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争鸣
[发表评论] [查看此文评论]    刘新亮
[主页]->[百家争鸣]->[刘新亮]->[中国文化论(第八章)]
刘新亮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
·六、四的前因后果
·新春献词
·中国文化论
欢迎在此做广告
中国文化论(第八章)

    第八章:正德与道德
   
   中庸对正的坚持,是秉承天道观的认识论基础而为道德文化提供成圣的根本方法。成圣是中国文化的文化方向,是以理想的观念形态来规制和改造人及社会,以建立理想形态的社会秩序为目标的总的文化价值取向。这种成圣文化所追求的是社会功能的理想化,而不是个人价值和个人精神的理想化。但是其所依据的却是个人内在的善性,是以张扬个人内在的善所表现出来的德为手段的,这种善德是个人内在需要的外在表现,其对象、程度、方式等都是以个人的方式由个人决定的,这种纯粹自由的个人道德很难满足理想化的社会功能要求。天道观以这种善德来建立理想社会,就不得不对善德的个人性质进行改造,使个人性质的善德转化为为满足社会需要的正德,并将之确立为个人善德的社会标准。
   一 、中国道德的起源及其演变
   (一)、道德的产生

   在原始时代,由于生产力低下,自然界几乎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着无限威力的,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相对立,人只有加入社会,接受社会的约束,服从社会的需要,才可能与恶劣的自然环境相抗衡。因此人们在自然的压迫下结成一定的氏族集团,形成一定规模的社会。在这些社会中,源于生存利益的各种矛盾便产生了,从而产生了调整各种利益关系以及对个人行为进行规范的需要,这个需要就是后来被称为道德的最初的社会需要。为满足这个需要而建立起来的以自律性为主的习惯,就是原始氏族社会的秩序规范,道德就产生于这种个人融入社会的内在需要。在这里,社会同样是一个异己的力量,只是社会的异己性在性质上和程度上不同于自然的异己性,自然的异己性是爆烈的,具有毁灭性;而社会的异己性是温和的,是为着人自身生存需要的,只是一种压迫性。但是中国原始社会最初起源的并不是道德,而是以中和正为核心的秩序习惯,是以利益划分向中趋近,以社会中和为目标的正的规范。当时的正的社会秩序规范是以自律的方式来推行的,这就使正具有了道德的基本性质。
   中国社会最初形成的自律性习惯是生存所需要的社会共生性基础——人性之正,而不是人性之善,善并不能满足社会共生性要求,只有正能够满足共生性要求,因为人性之善是由个人的自由意志支配的,个人自由意志是不能支持社会共生性要求的,只有约束个人自由意志,并将个人意志束缚在社会中和即正的意志下,才能满足社会共生性要求。因而最初的自律性习惯是正德而不是善德。善德的产生是在社会生存方式从狩猎转入农耕之后,是在农耕条件下物质资料相对有所剩余之后产生的。孝德是在农耕生存方式稳定之后,随着人口增加、人口结构复杂化后,人们对血缘伦理、家族、家庭等相互关系认知的深入中逐渐产生和形成的。孝德是家族、家庭内部相互敬爱、抚爱的原始自律性习惯;善德是家庭、家族对外的自由意志之下的非自律的、非习惯的自愿行为;正德是社会结构性的自律性习惯,是一种秩序规范。
   在原始时代,由于人们的思想意识和需要比较简单,因而社会结构,社会功能也比较简单,在这个时期所产生和形成的自律性规范基本能够涵盖人们的思想意识和需要,也能够涵盖社会结构和社会功能的需要。进入私有制社会后,国家机器的产生,社会政治等级制度的产生以及人们思想意识的进步,使社会结构和社会功能也随之复杂起来,同时也使社会需要复杂起来。这种复杂起来的社会,不仅需要伦理道德,还需要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社会秩序制度以及礼仪规范,思想意识规范等等。但是,由于中国社会进入私有制社会太早,限于当时的认识水平,对复杂起来的社会功能、结构和需要不能产生全面而系统的认识,因此这个时期出现的各种制度和规范,只是在天命思想支配下以强权而为的本能应对,只是占社会主导地位的权力私有者们的需要和意志的一种本能应对。事实上,中国私有制社会的出现早于文化文明的出现,可以说是私有制促进了文化文明。
   (二)、道德发展中地位的几次提升
   1、道德的第一次提升
   在殷商王朝末期,由于商纣王的暴虐无状,其行径与正的社会规范要求背道而驰,使社会的各个利益方面受到损害,严重破坏了社会中和——正。因而西周部族的首领周文王欲取而代之,但是当时的社会是在天命思想的统治之下,殷商王朝将天命与其自身血统联系在一起,以天神之子自居,人们由于惧怕天神而不敢反抗,因而西周部族必须破除殷商统治者与天命的血缘联系思想,才能够号召民众进行革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要否定天命的存在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所有的人都相信天命,惧怕天命,因而只能对天命思想进行重新解释,在这个解释中,将人性观中的善与社会规范要求的正以及血缘伦理结合到一起,以善为正的基础,以血缘伦理为正的外在表现,将天命意志及其规定性归结到三者结合而形成的德上,以这种德作为天命受载主体,从而阻断天命与殷商统治者的血缘联系。所谓皇天无亲,唯德是辅。这一解释使德成为了正的外在表现,使德的地位得到了大幅度提升,成为了社会统治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依据。这种提升随着西周革命的成功而成为后世所遵循的德的主要观念意识。
   2、德的第二次提升
   春秋战国时代,儒家学说及其教育的兴起,使德在内容和体系上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是德的第二次大提升。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整合时代,是一个加油站。在这个时期出现的儒家学说,将上古时代关于礼、仁、德、民等思想全部继承下来,并加以捶练、整合、提高、发展成为一个体系较为庞杂的学说。这个学说极大地扩展了德的范畴,是一套治寡止乱的政治学说。它将礼、仁、民等思想融入到德观念,将礼解释为德的外化形式,力图以此建立一套完整的社会秩序规范,以结束社会纷争,恢复社会稳定。但是,儒家学说在当时只是一家之说,并不是社会普遍遵循的思想行为规范。它对德的提升,只是将德在体系和方法等方面在思想意识上进行了整合,为社会在思想行为上对德的普遍遵循完成了最后的理论准备。
   3、德的第三次提升
   西汉王朝第五代帝王汉武帝刘彻提出以德治国,并采纳博士董重舒的建议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从而开创了儒家道德学说称霸中国文化两千多年的历史。这是中国文化中德的第三次提升。这次提升使儒家德学说与统治权力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中国独特的道德文化,使道德成为统治权力的附庸,为统治权力而服务。儒家道德学说的目的性与统治权力的目的性完全一致,是这一结合以及历朝历代沿袭不衰的政治基础。从历史来看,儒家学说是一个成圣学说,是一个树造权威的学说,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最高统治者所需要的就是权力的权威性,以镇摄诸侯们的野心,维护其统治的稳定与平安。历史证明,儒家德学说与统治权力的结合是真正完美的结合,儒家德学说的设计者和创造者们,在设计和创造的时候就将统治权力作为其推行的根本保证,没有统治权力的保障,其自戒、自律、自省、自克是不可能被全

©Boxun News Network All Rights Reserved.
所有栏目和文章由作者或专栏管理员整理制作,均不代表博讯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