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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自由化”是为了党奴化

   第6节 反“自由化”是为了党奴化
   1.反“自由化”是为了维护垄断特权
   自由是何等美好的名词!自由意味着摆脱束缚和压迫,得到自主自治的权利;她是千百年来受奴役的苦难人民梦寐以求的美好权利。为什么要在“自由”前加上“资产阶级”呢?!
   因为自由与特权是对立的。所以,反对自由的人必定是赞成特权的人。有两种人反对自由:一种是居庙堂之高的肉食者,一旦实行民主政体,失去据为己有的金玉床那还了得!另一种是专门伺候主子而自得其乐的奴才或专门为主子看家护院的打手,在他们眼里主子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乃天经地义,老百姓是不可救药的下等人。那些反自由化人士所代表的是一种专制的、垄断的、落后的制度,“反自由化”正是他们抗拒民主、维护垄断特权的表现。
   “资产阶级”来源于法语的“布尔乔亚”,是企业主、商人和自由民之类的人物。然而在中国却是指并无资产的知识分子,他们一向是挨批挨斗的对象,毫无自由可言。中国的所谓“资产阶级”自从1949年以来,三天两头不是挨批、就是挨斗,多少年来战战兢兢,灰头土脸,谁敢乱说乱动?哪里还有什么自由?更不可能有什么“自由化”!

   1937年毛泽东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列举了“自由主义”的11种表现,有:当面不说,背后乱说;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明哲保身,但求无过;办事不认真,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摆老资格之类。除了“取消思想斗争”这一条与自由主义相近外,其他都和自由主义风马牛不相及。毛后来还将自由主义比作“诸子百家”,即“思想复杂、思想不统一、行动不统一”。毛批评知识分子自由主义,但没有任何人比毛更“自由”了,当时偌大个中国只有一个或几个人享有自由,其它人都平等地奴隶般地服从“毛的领导”。在极权主义国家里,只有最高统治者拥有无限自由,其他人没有自由,如果有自由那是因为他们是最高统治者的走狗和雇员,他们的自由来自于最高统治者的施舍,因此他们的自由随时可以被剥夺。在这样的国度里,法律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为了最高统治者的利益,而不是为了保证每一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毛使成万上亿的无辜者“自由”地死于非命。马列主义者们越是反对“自由主义”或“资产阶级自由化”,就越是有无数无辜的人民“自由”地死去。
   今天的中国谁有自由呢?当权派是自由的,他们有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自由,有贪污、腐化的自由。从上到下,从小到大,都是“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掌权,而且是掌大权。所以,只有他们所享有的自由比其他人享有的自由多得多,而普通人享有的自由却很少,这就意味着普通人的自由遭到践踏,当权派拥有特权。所以,“资产阶级自由化”在中国属于“莫须有”的罪名,是根本不存在的;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无产阶级党贵的特权化。
   胡绩伟说:由于1978年“真理标准”讨论后,权贵们已很难拿出什么有说明力的理论来树立自己的“凡是”权威,于是他们把“四项原则”作为“四根棍子”来打击那些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同志,从而树立自己在党内外的绝对权威。这不过是是“句句是真理 ”、“一言堂”、“个人迷信”那一套专制独裁的翻版而已。
   胡乔木、邓力群等在“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帽子满天飞十年之后,又炮制出一个“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作为打倒不同意见的法宝。他们视自己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把主张思想解放者划入另册。从1979起,就开始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新的阶级斗争——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斗争资产阶级思想,连思想都要斗争,就不会有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用一切办法(譬如:行政处分、经济制裁、大会批斗、不许被批者反驳、特务跟踪等)扼杀统治者不喜欢不赞同的思想,只许皇帝随心所欲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却不许老百姓拥有自由权;统治者认为“自由化”是西方的专利,拼命否认“无产阶级的自由化”。这是独裁者的诡辩,是对中国人的歧视和污辱。这违反了《世界人权宣言》的言论自由条款,违反了中国政府签署的国际人权条约,是反人类的罪行。
   2.“四个坚持”是为了培养党奴
   自由是人类一切理念中的最高理念,而思想、言论的自由又是其他自由的根基。没有了自由,就成了奴隶。欧里庇德斯说:“所谓奴隶,就是一个不能发表自己思想观点的人”。
   卢梭说:“专制政治是不容许有任何其它的主人的,只要它一发号施令,便没有考虑道义和职责的余地。最盲目的服从乃是奴隶们的唯一美德”(《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中国几千年来都是服从至上论,也就是“服从是奴隶们至上的美德”,这些美德叫做三从四德,忠孝节义,三个忠于、四个无限,现在又变成了四个坚持等。
   自古以来中国都是一个不自由的国度,1840年前的中国人从没喊过“要自由”的口号。即是有幸生活在自由社会的华人,大多是政治冷漠与幼稚症患者。加拿大没有一个省议员是华人,多伦多华人的政治要求,得请一意大利族的议员协助。儒家、马教把中国人的自由功能彻底扼杀了。诚如闻一多所说,孔家店的货色,只是教人如何做好奴才,没有教如何做人。绝大多数国人对自立、自主、自治的自由主义一窍不通,做了几千年奴隶而不自知。一百多年前,严复在《论世变之亟》说:中国落后于西方的原因有二:一是学术作伪,学者拍马屁,说假话;二是官僚腐败。严复认为:学术作伪和官僚腐败何以在中国盛行,而西方对此问题解决得好一些,根子出在自由不自由上。私有财产不能得到保障,没有人身自由、没有言论自由,谁个吃了豹胆,去说真话,去和官僚腐败抗争。也就是说:中国落后于列强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国民没有自由。可见,自由化就是从落后走向先进的必由之路,是不能反的。
   “四个坚持”是党奴必备的品质。把一切献给党,甚至杀身以报党——被称为党性。1939年8月刘少奇在延安马列学院讲演《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时,借儒家“吾日三省吾身”之说,强调党员必须加强党性修养,鼓吹“克己奉公”。他引了斯大林的“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说:“一个共产党员入党以后,就象木料一样交给了党。党今天要把这木料做成椅子就做椅子;明天要把这木料做成桌子就做桌子;当党需要建大厦时,你也可以变成栋梁;如果党需要造一个马桶,那你也得尝尝臭气……做党的工具是不可以讲条件的。”刘还说:“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在个人利益和党的利益不一致的时候,能毫不踌躇、毫不勉强地服从党的利益,牺牲个人利益,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这就是常说的党性”。文革开始,刘被打倒,他找到毛泽东说:我只有一个请求,辞去一切职务,回乡下种田。此时此刻,连刘都忘了他只是“党的工具”,他无权对党提条件。正是他鼓吹的“党性”,成为置他于死地的“杀手锏”之一。对他直接下毒手的人,就是他自己调教出来的“工具”。真是自作自受。
   林彪说:“党性乃尊命性也,尊命乃大德大勇大智”。胡绩伟说:中共形成了一种“党性原则”,即“听党的话”、“做党的驯服工具”的彻底奴性。党说什么就是什么,甚至可以为党撒谎。胡绩伟说:“四项基本原则本来是要求党员遵守的原则,他们(党贵)却把它变成强制全国人民和海外侨胞都必须遵守的法律。比如要全国人民都坚持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主张无神论,怎么强迫宗教徒信仰马克思主义呢?这不是太霸道了吗?又如坚持社会主义,怎么能强迫所有爱国人士都信仰社会主义呢?”宪法不是党章,怎能把要求党员的东西用来强行要求全体公民?在中国,“一切行动听指挥”不只限于军队,它已成为中共以及公、检、法等公权力部门的不成文原则。为什么贪官一端一窝?难道国人都那么容易同化?不是,正是“一切行动听党指挥”,行动左右了思想!不是国人失去了反思的能力,而是国人失去了反思的勇气。久而久之,大家都认为:所有的反思、反腐都会成了无疾而终的挣扎。
   孙文广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从1954年制定后,经过75、78、82年三次大修改,但关于“共产党领导”的内容一直没有取消。1975宪法在“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一章中的第26条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服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1978年宪法第56条规定:“公民必须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表明:党是高于人民、高于国家、高于法律。将这样的观念写进宪法,使党垄断了一切、侵犯并剥夺公民的自由权利。1982年宪法废除了1975年、1978年宪法中“公民必须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条文,增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文字;这说明拥护共产党不是每个中国人的义务。
   可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断地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结果,爱党、忠于马列主义,成了每个中国人的义务。中国每个单位的职工守则第一条就是拥护党领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如果你对党表达不满意见,就会被扣“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帽子而被开除。这是以思想治罪、以言治罪,是极端反动的。这种条例本身就是霸王党强奸民意的产物,违反了《世界人权宣言》确立的人人平等原则,是反人类的非法原则,也违反了1982年的宪法。所以,不取消1982年宪法中的“四项基本原则”,不彻底地清算“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罪行,中国民主无望,中国和谐无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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