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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起来,认真思考,为中国美好的的明天竭尽努力!

送交者: 陈泱潮 于 北京时间 04/21/2008 (70 reads) [累积44005分 给陈泱潮发悄悄话]本文版权由陈泱潮拥有,转载请注明作者和出处
   回答: 左翼民运的兴起与中国民主化的新思维 周同 于 04/21/2008
   主题:团结起来,认真思考,为中国美好的的明天竭尽努力!

   [博讯论坛] 希哲这篇文章,尽管有的观点有待商榷,但总的说来是经过认真思考的文章,是对中国前途命运负责任的文章!希望民运朋友们广为重视,认真思考,切实探讨可行之策。
   顺便建议朋友们,今天不仅看看博讯论坛《杨建利欧洲理事会演讲:救命草也可能是上吊绳》,尤其希望各位认真看看载于博讯网站芦笛之声栏目的芦笛先生一篇很有深度的文章:《从杨度〈君宪救国论〉看袁世凯的致命失误》。
   窃以为,不认真弄通弄懂中国百年政治思想史和重大事件的是非对错,不认真总结百年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国还要面临更加深重的灾难!
   我辈任重而道远,团结起来,为中国美好的的明天竭尽努力!
   尔晋
   2008-4-21在线顿首

附件1:从杨度《君宪救国论》看袁世凯的致命失误 /芦笛


附件2:杨建利在欧洲理事会政治委员会听证会上的演讲


附件3:左翼民运的兴起与中国民主化的新思维/ 王希哲


附件1:从杨度《君宪救国论》看袁世凯的致命失误 /芦笛

   杨度乃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个奇人,清朝预备实行君主立宪的总设计师。据说,不光是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的考察报告是他写的,就连后来清廷发布的西式法律也多出自此公之手。民初国民党发动 “二次革命”武装叛乱失败后,他带头鼓吹君主立宪,成了“筹安会六君子” (杨度、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刘师培及严复)之首,筹措袁世凯登基作皇帝的大事。可惜袁世凯还没正式登基,蔡锷便在云南起兵声讨,各省纷纷宣布独立,袁被迫取消帝制,不久就死了,据说死前曾大叫:“杨度误我!”另一说则说,老袁说的是:“他误了我。”其实是指袁克定,盖克定伪造了日本人办的《顺天时报》,让老袁误以为日本人也支持他作皇帝,于是这才跳进了那火炉子。
   这公案当然是死无对证,不过若老袁讲的真是“他误了我”,那也多半只会是指杨度或同样主张君主立宪的美国顾问古德诺。老袁原来大概并没有做皇帝的野心,也没有先当总统后变皇帝的长远预谋,此念是由时势一步步从正反两面诱导出来的。
   老袁当上临时大总统那阵,大概还是想“咸与维新”,把这民国实验搞下去的。但革命党人怕他独裁,因人立法,临时改动“临时约法”,把原来的总统制改成了责任内阁制,梦想让老袁作“虚君”。这一恐惧为国会议员共有。如国内学者严泉先生剖析的那样,国会生怕袁世凯独裁,处处限制他的行政权力,却不愿接受任何制约,以致成了立法一权独大的超级国会,使得袁世凯在民初藏蒙脱离、盗匪蜂起、各省形成事实上的藩镇割据、国家财政破产(当时中央政府的全部存款也就只有六万元,不借外债就连阁员的工资都发不出来)的重重内外交困之中还患上“重症肌无力 ”,连想向五国财团借钱维持国家运作,都要变成孙黄等人的发难借口。老袁开头也试图通过民主程序,合法获得更多的行政权力,但国会拒绝让步,一定要等他挥动拳头把流氓手段使出来,才从此一路顺风。国会不但不敢再如过去那样专门捣乱,反倒任其作威作福,非法逮捕议员于前,解散国会于后,无论他怎么倒行逆施都大气不敢出,但知逆来顺受。在国民代表们充分显示了吃硬不吃软的下贱德行后,您说他还怎会不对这民国实验彻底丧失信心?在看了杨度和古德诺只有君主立宪制才适合中国国情的雄辩论证之后,他又怎么可能不动心,要想回到当初的老路上去?
   这就是冯国璋得知老袁宣布改为帝制后为何会对老袁怀恨在心。自老袁作了总统后,猜疑他想作皇帝的人实在太多太多,连老袁自己都被迫发过多次声明表白心迹。说的人多了,老冯自然也有点将信将疑,于是便亲自问老袁。老袁非常诚恳地答道,他家的人都活不到60岁,他已经逼近那大限了,怎么还会有那非份之想?要说是为他儿子谋帝位,那他大儿子是个瘸腿,望之不似人君;小儿子则是个烂名士,成天玩戏子嫖妓,配君临天下么?老冯深以为然,以后有人再说老袁想做皇帝,他还代为辟谣来着,不料老袁却骗过了他,令他极为愤愤。
   其实我看老袁未必真骗了老冯,盖他的解释很有说服力。一个自以为快死的人(老袁后来果然没有活到60岁,可见心理暗示作用之大),除非是如吴三桂那样处在行将灭亡的绝境中,才会趁没死赶快过一把皇帝瘾,可老袁当时“中国华盛顿”的名声如日中天,犯得上去在临死前毁了一世英名么?若说他想为儿子争那帝位,那他在金匮石室里藏下的接班人的名字乃是黎元洪而非袁克定。以他之英明,不至于看不出克定绝对镇不住北洋悍将,真要把大位传给克定,乃是为其促寿的高招。
   不管他当初真实意图如何,可以肯定的是,称帝未成,反倒毁了一世英名,乃是老袁平生最大错误,很可能确实是他死前回光返照、神智清明那一瞬间浮上心来的最大憾事,他叫出那一声,谴责诱导他犯了那千古大错的人,我看简直就是必然的。
   老袁死后,那个误了他的杨度写了副挽联:
   “共和误中国,中国误共和?千载而还,再评此狱;
   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原可作,三复斯言。”
   这意思是说:到底是共和制误了中国,还是中国歪曲了共和制,千年之后再来评这公案吧;到底是君主立宪对不住您,还是您对不住君主立宪,您到九泉下去沉吟吧。
   杨度对袁世凯称帝的主要理论贡献,还是他著名的《君宪救国论》。据说他托夏寿田把该文转给老袁,老袁读后叹服,赞杨度为旷代逸才。此文鄙人闻名久矣,但一直没看到,刚才重读丁中江先生著《北洋军阀史话》(附注,丁此作于行文间与陶菊隐著《武夫当国: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颇多雷同,令人不免作抄袭之想,不过毕竟丁先生是先贤,不敢唐突),才发现其中附有摘要,只是我过去忽略了。
   杨度《君宪救国论》的主要发现如下:
   一、 首次澄清了国人模糊不明的追求目标
   尽管杨度自己可能没有意识到,他在此文中第一次澄清了国人在近现代的追求目标不是民主,也不是宪政,而是国家富强。他说:
   “富强者,国家之目的也;立宪者,达此目的之方法也。”
   熟悉毛著的人不难立即看出此话对毛泽东的影响。毛的著名语录是“民主不过是个手段,不是目的”,此话其实就起源于杨度。不能不承认,中国人对民主宪政一度极度热心,确实是因为把它当成了实现国家富强的手段。晚清之所以要实行旨在立宪的新政,乃是因为朝野都认定宪政乃是救亡图存的唯一手段。
   慈禧太后最终同意预备立宪,乃是她被庆亲王奕劻的话深深打动了:“(奕劻对她说)‘若不及早将国事决定,使宪政克期实行,万一人心不固,外患愈深,陷中国于朝鲜地位,臣等不足惜,其如太后、皇上何?’慈禧大为动容,当即答应宣布立宪年限。”
   朝野士大夫也同样把立宪看成了富国强兵、抵御外侮的手段:
   “1909年9月,中国与日本签订新约丧失种种权利,列强在海牙和平会议上密议统监中国财政的消息,给人们以极大的震动。士大夫……群以为‘欲求一非枪非炮非舰非雷而可使列强稍稍有所顾忌者,实无其策,于是拟请速开国会及组织责任内阁之议,各行省乃不谋而合。’”(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第268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转引自诸葛幕群:《中国宪政史研究纲要》)
   现代人容易忘记当年中国处在列强交攻、随时有被瓜分危险的深重民族危机之中,当时的国人因此把宪政看成了迅速脱离这险境的唯一途径,并不是对民主宪政有什么深入的认识和道义上的向往。“富国强兵,救亡图存”一直是驱使近现代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投身国事的唯一动机。哪怕直到今天,以牺牲人权的代价追求国家富强仍然是大多数国人的心愿。我党赢得许多知识分子认同,也正是因为他们觉得我党的铁腕统治是保证中国富强的必不可少的前提。不认清这个基本事实,就谈不上了解中国。
   二、 “共和误中国,中国误共和”
   该文的第一大段,便是历数这“共和误中国”的事实:
   1) 在中式“共和国”中,更换国家领导人不仅仅是治国政策的改变,却成了国家安危治乱的生死之争。
   这是因为“其枭桀者,则以为人人可为大总统,即我亦应享此权利,选举不可得,则举兵以争之耳,二次革命其明证也”,野心家们以为总统人人做得,如果选不上就可以举兵争夺,孙黄发动的所谓“二次革命”就是明证。
   可以补足的是,在国人养成尊重程序的本能之前,试图效法西方使用民选方式更换国家领导人,唯一的作用便是刺激野心家们以武力问鼎之轻重,把国家化成永恒的潜在的乱邦与危邦。自辛亥以来,这个问题困扰了中国近百年,直到如今也没能解决。
   2) 中央权威丧失,国家呈现解体倾向;地方政府权威丧失,社会呈现无政府倾向。
   这是两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方面,“君主乍去,中央威信,远不如前,遍地散沙,不可收拾”,另一方面,公民缺乏“普通之常德常识”,“多数人民,不知共和为何物,亦不知所谓法律,以及自由平等诸说为何义,骤与专制君主相离而入于共和,则以为此后无人能制我者,我但任意行之可也。”
   3) 在合法权威荡然无存的情况下,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政府,要想实施统治,便只能以宪政之名,行个人专制之实,以枪杆子权威代替已经丧失的君主权威或来不及建立的西式法治权威:
   “今总统制实行矣,虽有《约法》及各会议机关,似亦近于立宪,然而立宪者其形式,专制者其精神也。议者或又病其不能完全立宪,不知近四年中,设非政府采用专制精神,则中国欲求一日之安,不可得也。故一言以蔽之曰:中国之共和,非专制不能治也。”
   这意思是说,中式“共和”只能靠武力专制维持门面。如果不这么干,则连社会治安都无法维持,还能谈其他?
   4)就算有明君当总统,获得一时安定,终将有无比凶险的接班人之争:
   “为元首者,任期不过数年,久者不过连任,最久不过终身,将来继任者何人乎?其人以何方法而取此地位乎?与彼竞争者若干人,彼能安于其位否乎?其对国家之政策,与我为异为同,能继续不变乎?一概无从预测。”
   这预言之准确令人骇然,不但涵盖至今,而且将涵盖可以预见的将来。“将来继任者何人乎?其人以何方法而取此地位乎?与彼竞争者若干人,彼能安于其位否乎?其对国家之政策,与我为异为同,能继续不变乎?”这一系列问题永远是困扰一代强人如老毛、老邓等人的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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