本的事实,却被许多人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上帝只有一位,上帝是“独一真神”——绝对不是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神,那只是原始图腾而已。在这个问题上,基督教绝对不是“宽容”和“多元”的。但是,上帝让他的独生爱子道成肉身来到人间,必然具备某一种族成员的身份。如果耶稣基督是“超种族”或“无种族”的,那么“道成肉身”的意义就会大打折扣。那么,上帝让耶稣以哪个种族的身份出现呢?人们没有想到的是,耶稣是以犹太人的族裔来到世间的。那么,上帝为何要让耶稣成为一名犹太人呢?倘若由人来对此事作计划和安排,耶稣大概会作为埃及人、罗马人或者中国人来到人间,因为当时埃及、罗马和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繁多、经济最发达,文化最先进的国家。倘若耶稣是埃及人、罗马人或中国人,不就可以带动整个埃及、罗马或中国的民众都信仰基督教吗?然后,基督教再由埃及、罗马或中国这样的大国顺利地向四周的落后地区传播,这不就水到渠成了吗?但是,上帝的心意是人所无法揣测的,上帝偏偏就选择犹太人作为他的“选民”,偏偏就是让耶稣成为犹太人,虽然犹太民族只是一个处于近东地区的小小的民族、一个在列强的包围之下连生存权也没有充分保障的民族。这个事实表明,上帝连那些最弱小的民族都不抛弃,所以上帝的爱是遍及所有人的。职是之故,旧约不仅是犹太民族的历史,更是关于整个人类历史的隐喻。它是独特的,又是普遍的;它既是关于“选民”的,又是关于“万邦万民”的。如同“十诫”一样,它是上帝通过摩西与犹太人之约,亦是与所有人类之约;它遂成为人类的第一部“宪法”,亦是宪政制度的基石。到了新约时代,所有的基督徒都是耶稣的选民,而所有的人类都可以享受上帝的恩典和慈爱。

   另一方面,就地域性而言,耶稣出生在巴勒斯坦这个亚欧非三大洲的交汇之处,本身就表明了基督信仰具有普世性。基督信仰是一种普世性的信仰,不是某些特定民族和人群的信仰,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无论是白种人还是其他肤色的人,都有份和有权获得福音。福音不是专属于某个地区、某个民族、某个时代的福音,而是超越地域、种族和时间的福音。显然,中国人也是福音的对象,上帝从来没有忘却过中国,上帝的恩典始终彰现在中国的历史当中。上帝对人类的启示有“特殊启示”和“普遍启示”两种,上帝给予犹太民族以“特殊启示”,同时也给予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民族以“普遍启示”。如果将中国的历史文化统统看作是“异教文化”,那是一种极其偏狭的看法。在中国古代的先贤老子、庄子、孔子、孟子、墨子等人的思想当中,就有不少与圣经相通的启示,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不就与耶稣所教导的“爱人如己”相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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