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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银波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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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给可怜可悲可恨之人的信
·清理集权统治的历史深层问题
·阻碍中国走向民主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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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地运动在中国

来源:自由圣火

    你的双脚固然可以牢牢地踩着这个国家的每一寸土地,但每一寸土地都不属于你,也不属于我,甚至不属于同样身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胡锦涛。这里的土地,被标明着“集体所有”或者“国家所有”,即使你以为你已买下了地皮,甚至拥有豪华别墅附着在上面,但你那脚下的土地仍不是你的,你只有微不足道的“管理权”、“经营权”、“使用权”。一位民国革命少年,名曰邹容,如今即有“邹容路”在重庆,但那条路不属于邹容;一位当代巨商区景泰,曾经就活在我的维权目标里,我曾为了近千名员工站在他的对立面,如今广州有一条路即是“区景泰路”,但那条路其实仍然不属于区景泰。这就是中国式的土地,没有私人的所有权,不可能成为私有财产,只有国家与集体才拥有对其任意处置的权力。果然,以国家、集体为名义,中国的圈地运动真的就爆发了。失去土地的农民越来越多,得到利益的农民却越来越少。土地的争夺,已被形容为“战争”,因为的确流过血,譬如汕尾,譬如南海。太多的群体事件发生于中国,一半以上是在农村发生的,而其起因主角则多是土地。

   土地之于农民,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份量。土地养育了世世代代的农民,农民虽然不曾希望传统的土地耕作能够致富,但至少能够得到一丝温饱,免遭饥饿之苦。农民不懂股权,内地的许多农民更不懂,因为工业化还没有完全推驶进来,《公司法》也没有取代《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农民不知道,一旦自己“洗脚上坎”,将以何维生?农村天然的东西非常多,没有煤气但有柴竹,没有自来水但有井水,自己可以喂猪、喂鸡,可以产麦种稻,可以不必到集市购买蔬菜、水果,这一切都可以自给自足。一旦远离农村,进入另一种社会秩序,空间便骤然紧张了,一切都需要拿人民币来交换,每个月都需要考虑杂七杂八的各种公家费用。农民害怕到电信局缴纳电话费,害怕到供电局缴纳电费,害怕到广电局缴纳闭路费……,但凡与公家发生牵扯的费用,农民都害怕。倘若是小病,农民可以在药店赊账;倘若没有大米,农民可以到邻居家去借。总之,这里的人喜欢自然,喜欢悠闲,喜欢不受强制约束,喜欢那种不由钱来完全说话的生存氛围。

   农民离不开基本的生存条件,譬如有50万元的农民也宁愿把楼房建在农村,更不论那些在贫困线上徘徊的大多数人之保守。这保守,是基于城镇生活的成本太大,自己又无力适应当中的技术要求、聘请条件。他们热爱自给自足。就如富翁的理想是挣足钱以后环游世界,在海边沙滩晒太阳,这样的富翁完全不了解那些生活困苦的人为什么总是懒洋洋地躺在沙滩上。但是,困苦者会这样告诉富翁:“你的理想我已经实现,因为我现在已经在晒太阳。”中国的城市化运动,终有一日会令人窒息,无论它使多少人从农民变为非农民,到某一天,城市化会反过来成为城郊化、农村化。人们在钢筋、水泥、汽车、地铁的空气中呼吸,心中却会思念真正的原始绿色。而我,此刻就在这种原始绿色之中。土地的丧失,将彻底改变这种绿色。这绿色的背后,意味着生产力的落后、交通的受阻、贸易的停歇、高端的无涉。农民希望有钱,希望摆脱贫穷,希望创业,赚够人民币,有自己的楼房,有自己的汽车,有自己苦涩命运的脱胎换骨。因此,不少人对于土地的丧失表示理解,这样的人尤其在年轻一代之中占据主流。

   这是新一代的农民。“农民”之于他们,只是户口簿上规定的人种类别,没有城市的福利、保险及其余特权。他们不懂庄稼,厌倦鄙视传统耕作——他们会理智到以工资来计算农民的不值。譬如,他们会看到70多岁的老人还要挖土、翻田、播种,年轻人会这样告诉他们的父母:“看吧,如果老人累出病来,那么医疗费将是这些庄稼所卖不出来的。”他们从各个外省归来,穿着运动鞋、皮鞋,套着够酷的牛仔裤,连扛着锄头、背着背篼也觉得滑稽。他们甚至不知道南瓜苗、丝瓜苗、苦瓜苗的区别。老实说,他们也不想懂这一切,他们的父母之所以辛苦供养他们,其目的也在于寄希望于他们不要过上一代人的生活。年轻一代已经懂得各种手艺,每天几十块或者百余元的工资就已足够。就算是进厂从事工资超级低廉的工作,每月只有六七百块,也比种庄稼强啊。他们不必去思考怎么运用土地,不必懂得农民单纯依靠土地的致富之路。他们就想保持目前这种状态:倘若贵阳工资低就到厦门,倘若厦门消费高就再回到贵阳。本来,这一切原本都是那么平静。家里的父辈想做庄稼就做,不想做就做点蔬菜,让田荒着,甚至可以不养猪(仔猪价格已高到不能忍受),外面自有子女挣工资寄回家,两代人彼此配合,家庭在和睦平静中度过。

   然而,现在这一切都将改变。无论是高层政府工作报告,还是各级人大决议,抑或媒体铺天盖地的经济改革舆论,说到底,这改革的目标已经冲击到农村的每一寸土地。当你今天还站在你家门口歌颂“我爱你,我的家”,明天推土机就说不定开了过来。你那留着诸多故事、情感的家园,将在不费吹灰之力的情况下,轰然倒塌,推成一片废墟,压成一摊烂泥。你的眼泪没有价值,你的愤怒无人理会,你是弱势的一代,在你还没来得及理解这个国家的专制强权之时,在你还没有激起任何抗争运动之时,你的家园就丧失了。警察,或者当代土匪,会跑过来教训你:从现在开始,请你离开这里,因为你已不适宜在此居住,否则就是非法。这种感觉,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在一刹那间变成狗屁的感觉。一些中产阶级会告诉你:“其实我们也不安全,钱不要赚得太多。我们了解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嘛,共你的产,是这个党的本性。”你很快就会陷入无助,大家都在喊“不”,甚至跑到各政府部门控告,但被拘留,跑去拦截公路汽车,你还是被拘留。不要扰乱社会秩序,不要跟政府作对,不要不知好歹,不要“扭倒费”,你的一切已被人“代表”了,那代表着你的,就是你们村的干部,就是我们政府。你痛苦,被人强暴了还不能哭、不能闹,更没有人为你主持公道。

   农民在抗争中妥协,也在妥协中抗争。他们从起初的拒不接受转变为接受,但又提出自己的条件:土地价格必须再议。这样的价格,必须是此时此刻国家出台的正规法令所定。究竟征收一亩土地要补偿多少钱?究竟安置过程怎么处理?如何解决失业问题?尤其是原本就贫困的家庭,民政部门应该如何额外解决?农民无奈,他们想尽办法去维权,而自身阵营则分化得极其严重:一部分成为政府帮凶势力,一部分成为闭口不谈的沉默者,只有极少数人光明正大地控告着,就如革命的首领。他们找尽了所有人求助,譬如官员、律师、记者,甚至动不动就要上升到对国务院、党中央的呼吁请求——他们总是寄希望于高层:“中央是好的,是地方把问题搞坏了。”可是,极难有高层的任何回音。律师不敢动案件,因为熟知潜规则的人,都知道他们的对手不是政府,不是企业,而是农民。如果这里有10,000个律师,那么9,999个律师都不愿意为农民代理此等案件。记者会被挡回去,上访者会被截回来,一切的体制诉求渠道都被封死了。那是一张无限大的黑网,你刚有所动作,立即就被知晓,而后被制止、警告、威胁,甚至打击、报复。不反抗的人会接受微不足道的补偿,反抗的人则一分钱都不会拿到手中,只要你不在《土地补偿协议》上签字,那么你就是那张黑网的敌人。

   我们眼睛能够看到的,是贫瘠的土地,是弱势的人们。农民深深地依赖着土地,这是数千年之传统,这是数千年的生活之道。土地的丧失,意味着巨大的企业开工,一切与城市相仿的酒店、宾馆、超市、贸易城、批发城都会产生。昔日的农民要改变一切,被强行要求融入到这种与他们切身利益无关的经济建设之中。他们只能照样当着农民工,而且是外地的农民工,只有凭借贷款、借钱、打工,才能维持生存。如果我是政府要员,我必须明确这将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这样的工程是行政范围之内的,必须传授农民再就业的技术,尽力协助一部分有创业实力的人。但是,我们在大量的土地案件中看到的是:政府插手于土地的征收工作,将原本应由企业与具体农民谈判的事情,转化为政府直接与村干部商议,搞“秘室政治”,并由村干部强行“代表”所有农民的意志,签订协议。政府从中赚取大量非法收入,并对当中的反抗者予以暴力镇压、刑事处罚,而且对弱势者的生存持极其冷漠的态度。在这样的情况下,农民因土地而维权,走向地下,成为仿照“地下党”式的维权运动者。不用说国家体制、地方作为已经足够给他们施加压力了,就连农民自己本身的受教育程度不高,也在表达不清、手段乏新、信息空缺的恐慌中,乱手乱脚,苯手苯脚。当年广东的“太石村事件”,倘若没有郭飞雄这样的人物,便根本不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力。

   圈地运动在中国的性质,大家已经看得很清楚。那就是,在推进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土地作为可以带来巨大差价及其余利润空间的焦点,成为弱势农民与强势政府及暴富财团之间斗争的导火线。就斗争渠道而言,农民几乎被赌死了一切。到最后,忍无可忍的农民选择了群体的力量,迫于无奈地走向体制外抗争。这种绝望后的铤而走险,倘若没有外力相助,极易爆发暴力冲突,乃至革命。有人已经把这样的问题上升为“土地保卫战”的程度,这跟事实也确实相符,其剧烈冲突将引发一切立法者及关注中国前途者对土地所有权的重新思索。倘若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土地仍然不能私有,那么农民的土地就会一直廉价下去,任何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人,都可以借助政府的权力之手,购买大量土地,而后重新建筑一切,再以常人无法接受的价格大行出售,最终将巨大差价收入囊中,并与得力权贵共同分享。这种行为,已经构成对国家的抢劫性质、豪夺性质、分赃性质,在剥夺底层人的生存权的同时,也制造了底层的强烈怒火,制造了自身的致命敌人。任何利润只要超过成本200%的交易,都会酝酿战争,酝酿灾难,酝酿惨剧,这包括毒品,包括盗版,包括黄碟,更包括土地征收。权力的黑手,暴利的肮脏,已经严重染指于国家层面,这样重大的问题,无论如何也不能叫“正常”。

   当前最实际的问题,一是确认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二是重新估评土地征收价格与租用价格,三是立法制约政府权力黑手过分插手其中。在广东,我看到部分村庄将土地折为股权,真正以土地入股,村民月月享受集体利益分红。重庆也曾提到以土地入股,这种思路值得考虑。那种将所有土地一次性卖光,而后永远不再与经济发展有丝毫关系的做法,将使社会产生大量的无业游民、激进人士。这样的矛盾一旦尖锐到极限,全盘崩溃,那么“土地保卫战”就将上升为真正的暴力革命,而这革命的目的,可能就是要让土地重新回到自己手中。事实上,三门峡库区的农民已经这样提出来了,他们否定土地属于国家、属于集体,直接说土地“就是老子的”,强行征收土地就意味着野蛮抢劫,所以“老子就要跟你拼命”。别在意那个“老子”的称呼是否恰当,已没有比这更直截了当的口号了。管你左一个“国家”右一个“党”,左一个“政府”右一个“防暴部队”,这样的农民反正已经产生了,他们不想被出卖,不想被边缘,不想被欺压。这不是毛泽东时代,人们不再单纯到接受洗脑与改造,不再幼稚到甘当奴颜婢膝的奴隶,他们要站起来宣告自己的意志。我也是农民的后代,太理解这种呼声的沉重份量。念此悲愤,高层政府已不能再纵容黑权、暴力及暴利的泛滥,别硬撑了,趁早积点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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