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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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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正日讹诈胡锦涛
·掉书袋子和以文载道——狱中读书随想
·个人自由在中国近现代的缺席
·中国特色的发展观之弊端
·野蛮的制度性割喉
·孔子跑官与娼优人文——狱中重读孔子行迹
·为“世纪中国网站”送行
·不断蜕变中的中共独裁
·扼死新闻喉咙的恶法——评《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
·孔子的诲人不倦和删诗——狱中读孔子行迹
·中共为什么替真主党卸责?
·中东和平与消除“国中国”
·向敌人学习——苏格拉底的爱国主义
·从禁令封口到恶法禁言——再评《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
·中国权贵的暴发户心态
·从革命党到利益党
·希望国内维权远离境外的暴力或政变等煽动
·回应呼吁国内“见坏就上”的高寒
·邪恶与无赖莫过于金家政权
·俄罗斯的沉重新生和中国的腐朽权贵
·从太监党到秘书党
·从办事处现象看中国的合法腐败
·知识人的乌托邦和野心家的工具————狱中读《俄国知识人与精神偶像》
·混世魔王毛泽东
·民间娱乐恶搞红色经典
·白痴官员“恶搞”中共
·“色搞”泛滥的中国(之一)
·崩溃论与稳定论的互补
·胡锦涛漫画事件的背后
·特权福利与两极分化
·“色搞”泛滥的中国(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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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极权式腐败——为毛泽东死忌三十年而作
·孔子编史与中国的避讳传统
·从王朔式调侃到胡戈式恶搞——兼论后极权独裁下的民间笑话政治
·从陈良宇案看官权对民财的掠夺
·国际社会的无能纵容出朝鲜核爆
·跛足改革的“竞次主义”
·从中共党员到中共体制的叛逆者——悼念林牧先生
·金正日激怒了胡锦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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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自杀与毛式暴力美学
·掠夺老百姓活命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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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权面对利益党的自我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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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泾浜加奴才相的十博士生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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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国崛起的背后
·继承赵紫阳的政治遗产——赵紫阳去世二周年祭
·找不到方向的胡温政权——比较《大国崛起》与《居安思危》
·出版自由之敌的龙新民和邬书林
·公然作恶的中共广电总局
·从禁书看中共的合法性败血症
·与其高调说民主 不如低调做民主——俞可平现象观感
·从俞可平、吴思、刘军宁看普及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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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左喻权域的野蛮和癫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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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权法》对民权扩张的意义
·为王小波去世十周年而作
·温家宝“融冰”仅是表象
·叶利钦——极权帝国的终结者
·中国自由主义的当代困境
·马英九可能败在连战手中
·被两次扼杀的生命——有感于大连警察开枪杀死三个平民
·从一无所有到全民炒股
·向马力先生推荐《寻访六四受难者》——六四十八周年祭
·政治奥运在北京
·官权“明抢”与广西计生风暴
·那个春天的亡灵——六四十八周年祭
·6月3日晚丁子霖夫妇和徐珏女士前往木樨地祭奠爱子亡灵
·历史真相与六四正名——六四18周年祭
·天安门母亲的诉求与转型正义——“六四”十八年祭
·虚幻盛世下的尊孔闹剧
·司徒华先生:有尊严地回乡(《单刃毒剑》大结局)
·王朔挑战电视剧审查腐败的意义
·从全民炒股看中国人的癫狂
·别跟我说“黑窑奴童”惊动了胡温!
·就“黑窑童奴”向胡温中央问责
·斯大林的残暴和女儿的背叛
·我看回归十年的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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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人无自由,藏人无自治

   
   始于3月10日的西藏危机,至今仍然是世界关注的中心。如果胡温政权不能妥善回应,藏人的反抗和国际社会的谴责,必将伴随到北京奥运的结束,北京奥运也将变成世界认同度很低的奥运。现在,奥运圣火在境外传递的艰难旅程,已经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不错,中共政权可以靠强力平息大陆境内的藏人反抗,也可以利用大汉族主义取得多数民意认同。通过对3?14拉萨骚乱的掐头去尾的孤零零展示,通过单方面放大西方媒体的某些失误,通过“反分裂,护圣火”的舆论动员,更通过严格的新闻封锁和单方面宣传,中共当局已经成功地把西藏危机转化为极端民族主义的狂潮。把自由与独裁的政治冲突转化为汉藏的民族冲突。但中共无法消除境外藏人的反抗,也无法取得国际主流社会的认同,更无法消除西藏困境之根源,正如现政权无法消除整个中国的深层危机一样。所以,中共在国内取得的这些优势,不过是鼠目寸光的权宜之计,只有维护独裁体制的暂时之功,而无助于多民族中国的长治久安。
   

   外界普遍认为,在此次西藏危机之前,达赖喇嘛的特使与北京相关官员进行过六次对话,而现在,爆发于中国奥运年的西藏危机,对胡温政权来说无异于“砸场子”,给风光无限的“国际大PARTY”填堵,必然加深了北京对达兰萨拉的不信任乃至仇恨,使西藏问题的解决变得遥遥无期。
   
   在我看来,西藏危机的根源也是中国危机的根源,大一统与高度自治的冲突,实质上是独裁与自由的冲突。西藏危机延续到今天的最大危害,不是汉藏之间的冲突和仇恨的加剧,而是民族冲突遮蔽制度之争。就当下中国的制度现实和胡温政权的执政策略而言,即便没有此次危机,中共也决不会接受达赖喇嘛的“不谋求独立而只要求自治”的中间道路。如果胡温答应了达赖喇嘛的“高度自治”,也就等于中央政府向西藏出让了治权,使大陆地区出现类似香港的“一国两制”,这是胡温政权难以接受的。
   
   而西藏问题,既不同于香港,更不同于台湾。
   
   台湾的治权脱离中国中央政府已经百年。即便1949年夺取大陆政权的中共也从未治理过台湾, 台湾在国民党政府的治下,不但有独立的外交和军事,而且保有联合国成员资格直到1979年中美建交。现在,台湾已经完成了政治制度的转型,拥有基本人权和日益完善的民主制度,台湾总统来自2300万台湾人的直接选举,北京就更无法染指台湾的内政、外交和军事。
   
   香港的治权一直操控在港英政府的手中,1997年的回归大陆也仅仅是主权意义上的回归,而香港的独立治权由“一国两制”来保证,其经济、政治、法律等基本制度还是港英政府留下的,即便回归后的特首需要北京的点头,但特首必须由港人出任,特区政府也是独立治理香港事务。何况,香港还拥有不同于大陆的市场经济、独立司法和新闻自由。
   
   而西藏,如果说,截至1959年前西藏治权还部分地掌握在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的手中,多少还有点“一国两制”的味道,那么,1959年之后的西藏已经彻底丧失了自己的治权,十四世达赖被迫流亡,十世班禅被软禁在北京,中共中央强行夺取了西藏的治权,派往西藏历任党委书记就是这种治权的具体执行者。从此以后,藏人也像汉人一样,不仅必须臣服在中共独裁的治下,而且也经历了汉人所遭遇的人权灾难,特别是在文革时期,藏文化和藏人所遭遇的大灾难决不次于汉文化和汉人,藏人的活佛、贵族、商人、艺人、藏医等被批斗被游街被殴打被囚禁甚至被迫害致死,十世班禅喇嘛就被囚禁了将近十年,汉人的走资派和社会名流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
   
   改革开放以来,汉藏民众都经历过八十年代充满希望的时期,也都在1989年经历了喋血的惨剧,经历了八九后的强力镇压与金钱收买。现在,虽然汉藏两族的经济都有了很大的发展,民众的物质生活也得到提升,起码不必像毛时代那样为起码的温饱而挣扎,但是汉藏民众仍然都缺乏基本的人权,藏人所没有的各类自由,汉人也没有。达赖喇嘛无法回家,六四后流亡海外的汉人异见者也无法回家;西藏当局对付达赖喇嘛的手法,也被用于对付汉人的法轮功和其他民间宗教(比如,逼迫藏人诋毁达赖喇嘛,逼迫法轮功信徒诋毁李洪志)。
   
   汉藏的民族冲突是表层,独裁与自由的冲突才是深层,是实质。汉藏民众共同面对同一个独裁政权,藏人所面对的主要问题,也是汉人面对的主要问题,在此次危机中,当汉族民众在互联网上向达赖喇嘛大吐口水时,遮蔽的恰恰是汉藏民众最真实的处境——我们都是独裁制度的“囚徒”。只要汉人还处在无自由的独裁治下,藏人也不可能先于汉人获得自由;只要内地民众无法获得真正的民间自治,藏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民族自治。
   
   所以,西藏问题的解决,在根本上有赖于整个中国的政治体制问题的解决。不管西藏问题的未来解决采取何种模式,整个中国的民主化都是必须的政治前提。达赖喇嘛与胡温的真正和谈能否开启,开启了能否谈出具体成效,不取决于北京与达兰萨拉之间的关系如何定位,也不取决于西方社会的外部压力,而是取决于大陆内部政治改革进程,中国的政治改革真正启动之时,才是北京与达赖喇嘛谈判真正开始之日。
   
   一句话,汉人无自由,藏人无自治。
   
   反过来也一样,藏人无自治,汉人无自由。
   
   2008年4月10日于北京家中(《观察》2008年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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