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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一:“我们是吹口哨的人”
·二“我们是真正的爱国者!”
·三“一分钟人”与来克星顿的枪声
·四:不要遗忘历史那黑暗的一页
·五:布什:一半是火,一半是冰
·六:公民有焚烧国旗的自由吗?
·七:看哪,那些办报纸的人
·八:劳拉:从图书馆馆员到第一夫人
·九:马车上的阿米西人
·十:美国人是公民,也是志愿者
·十一:墓碑之美
·十二:那栋朴素的小房子
·十三:记一位在“九•一一”中罹难的弟兄
·十四:瓦尔登湖:大地的眸子
·十五:威尔逊:理想主义的总统
·十六:美国作家和站在作家背后的人
·十七:希拉里:美国的第一位女总统?
·十八:耶鲁与中国
·十九:在“左”与“右”之间的美国知识分子
·二十:最好的教育是爱的教育
·《光与光的背面》后记:“八仙”还是“九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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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拒绝谎言》(香港开放杂志社)
·《拒绝谎言》目录
·包遵信序《拒绝谎言》:一个知识分子的道德良心和勇气
·刘晓波序《拒绝谎言》:在日常生活中拒绝说谎
·致中国作家协会的公开信
·就本人与中国作家协会的劳动合同纠纷致读者的公开信
·末路的狂人与末路的主义——论米洛舍维奇的垮掉
·一代新人的觉醒和受难
·丧钟为谁而鸣
·朱熔基总理,请您尊重台湾的民主
·面对中国的“国难”
·中国大地上的毛幽灵
·薄熙来的“神光圈”
·论邓家菜馆的倒调
·同胞之间的杀戮
·愚蠢的“远攻近交”
·谎言王国迫死说谎者
·"幸灾乐祸"的文化背景
·从杨子立等人的遭遇,我们如何学习“爱国”?
·流沙河笑谈“一毛”——百元人民币“变脸”
·从华国锋的退党谈起
·谭其骧与毛泽东
·为了在阳光下生活——读北明《告别阳光》
·台湾的选择
·姜恩柱的"个人意见"
·哈维尔的态度
·谁出卖了中国?
·一百步笑五十步
·中国知识界的堕落和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从身体囚禁到心灵控制——我所经历的军政训练
·从北大的堕落看中国知识分子的奴才化
·黎明前的黑暗
·俄罗斯悲剧与极权主义后遗症
·我们的尊严和血性在哪里?
·董建华的“自动当选”与香港的危机
·大陆眼中“暧昧”的香港
·李敖的堕落
·辞职的勇气与生命的价值
·从“小说反党”到“电影救党”
·毛毛笔下的毛泽东
·美国是魔鬼吗?
·义和团,还是维新派?
·真话与饭碗
·余华的奴性
·走出坚冰的金大中
·我们为什么要申奥?
·无法告别的饥饿
·“瀑布模式”的新闻
·“长江读书奖”与皮影戏
·丁石孙的风骨
·又一个“岳麓书院”?
·中国的人肉筵席
·不能沉默——就高行健获奖的声明
·被背叛的蔡元培
·守土有责与自我阉割
·中国足球:在愚昧中狂欢
·一句话里的良知
·思想札记:流星•蝴蝶•剑
·《拒绝谎言》跋:自由与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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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我的梦想在燃烧》(当代世界出版社)
·《我的梦想在燃烧》目录
·学术的虚妄
·“狐狸洞”与“包二奶”
·非洲大陆的“一九八四”——读奈保尔《河湾》
·让我们告别战争语言
·白鸽,从轮椅上飞起——评《蒋经国传》
·中国离现代化还有多远?
·什么样的作家会被历史感激?——读王开岭《跟随勇敢的心》
·讷言与话语的膨胀
·“凌辱电玩”何以流行?
·他们是伟人,更是有缺点的人——评埃利斯《那一代——可敬的开国元勋》
·高勤荣,你在哪里?
·爱,直到受伤──序曹燮《六百个孤儿的父亲──慈善家余祖亮的传奇人生》
·美国与中国,谁更「个人主义」?──读福山《信任》
·我们为什么不相信经济学家?
·什么力量比暴力更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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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的救赎与民族的救赎——与王军涛的信仰通信

来源:民主中国

    各位基督教新老朋友:

   非常感谢这两天你们与我在一起分享你们的走向神的宝贵心灵之旅,非常感谢你们给与我的关心、爱护和期望。如果让我用一个词概括我的感受,那就是震撼!你们已经把我带到神的跟前了。在这两天讨论中,我能强烈地感受到神的慈悲的爱、耐心和睿智。我知道每个人都是为了我能感受到神的爱和希望,为了我能得到救赎,而克服了自己的困难。为了不辜负你们的爱心和努力,我想,我应当诚实地向你们说明我的心境和想法;这不是自我辩护,在你们为我做了那么多后我还要自我辩护,那就真是不可救药了。你们可以将以下解释看作一个艰难跋涉的心灵的痛苦和惶惑的告白。

   尽管我说自己是个无神论者,但是如果真的深入反思自己的精神世界,让我回顾我与神的关系,我可以说,我一直感到神的存在。我从来就不是一个在人生和事业的选择中讲究唯物主义的人,也从不追求世俗的成败标准。我注重的是人生和事业的追求中的心灵品质和精神境界。我很早就与超越个体生命和物质世界的精神订立了契约。基督的故事和基督教文化(礼拜活动中的仪式和圣歌),一直对我有净化心灵的感受。现在,无论从道德和智慧,还是从审美的角度看,我都接受神的存在。这是理性意识到人的局限性后的精神选择。

   我不是理性拒绝神的存在和基督教;如果从理性出发,我宁愿接受和信奉了。真正让我感到不安的是,接受基督教信仰后导致的良心义务和实践选择,会与其他信仰的冲突和人类建立美好世界的要求的冲突。我对不同信仰之间的孰是孰非的教义争论的困惑和后果的担心,其实是不愿让我的精神纯净和宁静受到困扰。我已经感受到神的存在;我的问题是,这个神与基督教的关系及其他民族的精神文化的关系是什么?这里有两个问题,尤其让我关注。

   第一,基督教的来源是圣经。正如你们之中的一个人说过,一部圣经记述的是希伯来人对上帝的关系,订约、背叛和重新修复关系的历史。我的问题是,上帝如果是造物主,那么,在这段时间他与其他民族的关系是什么?即使在这段时间中,圣经还提到了埃及人。我最关心的是,上帝与中国人是什么关系?我是中国人,那时我们难道是被神忽略了吗?如果我们也是神的孩子,那么神给我们的指导是什么?从这个问题出发,我宁愿相信,基督教的圣经是神的存在的一部分证据,但还不是全部。我们中国,还有其他民族,也有自己的证据。在我们与神的关系上,我们其实必须作两次选择:第一次是我们是否是神创造的、被神照顾和接受神的指导?第二次是我们有的是一个神还是我们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神?在我看来,如果我们是一神论者,我们就要接受这样的解释:中华民族也在自己的历史上有自己的神的启示和文化,也是神的存在和恩典的一部分。我们会接受每个宗教和精神文化,都是神的存在、恩典和对人的照顾的一部分。如果别的神和精神文化都是异教,我们将面临解释为什么神只出现在以色列的历史中。我的问题导致一个更广泛的神的信仰。

   第二,我们与神的契约有什么具体的内容?在我们的讨论中,你们可能认为我对神采取了功利主义的态度,因为我急于想知道是否可以把基督教卷入政治选择。我同意伯笠的忠告,基督教首先是明确我们对上帝的关系,是对上帝的恩典的意识和感激。但是,在圣经中,上帝对以色列人订立的契约,不仅仅是人对上帝的一种精神状态和心灵感应,而且是要在一系列社会和政治选择中表现出对于上帝的遵从和忠诚。也就是说,神与人订立的契约,不仅仅是人对神的精神感激,还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要遵守神的旨意。例如,你们这次为帮助我而选择的《出埃及记》,就是讲述一个政治选择中如何遵从神的旨意。如果我说,对于现代中国基督徒而言,出埃及就是走出中共的统治,这并不夸张。思考基督徒与上帝的契约的社会和政治内容,需要重新制定中国基督教的agenda。其实,基督教在文明中的地位和普及程度,是与它对人们的社会和政治行为提供积极指导有关的。如果基督教仅仅是教堂中的祷告和生活中的体验,如果基督教放弃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的建设性角色,基督教的发展将会自我设限。我不是说,基督教一定要与现政权处于对抗状态;因为在基督教的原罪说看来,即使民主政体中的政治力量和人也会有许多问题。我的意思是,基督教应当积极地改进社会,与各种现实力量合作,但不回避诚实和必要的选择。在基督教健康发展的地方,基督教对于推动社会进步、在重大政治灾难中维护人类安全底限,都是最重要的力量。

   我自己在很早的时候就确认自己的使命是改善中国和中国人。到我十八岁时就确认,自由民主制度的确立是这种改善的必要内容。到八十年代末,我就知道,政治制度的改革本身,并不能提供稳定的制度环境;因此,提出政治文化作为重要条件之一;而且,我不赞成那种靠着仇恨去建立新的制度的做法。现在,我知道,基督教可以有更积极的作用。我愿与诸位一道探讨有关问题。

   王军涛

   二零零八年二月

    

   军涛先生:

   很高兴有机会与你见面并分享我的信仰历程。我是八十年代思想文化解放运动的受益者,那个时代在我的成长道路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我一直自诩为“迟到的八十年代人”。因此,我也要特别向你们这一批在那个时代作出过重大贡献的年长者致敬。

   七十年代出生的年轻一代知识分子,包括我在内,很多人成为基督徒,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中国知识分子信仰基督徒很难这是一个凝固的看法。在我个人的信仰之旅中,确实有两个最难以克服的问题:首先是骄傲,其次是罪。人最大的骄傲便是不认识神,便是意识不到自己的骄傲,这就是我在还没有成为基督徒之前的精神状态。什么时候人认识到了作为被造物的自身与造物主之间的天壤之别,什么时候人就能谦卑地来到上帝面前。而对于罪,我也是不愿意承认的,我认为自己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到达或者接近了“义”。直到某一天,当我意识到我是一个全然败坏的罪人的时候,我才认识神,也才感受到全然的幸福和喜乐。所以,我与信仰的关系,是上帝拣选我,而不是我选择上帝。如果不是凭借着圣灵的力量,任何人都无法靠着所谓的理性走向上帝,任何人都无法接受耶稣为生命的主宰,因为人类理性的有限,使得人类无法以自身的努力来与神建立起亲密的关系。

   你在信中所提及的这些问题,也是我成为基督徒之前苦苦思考的问题,经常与基督徒们辩论的问题;而当我成为基督徒之后,它们并不是在一瞬间都解决了,它们仍然作为“问题”而存在——但不再是阻拦我走向信仰的问题,相反是不断促使我的信仰得以深化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圣经与中国人关系。我在成为基督徒之前,也经常反问那些向我传福音的基督徒说:圣经与我们究竟有什么关系?圣经中一个字也没有提及中国。我还记得,当年王怡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他说,苏东坡是中国文人的典范,是他最心仪的人物,如果苏东坡不是基督徒,如果苏东坡不在天堂里,那么天堂再美丽,他也不愿意去。由此可见,中国知识分子接受基督教的一个重要障碍,是“情不自禁”的文化优越感和民族中心主义观念。许多中国知识分子认为,福音是犹太人的福音,或者是西方白种人的福音。比如旧约中的许多章节,不过是犹太民族的历史罢了,跟中国的历史没有多大关系。那么,中国人为什么要阅读、研究和接受这部分经文呢?他们进而认为,基督教是一种外来的宗教,是一种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其实,基督教并非诞生于欧洲,而是诞生于中东的巴勒斯坦地区。换言之,耶稣基督是东方人,而不是西方人;基督教不是从西方传来的,它本来便诞生在东方——这两个最基本的事实,却被许多人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上帝只有一位,上帝是“独一真神”——绝对不是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神,那只是原始图腾而已。在这个问题上,基督教绝对不是“宽容”和“多元”的。但是,上帝让他的独生爱子道成肉身来到人间,必然具备某一种族成员的身份。如果耶稣基督是“超种族”或“无种族”的,那么“道成肉身”的意义就会大打折扣。那么,上帝让耶稣以哪个种族的身份出现呢?人们没有想到的是,耶稣是以犹太人的族裔来到世间的。那么,上帝为何要让耶稣成为一名犹太人呢?倘若由人来对此事作计划和安排,耶稣大概会作为埃及人、罗马人或者中国人来到人间,因为当时埃及、罗马和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繁多、经济最发达,文化最先进的国家。倘若耶稣是埃及人、罗马人或中国人,不就可以带动整个埃及、罗马或中国的民众都信仰基督教吗?然后,基督教再由埃及、罗马或中国这样的大国顺利地向四周的落后地区传播,这不就水到渠成了吗?但是,上帝的心意是人所无法揣测的,上帝偏偏就选择犹太人作为他的“选民”,偏偏就是让耶稣成为犹太人,虽然犹太民族只是一个处于近东地区的小小的民族、一个在列强的包围之下连生存权也没有充分保障的民族。这个事实表明,上帝连那些最弱小的民族都不抛弃,所以上帝的爱是遍及所有人的。职是之故,旧约不仅是犹太民族的历史,更是关于整个人类历史的隐喻。它是独特的,又是普遍的;它既是关于“选民”的,又是关于“万邦万民”的。如同“十诫”一样,它是上帝通过摩西与犹太人之约,亦是与所有人类之约;它遂成为人类的第一部“宪法”,亦是宪政制度的基石。到了新约时代,所有的基督徒都是耶稣的选民,而所有的人类都可以享受上帝的恩典和慈爱。

   另一方面,就地域性而言,耶稣出生在巴勒斯坦这个亚欧非三大洲的交汇之处,本身就表明了基督信仰具有普世性。基督信仰是一种普世性的信仰,不是某些特定民族和人群的信仰,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无论是白种人还是其他肤色的人,都有份和有权获得福音。福音不是专属于某个地区、某个民族、某个时代的福音,而是超越地域、种族和时间的福音。显然,中国人也是福音的对象,上帝从来没有忘却过中国,上帝的恩典始终彰现在中国的历史当中。上帝对人类的启示有“特殊启示”和“普遍启示”两种,上帝给予犹太民族以“特殊启示”,同时也给予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民族以“普遍启示”。如果将中国的历史文化统统看作是“异教文化”,那是一种极其偏狭的看法。在中国古代的先贤老子、庄子、孔子、孟子、墨子等人的思想当中,就有不少与圣经相通的启示,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不就与耶稣所教导的“爱人如己”相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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