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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法院提审

——一段抹不去的记忆(十四)

刘京生

   我一直相信人心是善的。只不过现实的残酷使人的善良被隐藏了起来。人们不敢善良,不敢真实,皆是因为,善良与真实是会动摇专制体制,动摇以谎言起家的政权的。

   自然界有春天,法制也有春天,只是在专制下,法制的春天转瞬即逝,匆忙而短暂。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唤醒了公检法人员的良知,他们谨慎的履行自己职责,不想成为历史罪人。

   被法警领进法院后(没有使用“押进法院”的确是由于当时的法警颇有怜悯之心,可惜,“领进法院”成为永远的记忆)看到的第一幕被永久的定格在脑海。一位披着军用黑色雨衣的高挑男人在楼梯上回头看了我许久,我感到奇怪,我不认识这位,他为何看我那?答案很快就有了,他叫焦志刚,是提审我的书记员。主审法官叫张笑先,又是一位女性,四十多岁,有慈母般的面容,也有职业的威严,生气的时候,也会职业性的拍桌子,不过,她的几次生气皆是要提醒我:别自己给自己定罪。

   法提在现在看来不过是走一个程序,不翻供最多一个小时解决问题。可当年我被提审了六,七次,每次都要不断的重复一些细节问题。我当时真的很不理解,心中暗想,莫非这个主审法官还要弄出些我没有交代的问题?

   张主审问我:“你犯了什么罪?”我答:“反革命。”我听了预审的真心劝告,相信好的态度会换取从宽。张主审继续问道:“你的思想什么时候开始发生变化的,我们查阅了你的卷宗,你们全家都是党员,唯独你不是,可我们不理解,你为何要反党那?”我稍稍考虑片刻,就对她讲述了一段当兵时亲眼看到过的穷人的孩子掏猪食的真实故事,讲到动情处,我都流泪了,言语也变的断断续续,这可绝对不是装的,我可不是天生的演员。回味到此刻,猛然间想起刘荻对我的一番评价:感性之人的慷慨之言大都不可信。我却以为:感性之人的慷慨之言在说话时是可信的,是一种真实心境的表露。感性之人大都不会掩饰,如果会掩饰,也就不是真实意义上的感性之人了。只是,换了一个场景,换了一份心境,感性之人也会说出完全相反的慷慨之言。

   女人喜欢流泪,男人不太喜欢。但是,男人的眼泪要比女人的更有穿透力,尤其在面对女人的情况下,男人的眼泪更珍贵。我不知道,我的眼泪是否左右了最终结果,但我确定,主审法官对我的好印象,绝不会来源于法律。

   主审法官问道:“你为什么哭,为了那群掏猪食的孩子,还是想到了患病的母亲?”这句话问的有些无厘头,我们不是正在谈那些孩子吗,转念一想,我又何必那么高尚,就算是为母亲吧——为了母亲也会流泪。我看了看她,回答道:“我母亲五十多了,又有病,怕见不到了。”主审法官安慰道:“怎么会,五十岁,很年轻,人生还长那。”可我却在想:十五年后,她老人家还年轻吗?

   主审官又问:“你为何反马克思?”我答道:“我没有反,我只是不了解,中国人有多少翻看过马克思的书,连看都没有看过,为什么要他们信?”主审官说道:“不信可以,但不能反呀。”要的就是这句话,我马上答道:“我从来没有说过反马克思呀,我只是说过,我不信,我不了解怎么信呀?”主审法官无语,转移话题道:“你反华国锋,邓小平吗?”我答道:“不反呀。”她又问:“那你反谁?”我答:“汪东兴呀。”(感谢看守所提供的唯一一份《人民日报》,从那里我看不到汪东兴的名字,他似乎在一夜之间从政坛上消失了)她不解道:“为何?”我答道:“叶剑英说,中国经济现在是历史上最困难的时期,就是说比三年‘自然灾害’还困难,我经历过自然灾害,是要饿死人的,可就是在如此困难的时期,汪东兴却要大兴土木,在中南海盖副总理楼,他这样做,是为国家,为百姓吗?”“你怎么知道的?是道听途说?”“不是,有确切消息……”话到此,我马上打住——又走嘴了。正在担心她追究,她却不再问了。其实,那是公开的秘密。一系列与案件无关的问话结束之时,主审法官突然拍桌子大声问道:“那你反什么革命了?”我被惊呆了,惊的大脑一片混乱——对于这么明显的提示,我却误以为她是在告诫老实点,别找出这么多借口为自己的反革命行为辩解。我私下抱怨,女人怎么这么喜欢莫名其妙的翻脸——刚才还谈的好好的为何突然就要发脾气?

   现在的主审法官在如此正式的场合还有这种闲情逸致吗?还问你的主观动机:为何反党,为何反马克思,为何反政府吗?没有了,不是他们真的认为你就该是个罪人,而是,专制的铁幕下,容不得“吃里扒外”之人——想跟老大混,就要死心塌地。

   后来得知,主审法官之所以问这些与案情无关的事和突然之间的拍桌子就是要推翻检察院的结论并告诉我:你傻呀,没有做反革命的事,却偏偏要自己承认。法院认为:刘京生只是一叶障目(法官说道一叶障目时还问道,知道什么叫一叶障目吗,就是一片叶子挡住你的眼睛使得你看东西片面),属错误认识问题。当然,法院的这个结论张笑先法官是不敢一人做主的。

   那是最后一次法提,提审的人也不再是张笑先与焦志刚两个人。正面依旧端坐着主审法官与书记员,两侧加了两排桌子,两排桌子的后面多了五个人,男女都有,目光威严。主审法官严肃的说道:“刘京生,我们今天再重新捋一下你的案子,希望你要实话实说,不要有丝毫隐瞒。”事实部分一蹴而就,到了为何“反党”为何“反马克思”,为何“反政府”时我出言谨慎,生怕再引来法官的怒发冲天。我想弄个好态度,得了,别再为自己找那么多借口了,反就反吧。可是,主审法官却一再引导我,引导我重复那些曾经与她说过的话,引导我说出最初的思想变化来自于当兵时看到的那一幕——孩子掏猪食。我说了,但是,这次我没有流泪。整个过程,多余的五人一言不发,就像是个旁观者,可就是这些旁观者,做出一个重要决定:驳回检察院起诉,理由是:刘京生没有反革命的主观动机。

   不久检察院的吉霞云来到看守所,从监室提出我后,对我说道:“经过法院认真审理,我们(这里的我们使用的有些别扭)决定撤销对你的反革命起诉书,而以盗窃罪起诉你,你有什么意见吗?”“没有,没有,谢谢,谢谢。”这太令我感到意外,我都自己认了,人家却要给我翻过来。也只有在此刻,我才最终理解了,张笑先法官为什么要对我拍桌子——哪有你这么傻的,老实的有些过分。

   如果定我反革命罪,要判上十五年,最初他们是想那么判的,杨光也要判上十五年,魏京生在死刑与无期徒刑之间摇摆不定。这个说法是准确的,也得到公安、法院一些人士的证实。我真的不敢想像,十五年后,我会怎样,家人会怎样,朋友会怎样,社会会怎样,总之,十五年是个恐惧,是个未知,是个不敢面对的数字。当我在电视银幕上看到对魏京生十五年的判决时,我的腿真的哆嗦了——魏京生怎么选了我这样一个同案,他坦然面对,已经获得自由的我,却在胆怯。幸好,我不是反革命了,检察院的起诉书已改为了盗窃罪,我清楚的知道,依照此罪,我最多服三年刑。

   九二年我又一次面对法官,我不认为我遇到了一个坏法官,可结果却截然不同——我终于被判了十五年。我以为:我没有理由指责任何个人,只要有条件,所有的法官都会善良的将爱撒向人间。

   2008年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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