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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胡耀邦手上的“血污”——与余杰商榷

    读余杰《谁是手上没有沾满鲜血的人?》,同意其“我们需要有更多的历史真相被还原”之本意,但文章的基调给人一种“站着说话不腰痛”的感觉,故对其论点实难苟同。
   
    首先,对胡耀邦的评价问题。余文点名指胡与赵紫阳“同样不能免于血污”,根据是他“在党内崭露头角的时间(比赵)更早,在长征期间便是赫赫有名的‘红小鬼’,到了延安之后升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长,成为毛泽东、康生在军界推行整风的重要干将。”继而以大量篇幅引述胡在当时的总参谋部二局搞“抢救运动”的做法,暗示胡属于“手上沾满鲜血的人”,而非“纯洁无瑕、一尘不染的圣人”。
   
    以上说法经不起推敲。

   
    “在党内崭露头角的时间早”,未必“不能免于血污”,更未必属“手上沾满鲜血的人”。例如,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等中共领袖便是。一些从事机要、技术或医疗卫生工作的高级干部,如李强、傅连璋等也如此。至少是到目前为止似乎无人指责其“手上沾血”。
   
    “在长征期间便是赫赫有名的‘红小鬼’”,此语不确,应说“在长征开始前”胡“已是赫赫有名的‘红小鬼’”。但不管怎样,如果不将打过仗等同于“沾满鲜血”的话,不能以此认定胡手上沾满鲜血。
   
    至于余文所引述的胡在二局搞“抢救运动”的做法,当然不能给其正面形象加分,但看来全属“文斗”,与“血污”无绝对联系。
   
    说到将胡“塑造成纯洁无瑕、一尘不染的圣人”,可能某些悼胡的文章会使人有此印象,但如俗话所说:“追悼会上无坏人”,善颂善祷在这种情况下乃人之常情,无可指摘。何况事实上,在中共领导人中,胡耀邦无疑属于最受知识分子欢迎的一位,也是最有人性和人情味的一位。他身体力行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比提出这个口号的邓小平做得切实和有成效;他品格高尚,胸无城府,善善恶恶,真心同情和极力帮助受苦受难的弱势群体,尤其是众多冤假错案的受害者。此可谓有目共睹,有口皆碑。但似乎无人蓄意将之“塑造成纯洁无瑕、一尘不染的圣人”。
   
    倘就胡耀邦本人而言,他更具“自知之明”,在当选中共中央主席的中央全会上,他坦言自己还是原来的胡耀邦,并不因地位的擢升一下变得如何高明(大意如此)。此语一出,邓小平大为欣赏,说证明我们这次挑选主席没挑错人。而他对于自己以往追随极左的种种错误,也勇于承认,例如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表决开除刘少奇出党。他就说自己也举了手表示赞成,在这点上不如陈少敏。
   
    自然,我不能肯定地说胡就是“手上没有沾满鲜血的人”,只是认为“我们当然要对他们的历史处境有某种‘同情的理解’”还不够。或者换句话说,我们不仅要看到他们历史的局限性,还要对他们进行自我反思的深度加以分析。这里面最低限度要看两点,一是有无认错,二是有无补过。
   
    以胡、赵二人为例,胡较赵思想境界高。赵对于50年代在广东推行陶铸极左那一套,始终没有认过错。其中包括土改的“杀人立威”,和57年反地方主义,那真是“沾满鲜血”。更使人难以释怀的是:赵之父即因系地主于土改中在河南老家被处决,赵竟然毫无犹疑地也在广东大开杀戒;再就是80年代初,赵仍极力阻挠平反受陶铸与他迫害含冤去世的古大存案,以及相牵连的一大批所谓“地方主义分子”案。以致胡耀邦不得不要求他回避。
   
    相比之下,胡耀邦确实是坦荡君子,他不仅检讨自己历史上左的错误,而且为平反冤假错案竭尽心力,更坚定地表示:即使是毛定的案,错了也要平。当时他还仅仅是中央组织部长,这样做包含着多么大的道德勇气!后来他当了名义上的一把手,继续他的“既定方针”。可见,他非但能认错,还能将功补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他当之无愧!
   
    其次,李慎之等人“两头真”的问题。余文否定李等“青年时只能当共产党”的真诚,而把殷海光“不当共产党”的选择捧上天,其论证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先要讲一点:肯定李早年选择之真诚,并不等于说“殷海光就不正直、不爱国、不真诚”。“条条大路通罗马”,殷海光或胡适“不当共产党”,是爱国、真诚、正直的。李慎之或李大钊、陈独秀“当共产党”,也是爱国、真诚、正直的。两者完全可以并行不悖。
   
    说到“失足成恨”,那只是后来的觉悟。即“觉今是而昨非”。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指李慎之等人的早年选择“不真诚”。更不应认为“他们多半是抱着民族主义和平等主义的理念,而不是民主和自由的理想,奔赴延安”,就是“不真诚”。老实说,具有民族主义和平等主义的理念,在当时也应充分肯定。民主自由的理想到晚年才确立,未必就应受到“觉悟太迟”的指责。“朝闻道,夕死可矣。”重要的是终于“闻”了“道”,若能有所行动,包括积极宣传这个“道”,更值得称赞。
   
    写到此,联想起看过一个报导,说王蒙在欧洲开的一次会议上曾斥余杰“无知”,似乎是由于余质疑所谓“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无论余是否“无知”,或所谓“历史的选择”能否成立,我都无意置评。倘此事属实,我觉得王蒙的态度不是与人为善的,不足为训。同时我又觉得,当年绝大多数知识精英都作出了与李慎之相同的选择,这个事实值得深思,而不应简单地将之归结为“失足成恨”。
   
    至于余文举出王实味为例,反衬李慎之等人当年到延安后,“没有从中脱离出来,没有及早否定自我”,“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历史的失职。”这也是一种苛责。不能要求每个人都具有王实味的思想认识水平(王是中央研究院研究员,薪水比边区主席还高,可见非等闲人物)。
   
    这里想提醒余先生,当年到了延安,再走回头路是不容易的。回程中可能送命,或者返抵国统区之后受迫害。这都不能不考虑。“来去自由”,“一路平安”均无保证。不要用今天的环境随意臆测当时的实际情况,然后轻率地判定当年那些先辈文化人言行的是与非。
   
    最后还想根据自身经验,说说毛暴政下知识人的心态。一言以蔽之,能够自始至终顶住政治运动的压力,完全不做违心的事,不说一句违心的话,那样的人不是没有,而是凤毛麟角。本人在反右中就做过对不起朋友的事,即所谓检举揭发别人,立功赎罪。五十五万右派,恐怕大多如此。那是在高压之下,出于恐惧;也由于灵魂被扭曲,是非对错颠倒了。
   
    因此,我觉得不宜追问“谁是手上没有沾满鲜血的人?”因为,那样做的话,会把最大的罪魁祸首毛的罪孽减轻了,不利于对他的彻底清算,也不利于对整个极权制度的彻底批判。毛在对敌斗争中讲究“稳准狠”,我们应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集中力量打击这个大魔头。
   
    (0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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