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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奎德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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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溯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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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溯源(4)——罗马帝国的政治
·民主溯源(5)——中世纪代议制民主的萌芽
·《新自由论》(1988年版)——第一章
·《新自由论》(1988年版)——第二章
·自由产生秩序——《新自由论》(1988年版)第三章
·《新自由论》(1988年版)——第四章
·五七道德后遗症
·五七道德后遗症
·自由与法治—《新自由论》(1988年版)第五章
·自由与文化—《新自由论》(1988年版)第六章
·结语:自由、风险、责任—《新自由论》(1988年版)第七章
·中国自由主义在文革中的萌芽
·北京“密友”排座次
·中国自由主义在文革中的萌芽
·中国罗生门
·“毛纲解钮”:耕者有其田 居者有其地——中国土地私有化暗潮
·“毛纲解钮”:耕者有其田 居者有其地——中国土地私有化暗潮
·「党天下」的奠基礼
·“党天下”的奠基礼——论中共建政初期的三大运动
·王储 选帝侯 黑厅政治
·包遵信 vs. 秘密警察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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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强运动与改革开放——一个历史比较

来源:观察
    一、自强与同治中兴
   2008,注定嵌进历史的一年。在世界各个城市此起彼伏的因奥运圣火传递引发的骚乱,揭开了北京奥运的序幕,也揭开了中共的“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闭幕式。
   开年以来,对最近三十年的回溯解析已经众声喧哗。本刊的【改革30年】专辑就呈现了各家的多元视角和思路。诸种观察,不由使笔者的思绪飘回到一百多年前发生的另一场“改革开放”——“自强运动”。
   1861年8月22日,清朝咸丰皇帝驾崩。一场紧张的权力斗争随之展开。皇后慈禧联合恭亲王奕忻等,处决了顾命大臣肃顺等老臣,执掌了朝廷大政。其时,刚刚经历两次鸦片战争失败,而太平天国之火尚在南方燃烧,满清王朝内忧外患,风雨飘摇。政变甫得手的新的统治集团,面对危局,急于中兴。于是,恭亲王奉命组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旨在 “力图自强,以为御侮之计”。于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改良——“自强运动”,又称"洋务运动",于焉兴起。这一运动,持续了三十来年,至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划上句号。
   115年之后,1976年9月9日,中共皇帝毛泽东驾崩。中南海内,剑戟森森。先是,毛的遗孀江青及其政治盟友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被华国锋、叶剑英逮捕。之后,被毛整肃的邓小平出山,至1978年底,华国锋的最高权力被褫夺,邓终于主宰大局。其时,中国刚经历了十年文化革命巨大灾难,国破民穷,满目疮痍。邓小平力图开启中共的中兴,推行改革开放,至今,也有三十年了。
   比较这两场“自强”“改革”运动,有不少耐人寻味之处。
   自强运动在清廷中枢,以奕忻、桂良、文祥等满族权贵为代表,在地方,则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封疆大吏为骨干,此外,一大批为革新著书立说的读书人,摇笔呐喊;一大批渴望采用先进技术的工商人士,奔走创业。一八六五年,太平天国灭亡,国内外出现了一个暂时的和平环境,自强运动步伐于此加速。官方引进外资,允许合资,允许民办,提倡官督商办(公私合营),大规模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兴办近代化军事工业。尤其是当时的上海,慈禧下诏把上海县提升为上海道,实际上是变成了“经济特区”。它成了满清王朝对外改革开放的橱窗。
   这一自强运动,实际上是第一次打开了国门,并引入了不少直至今天我们仍然大体袭用的新事物或新制度、新生活形态、新科学技术。最主要是现代企业制度,现代学校教育制度,现代传媒,现代交通,现代军事,现代外交。兹举其荦荦大者如下:
   关于现代企业,原来中国是不存在的。经过了三十年的自强运动,国人毫无所知的近代工业,从未见过的高楼大厦、汽车、火车、电报、电话这些洋玩意儿,从无到有,开始出现在这块古老的农耕大地上。特别是十里洋场的上海,新鲜事物,各种洋货,伴随着洋轮的汽笛声,滚滚而来,使中国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在李鸿章等人的主持下,江南制造局、金陵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等一批大型近代化军事工业相继问世。在短短几年中,就已经具备了铸铁、炼钢以及机器生产各种军工产品的能力,产品包括大炮、枪械、弹药、水雷、和蒸气轮船等新式武器,用于装备近代化的军队。而在华的外资企业、独资企业、民办企业、公私合营企业即官督商办企业所生产的产品,也走出国门,行销世界。
   关于现代学校教育制度和留学政策。自强运动之初,由于对外交涉缺乏通晓外语的外交人才,1861年1月,奕忻等首先提出培养翻译人才,清政府很快批准,于1862年6月开办了“同文馆”,起先,是设英、法、俄文三个班的语言学校,但随后,就增加了算学、天文、物理、化学、外国历史、地理、万国公法、医学、生理等课程,成了全面传授西学的学校。
   实际上,同文馆是中国人自己办的第一所近代学校,开了中国西式学校教育的滥觞。
   与此相平行,自1875年起,教会学校在中国急剧发展。到1899年,教会学校达到约1766所,学生人数增加到三万多人。其教学内容一般来说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宗教教育。二是中国传统的儒家经书。三是西方科学知识。
   此后,洋务期间,清朝政府还开办了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广州鱼雷学堂、威海水师学堂、南洋水师学堂、旅顺鱼雷学堂、江南陆军学堂、上海操炮学堂等一批军事学校。在普通教育方面,1878年张焕伦于上海设立正蒙书院。1898年,北京大学前身的京师大学堂成立。1904年留日学生创中国公学。至1905年,科举制被废除,各地传统绅士、秀才、童生、富商纷纷设立学堂,至此,中国现代的学校教育体系终于得以全面建立。追溯起来,一百多年前洋务派建立的新的教育体制,如分年排课、按班级授课以及考试、升级等制度,一直沿用至今。客观而论,这一制度是在自强运动中萌芽,在晚清末年的新政废除科举后正式确立的。这是一项有重要意义的制度性建构。
   至于留学政策,1872年,自强运动期间,清政府开始向海外派遣留学生,十四年间派出了七批,共二百多人。这些人回国后,在许多领域代替洋工程师工作,如福州船政局的国产军舰都是由他们制成的。新式海军舰艇的管带、大副也大都由留学生担任,中国第一条独立修筑的铁路──京张铁路,也是由留美学生詹天佑设计修筑的。更重要的是,这次留学政策,为以后中国的留学运动开了先河,成为近代中西交流的重要桥梁。
   关于现代传媒和新闻制度,也在自强运动时期发端。1872年4月30日,英国人安纳斯•美查(Ernest Major)在上海创办《申报》。《申报》是当时中国境内拥有客观清誉的中文舆论重镇,是历经晚清和民国的历史最久的报纸。而中国国人独立创办报刊,最先是艾小梅于1873年在汉口创办《昭文新报》,随后,1874年1月,由我国第一个报刊政论家王韬在香港主持创办《循环日报》,同一时期,报人容闳在上海创办中国大陆第一份由中国人主办的中文报纸《汇报》。关于外文媒体,1864年7月1日,独立出版的英文日报 North China Daily News,取中文名为《字林西报》。该报通过通讯员跟踪中国官员的活动和政治事件,报道国际消息等。《字林西报》以消息快捷,材料丰富著称。这些报纸,主要集中于租界。当时的租界其实已成为西方向中国展示自身的橱窗,成为现代生活形态在发源地。
   此外关于现代交通,现代军事,现代外交等也是在洋务运动时才开始出现的。自强运动时期是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日新月异巨大变化的启端,今天我们中国人生活中所熟悉的大部分东西及其生活形态,多是在哪个时期萌芽奠基的。
   可以认为,虽然政治制度未变,皇权架构未变,但是自强运动(主要在城市)开启了一个与原来农业社会迥然不同的新形态的现代市民社会。李鸿章称中国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从当时自强(洋务)运动来看,它主要形塑了中国人,特别是市民的基本生活方式。可以说,那是中国进入现代世界的第一扇门,是中国现代化的第一步。
   于是,经历自强运动的“师夷长技”,在自强运动前期,呈现了一片“莺歌燕舞”气象,史称“同治中兴”。
   二、历史轨迹,似曾相识
   返观一百多年后的邓氏“改革开放”,与当年的“自强运动”,经历了不少似曾相识的历史轨迹。很明显,两次改革都直接肇因于此前的大失败,大混乱,起于危机,起于谷底。因此,几乎任何一种政策变化,都会导致某种正面效应。
   此外,人们不难注意到,由官方出面,引进外资,允许合资,允许民办,提倡官督商办(公私合营),大规模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兴办近代化军事工业,放开留学政策,与西方开展怀柔外交……,在所有这些方面,邓氏改革对自强运动真可谓亦步亦趋。只不过,用香港取代了当年上海租界的地位,成为金融与信息中心,成为中国面对外部世界的一扇主要窗口。
   另一点可成参照的是,洋务运动与邓氏改革的“进两步,退一步”一样,当年洋务派每一步也一样遇到了强大的意识形态阻力。如,中国第一位到美国的留学生容闳,1854年从耶鲁大学毕业,八年后回国,却等了十年才被曾国藩用于买机器和当翻译。容闳建议的留学政策,直到他回国15年后才实施。1872年,他带了120名穿长袍的儿童到美国,同行的还有老式中国教师,好教儿童们学“之乎也者”以不忘本;正如中国80年代的公费留学生要组织党小组过组织生活,要到中国使领馆汇报思想一样。另外,当年清朝还派一位保守派与容闳同行,以便监视他并防止儿童被西方思想精神污染。后来,由于精神污染很难防止,于是到1882年,这一留学计划就付诸东流了。
   人们注意到,在有些方面,譬如新闻界与教育界,以及土地产权方面,邓氏改革开放甚至不如洋务运动。与当年洋务时期不同,改革开放迄今为止,中国仍没有独立的民间资本和外资所办的媒体,也没有一所真正独立办学的私立大学和教会学校。最近的中国,私有产权的合法性虽然写进了宪法,《物权法》也已出台,但是仍有巨大漏洞,那就是土地的私人产权没有得到确认。这些都留下了巨大隐患。当然,也有改革时期超越洋务时期的,那就是,在洋务时期,曾有守旧派怕开矿、铁路、电报线会破坏风水,这点,在一百多年后的邓氏改革时期已经不足为虑了,这恐怕是现代革新比一百多年前仅有的进展。
   不过总体观之,相隔一百多年的两场改革,有惊人的相似处。质言之,中国统治阶层在遭遇生死存亡的内政危机与外部挑战时,虽相隔近两个甲子,然其反应模式却遵循一些相同的逻辑:
   首先,最高统治者都设立了改革底线,即必须“坚持”者:自强运动时期,慈禧反复强调:第一,三纲五常不能变。第二,祖宗之法不能变。第三,大清朝的统治不能变。邓小平也有其著名的“四个坚持”:马列毛主义、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其实就是一句话:统治集团的垄断权力不变。慈禧与邓,异代同心。
   其次,自强运动与“改革开放”的基本目标,都是:富国强兵。它们不是以每个国民的权利与福祉为本,而是以国家尤其是军力的强大为本。这是其根本的价值缺陷。
   第三,顺理成章,改革时最为关注的产业,必以军事工业为核心和主干,试图迅速达成船坚炮利。
   第四,自强运动时期,企业绝大多数是官办官营,办事的商人被掌权的官员压榨,毫无效率。官办企业、官僚资本,贪污腐败,慈禧又派守旧派掣肘,因此,独立自主的民间企业始终无法起来。邓氏改革,是抓大放小,不惜血本,国家资本输血,保护垄断性的大型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融资极其困难,发展之途艰险,导致贪腐空前横行,贫富高度分化,国富民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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