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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康正果《我的反動自述》

和諧社會 談何容易
   ——從康正果回憶錄看中共播種仇恨罄竹難書——
   在中共十七大召開前,一群土改受害者的後代上書中共中央主席胡錦濤與聯合國秘書長,要求為五十年代初期中共殘酷殺害二百萬無辜的地主這一慘極人寰的暴行討回公道,此舉對胡溫鼓吹之建立「和諧社會」是一個嚴峻的考驗。
   自一九七八年以來,海外傳媒上刊載之控訴文革的文章鋪天蓋地,可是揭露五十年代土改、鎮反時中共滔天罪行的文章卻如鳳毛麟角,這是因為文革受害者多為知識份子,文革結束後他們離開中國大陸各自撰文口誅筆伐,形成了一股聲勢。然而鎮反、土改受害者多數已死於暴政,其後代也甚少奔赴自由世界,所以,土改真相見之於文字的至今僅有弋夫的《非類》、陈沅森的《佛懷煽仇錄》以及現任教於耶魯大學的康正果教授所撰之《我的反動自述》。
   酷刑折磨後槍決二百萬地主
   康正果祖祖輩輩都是虔誠的佛教徒,其祖父康寄遙在京師大學堂讀書期間加入了同盟會,寫過反清的詩文。辛亥革命爆發後,他輟學回陝,在臨時軍政府擔任要職,從臨潼鄉下一介貧寒的書生一躍而為省府大員,遂置辦了西安東關的大院房產以及修行念佛的寂園。袁世凱當政後,他避居上海租界多年,辦報紙鼓吹實業救國,還接觸過孫中山與陳獨秀,印發過宣傳布爾什維克革命的小冊子。二十年代初,返回西安後便完全退出政治活動,真心誠意念佛弘法,參與慈善賑濟,興辦教育,募款修復佛寺,故在西北地區佛教界享有盛名。
   一九四九年五月廿日,共軍攻佔西安,隨即開展土改運動。祖父被劃為地主,工作組勒令他贖回以前賣掉的土地,祖父無奈只好賤賣掉東關的老屋,拿賣房款交給工作組分配給貧僱農。幸虧當時在西北行政區任要職的青海活佛喜饒嘉措出面保護,祖父才保住了十幾畝地的寂園。為了解決大家庭的吃飯問題,他不斷變賣家產。中共當局為了向外賓裝點門面渲染它的「宗教信仰自由」,乃安排他擔任西安市政協委員,以疲勞攻勢來清洗他的舊腦筋。然而,康正果的外公就沒有那麽幸運了。土改結束後,外公外婆從城裏搬回長安縣農村的故里,為陪伴年邁的父母而頂了地主份子的帽子,此後一直叫村裏幹部整得苦不堪言。康正果記得他有一次隨奶媽回娘家時,親眼目睹村民鬥爭地主的大會,一些二流子逼迫一名地主踩到側立的兩塊磚頭的側棱上,地主還沒站穩,民兵就上前一腳把磚頭踢倒,隨著一聲脆響,地主重重摔倒在長滿青苔的地上。但圍觀者並不滿足,他們再次逼他踩上磚頭,又弄得他摔倒在地,如此反覆作弄,直摔得那地主鼻青面腫,一道殷紅的血從太陽穴流下,最終一槍斃命。那時許多僅擁有幾畝地的土財東都在失控的群眾鬥爭中死於非命。而康正果的祖父,只因為擁有城市居民的身份,又正好被「上面」選中去填充佛教界代表的名額,才躲過了批鬥。
   祖父在東大街創建了一所「佛化社」,設有禮堂、閱覽室和會客室,請法師來講經,同居士們聚會。解放後,他把佛化社大部份房產捐給公立小學,但中共政權仍不滿足,一九六四年秋,當局乘著社教運動的鋒芒,下令解散這個純粹的宗教組織,把全部房地產都充公。因為居士們結社念佛、印刊物、搞賑濟活動,面向社會,被視為侵入黨和政府的宣傳陣地,那自然免不了遭到取締的命運。
   砸佛堂焚佛經掠佛像掘古墓無惡不作
   一九六五年,西安市宗教事務處在祖父創建佛學圖書館的臥龍寺設立了專案組,在那佛門清靜之地舉行批鬥會,強迫祖父一手栽培的和尚與居士們上臺發言,還在現場毆打這位八五高齡的老人,接著他就被栽上「攻擊黨的宗教政策」罪名,免除宗教界一切職務、開革政協委員名銜、停發工資津貼。為了維持生活,祖父只好變賣宋版藏經、歷朝正史、地方誌等稀有叢書。一天黃昏,公安人員闖進祖父藉以安身立命的最後一塊土地——寂園,揭開臥室地板,又挖了祖母的睡炕,說是要搜查電臺、槍枝或變天賬之類在小說、電影中濫寫的東西。在一無所獲之後,公安人員搶走了祖父一百多冊日記、一生的照片、楊虎城于右任的字蹟以及戴季陶與祖父討論紳法的信函,還當場宣佈給祖父戴上地主份子帽子,交當地派出所管制,不准隨便走動,不許自由交往,只能在家裏劃地為牢,形影相弔,還得定期向派出所呈交接受監督的書面報告。有一家姓曹的農民受了工作組的煽動,誣告祖父修建寂園時強佔了他家的地產,便侵吞了祖父僅剩的房屋、院落以及傢俱。一九六六年初冬,紅衛兵洗劫了寂園,把祖父、祖母掃地出門。紅衛兵押祖父出去遊街,他們嫌他行動緩慢,途中不斷在他背後推搡,把他推倒在地,撞傷了額頭。書都燒了,佛堂砸了,大小佛像掃掠一空,包括印光和太庶法師的舍利塔都被擄走,保存在樓上的佛經刻板都付之一炬,祖父經營了幾十年的佛教經典圖像全部慘遭破壞。暴徒們拆毀了曾祖母的墓塔,連塔上的碑碣與石刻都被砸成碎塊,充當生產隊翻砂廠的原料。暴徒們造謠說曾祖母墓內埋有金銀財寶,結果撬開墓室打開棺材僅見四個茶碗一盞油燈,都是些粗陶器而已。
   祖父母被攆到一間十平方米的陋室,祖母於一九六七年冬貧病交加離世,祖父患了淋巴癌,渾身起水泡,黃水橫流,在病痛的呻吟中離開了這個慘無人道的世界。
   康正果的父親康申生畢業於國立西北農學院水利工程系,曾負責籌建西安市自來水廠。中共建政後,他成了「留用人員」,任水廠副總工程師。共軍進入西安後,土豹子的戶籍警上門盤問父親那台五燈收音機的情況,他懷疑是無線電發報機,為此多次傳召父親去派出所「交代」,父親厭煩了派出所的無理糾纏,乾脆把收音機上繳給派出所。文革爆發時,紅衛兵開來了大卡車,用鐵鍬決心要挖出牆壁中暗藏的電臺及地窖中埋藏的金銀,在勞而無功後,搶走了十塊錢沒有兌現的公債券,把母親賠嫁箱子鋪底的舊報紙說成是反動報紙;把父親收藏的周璇、馬連良唱片摔得粉碎,連母親陪嫁的梳粧檯都不放過。父親被關入牛棚,母親、妹妹被驅趕下鄉,岳父的境遇更為悽慘。
   生前淩辱不休 死後不准下葬
   康正果的岳父方鄉武跟八路軍打過遊擊,土改後當了鄉長。一九五八年大躍進大煉鋼搞得民窮財盡,村裏餓死了人,岳父跟村民暗中策劃抗暴起義,計劃先佔領郵局和鄉政府,剪掉電話線,然後打開鎮上糧站的倉庫,把糧食全部分給饑民,起事的日子定在農曆二月二日。因事機不密,被人告了密,於是軍警出動圍捕起義民眾,岳父逃到山上躲了六、七天,最後撐不下去,只好出來自首,被判八年徒刑。文革爆發後,紅衛兵先鬥鄰家的地主,把地主的大老婆吊了一夜,活活吊死。接下來抄岳父的家,說要找槍枝,結果把岳母拉去批鬥,連下鄉「支左」的共軍士兵都出口罵盡侮辱的話,歷兩小時之久。一九六九年岳父刑滿釋放回家後,至死沒過上一天好日子。工作組給他補戴上反革命帽子,動輒以批鬥取樂,胸前掛上牌子,頭被狠狠壓下,彎腰九十度,還命令親戚上臺施以拳打腳踢。一九七四年工作組闖進岳父家,把自留地打下的二百多斤麥子全部擄走,這才從批鬥會上放回岳父。大隊幹部疑神疑鬼,懷疑岳父「搞反革命串聯」,動輒對岳父施以五花大綁。一九七七年,他患了胃癌已到晚期,被幹部還闖到家裏逼他下地幹活。他病死後,生產隊幹部不准家屬公開辦喪事,不准任何人幫助挖墓下葬,連死人都不放過。康正果的妻子偷偷掩埋了他岳父,等十七年後到康正果揚名海外,那些無知、無恥的村幹部竟又犯紅眼症,傳說方鄉武葬了塊風水寶地,硬要把他自己的「生壙」修到方家墓地,還想埋在方鄉武的上首,活了欺壓淩辱得不夠,死了還要佔墳地的一席風光。
   毛澤東說:我就是紅色皇帝!
   康正果在他的回憶錄中記載了中共殘忍折磨基督教徒的一幕:一九六九年秋末,西安郊區馬欄勞教農場在「林副主席一號令」的聲浪中召集大會批鬥基督教信徒高斌,因其「不認罪服法」,在零下十幾度的嚴寒中用細麻繩五花大綁,繩子抽得整個人彎曲如一條蜷縮的軟蟲,腦袋沉到褲檔下。在口號聲中,細繩勒破了受刑人的襯衣,額頭冒冷汗,鼻孔喘氣,最後昏倒在臺上。此後,高斌胳膊受傷,手背腫得像鱉蓋一樣,以致喪失勞動能力。就這樣,當局還動員偷盜犯用石頭擲他、往他臉上吐唾沫,活活把他折磨至死。
   造成這種中世紀殘酷景象的原因是什麼呢?有個在馬欄農場勞教的中共陝西省委幹部趙壹透露說:解放初他在西北局聽了王震傳達的毛澤東內部講話,毛坦言:「一千一百萬幹部組成一個統治集團,統治六億人民。幹部就是官,官者,管也。我就是紅色皇帝」,毛又說:「領導就是干預,要對一切進行干預。中國根本沒有真正的少數民族,只有部族,大漢族主義有什麼不好!人口佔了百份之九十四,還有無產階級」。趙壹是抗戰期間投奔延安的左傾學生,是省委書記手下最紅的秘書,對中共的內幕黑幕所知甚多,就從那次傳達報告起,他看出了毛澤東專制獨裁的真面目,大鳴大放時他對毛澤東的講話大膽提出質疑,反右一開始就被打成右派,由省委機關直接發配到馬欄農場勞教,他的話是可信的。
   趙壹業餘行醫,精通《黃帝內經》與《房中書》,擅索隱與訓詁,他確信毛澤東〈詠廬山仙人洞〉那首七絕是寫給江青的色情詩,而「勁松」與「仙人洞」都是《房中書》比擬男陰與女陰慣用的隱喻。他說,早在延安時期就知道毛澤東愛看淫書,康生逢君之惡,給毛搜集過大量的色情讀物。如此看來,毛澤東與隨煬帝是一丘之貉。
   血雨腥風 民怨沸騰
   康正果的父親素來謹慎言行,害怕禍從口出。但有一晚酒後吐露真言,對兒子說:「中國正在進行一場社會大實驗,在拿人的生命和國家的前途做實驗。我們這一批人註定要做實驗的犧牲品了……將來有機會,爭取到國外去吧。像你這種人,呆在中國永遠都好不了的。」康正果正是遵循他父親的酒後真言,苦讀英文,最後成名成家於美國最高學府耶魯大學。
   在暴政肆虐神州半個多世紀中,老百姓敢怒而不敢言。人們的言論自由局限在緊閉的房門之內。一位老農婦夜裏關了門常指著牆上的毛澤東像小聲咒駡道:「老毛!你不是個東西,你下巴長了個大黑黶子,你這吃人的賊,你把我女兒害得男不男女不女的,整天上山幹活;你把老百姓都害得吃不飽肚子,你把多少人都害死了,你咋還不死呢?老毛,你這個害人精,我把你狗東西拿針紮死!」愈罵愈氣,拿起鞋底打毛像的嘴,再拿縫衣針狠紮那下巴上的黑痣。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村裏的有線廣播播出毛澤東死訊,「全中國不知有多少人那一夜都蒙在被子裏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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