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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后极权主义时代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他让“劳改”进入了牛津词典——读吴弘达《昨夜雨骤风狂》
·抓住中宣部的"黑手"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呼吁迁移毛泽东尸体的公开信
·莫把大学当监狱
·中共腐败官僚的“信仰”
·林昭与弓琳——两个北大女生的对照
·“万人杰文化新闻奖”答谢辞
·丁子霖女士致法国总统希拉克的公开信(余杰代拟)
·就法国政府致力于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致法国人民的公开信
·蒋彦永医生,中国的良知从你开始复苏
·十年改革,一夜屠城
·“船坚炮利”不会“强国富民”
·北大的沉沦与右派的风骨
·不一样的葬礼,不一样的时代
·中共有过“不独裁”的时代吗?
·沦为受虐狂的中国作家:著书都为颂毛魔
·向西藏忏悔
·中国的“古拉格群岛”浮出水面
·“太空秀”能够秀到几时?
·新左派们为何不对重庆的灾难发言?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中共是“唯物党”还是“谶纬党”?
·朱镕基:清官神话的终结
·世界人权日这天,特务掐断了我的电话
·让我们记住那些参与罪恶的人
·永不“引咎辞职”的中共官僚
·新版的“窃国者侯,窃钩者诛”
·官逼民死
·邓小平的“亲民秀”
·邓朴方的获奖与联合国的堕落
·写给为李思怡而绝食的朋友们
·揭开“文革”的红盖头
·为了自由,我们愿意献身:在民主基金会的演讲
·没有理由乐观的“后江时代
·连战在大陆最该说的一句话
·赵紫阳不是你们的“同志”
·永远站在自由一边
·毛泽东在抗战中的所作所为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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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致帝国的悼词》(香港田园书局)
·胡平:余杰《致帝国的悼词》序言
·《致帝国的悼词》自序:我的生命被这天分成两半
·是怯懦,还是虚伪——有感于温家宝谈“六•四”事件
·拆除北京的“靖國神社”——毛泽东纪念堂
·这样的审判只能用荒谬来形容——抗议湖南长沙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师涛十年徒刑
·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有感
·自唾其面——就王光泽被解聘致《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发行人沈灏的公开信
·一个人的“大屠杀博物馆”——中国作家廖亦武的文学与人生
·活着,记忆着,忏悔着,控诉着——序鲁礼安之文革回忆录《仰天长啸》
·是资本巨鳄,还是末世怪胎?——从原健力宝总裁张海的被捕谈起
·党杀死了忠心耿耿的党员——纪念北京西单工地坍塌事故中的死者周绪湘
·江胡对立的“江湖”——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至五中全会期间的权力转移
·表达的自由与宪法的保障——从昝爱宗诉讼案说起
·走出“黑名单”,活在光明中
·杨振宁究竟爱哪个“国”
·两头“野兽”的会面——评泰森拜谒毛泽东干尸
·从未存在过的“胡温新政”
·胡锦涛正在步齐奥赛斯库后尘
·像老鼠一样胆怯的“世界第一大党”
·中央电视台是党的喉舌,还是皇帝的尿壶?
·“反右运动”与中共的现代奴隶集中营(上)
·从图图与林义雄的会面看天安门事件的未来
·从赵紫阳与胡锦涛的分野看中共的未来
·秘密警察能捍卫“铁桶江山”吗?
·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独裁者的盛宴
·谁是松花江大污染的罪魁祸首?
·温家宝的“大师梦”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从体制外异见作者的真实处境说起——兼论鄢烈山的文风问题
·公审邬书林为期不远
·没有民营媒体,何来新闻自由?
·谁把网络当作洪水猛兽?
·我们为什么要有基本的是非判断?
·宣传部是个什么部?
·抓住“冰点”事件的幕后黑手李东生
·“冰点”之殇与中国新闻界的觉醒
·陈光诚重于温家宝千百倍
·给汉语以自由,给心灵以自由
·独立中文笔会二零零五年度(第一届)“林昭纪念奖”颁奖词
·在二零零五年澳洲墨尔本“亚太地区作家论坛”上的对公众演讲
·言论自由神圣不可侵犯——关于郑北京“爆破作文”案件的感想
·在没有出版自由的国度,作家何为?
·谁是说真话的人?——悼念刘宾雁先生
·谁是中国最大的卖国贼?——评谢幼田《中共壮大之谜》
·写作是一种捍卫记忆的努力
·这是纪念抗战,还是歪曲历史?
·专制之下无信史——评《东亚三国近现代史》
·两个母亲,一个时代
·“长征”与“鬼地方”
·中共向朝鲜学什么?
·监牢里的“正义——从郭光允和欧阳懿的狱中遭遇说起”
·弱女子撬动“潜规则”——向两位同龄的女教师宋飞和卢雪松致敬
·“海龟”祸国论
·荆棘中的过客——评易大旗的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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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几番魂梦与君同》(同心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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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开芬兰的奇迹背后的秘密


   解开芬兰的奇迹背后的秘密
   ——读吴祥辉《芬兰惊艳》
   我曾经走马观花地游览过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对芬兰这个北欧美丽的“千湖之国”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比起丹麦、瑞典来,芬兰领土更北,生存条件更加恶劣,因而市容市貌以及人们的表情,看起来显得少了几分浪漫、多了几分肃穆。这个五百多万人口的小国,却有着许多让世界刮目相看的地方。在现代历史上,小小的芬兰曾经独自抗击强大的苏俄的侵略,以沉重的代价捍卫了民族的独立。尤其是一九三九年冬展开的“冬战”,持续一百零五天,让苏联方面付出了战死二十万人的巨大代价,而芬兰方面仅仅损失两万五千人。虽然芬兰最后不得不签署城下之盟,但比起二战中法国面对法西斯德国的侵略,仅仅数周时间便投降和亡国来,芬兰自然让人肃然起敬。
   芬兰在当今世界上赫赫有名的,有占据全球手机市场份额百分之四十以上的诺基亚公司,有被誉为“自由软件之父”的、比比尔•盖茨更伟大的软件天才Linus,有“小国办成大外交”的典范、并改写冷战历史的《赫尔辛基人权条约》,更有连续数年全球竞争力名列世界第一的骄人成绩。仅在全球竞争力的单项评比中,芬兰名列第一的就高达十项之多:恐怖主义商业成本最低、产学共同研究最多、教育制度品质最佳、公立中小学品质最好、高等教育在学率最高、警察可信度最高、犯罪和暴力商业成本最低、公共基金调度最好、公司伦理最好、小股东利益保护最好。在以上十项“金牌”中,与教育有关的便有四项。
   台湾学者吴祥辉,早年以《拒绝联考的小子》一书冲击顽固的台湾教育体制,引发广泛回响。其后参与党外运动,创办《民进周刊》,号召、影响台湾民主化,颇收其功。有感于台湾社会的诸多弊端,他专程赴芬兰考察这个遥远国度繁荣富强的秘密,撰成《芬兰惊艳》一书。他希望以之作为台湾社会的一面镜子,促使人们开始更多的思考。《芬兰惊艳》是我读到的最深入地分析芬兰奇迹的著作,它不仅是台湾的一面镜子,更是中国大陆的一面镜子。今天,将GDP作为惟一指标的中国,沉浸在“中国的世纪”的狂想中的中国,却无比忽视教育的意义与价值。中国的教育现状危机四伏,让有识之士忧心忡忡:教育经费在国家财政中所占的比例,比多数非洲国家还低;有限的教育经费被用在少数大学,造就了一个享有既得利益的知识分子阶层,却未能提升高等教育的水准;教育腐败在社会各领域的腐败中别开生面,老师沦落为最不受信任的职业;应试教育成为折磨中小学生的噩梦,中小学生当中患上心理疾病的人数直线上升;义务教育宣传多年却至今未能实现,文盲半文盲的数量居高不下甚至节节攀升……这一切,全都被城市里拔地而起的楼堂馆所遮盖住了,而它们将成为中国未来发展的致命伤。
   芬兰是一面镜子。芬兰的成功,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比如廉洁高效的政府、有效的新闻监督、积极的环保政策、富于人性的公司管理、整个社会对创新的鼓励等等,但教育的成功无疑是最根本的因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芬兰奉行的是教育立国的国策,芬兰政府重视教育,芬兰民众关心教育,却从来没有大张旗鼓地掀起教育“大跃进”,他们的重视和关心,体现在每一个孩子、每一名老师和每一所学校上面。在《芬兰惊艳》一书中,吴祥辉用了超过三分之一的篇幅讨论芬兰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为我们解开了芬兰奇迹背后的秘密。
   惟有成功的教育方能培养出高质量的国民,惟有成功的教育方能树立高水准的国民伦理。首先,吴祥辉发现,“不让一人落后”是芬兰基础教育的执行最高策略。没有教育不好的学生,只有教育方法存在欠缺的老师。“这个国家的学生,念书时间比别人少,却能达到比别人更好、更均衡、更普及的教育成果。”芬兰的学生,从小学开始就要学习三种语言,芬兰语、瑞典语和英语。学有余力的学生,还可以选修德语和法语。但是,芬兰学生的学业并不重,基本上没有什么“家庭作业”,功课在学校里便可以完成。芬兰十五岁的中学生,平均每周花费在学习上的时间仅仅为三十个小时,而韩国则为五十个小时,中国更是超过五十五个小时。
   中国的中小学生经常感叹自己是“世界上最累的人”。他们过早地失去了童年,过早地参与了残酷的社会竞争。从小学开始,便有重点与非重点之分,中学更是等级森严,重点中还有重点。能否入读重点小学和重点中学,几乎决定了以后能否考入重点大学,也就意味着未来在社会上处于何种阶层。因此,“名次”是所有学生一直都无法摆脱的一个标签,老师以“名次”来衡量学生,家长也以“名次”来要求学生。学生的“好”与“坏”,是由“名次”的“高”与“低”来决定的。
   对中国当下的教育制度作出严厉批评并从清华大学辞职的画家和学者陈丹青,日前接受媒体访问时,谈到一个让他吃惊的现象,他说:“我在西单图书大厦签书,来买书的好多是高中生,我很意外。”这些高中生说,谢谢他对教育制度的批评,替他们出了一口气。由此,陈丹青发现如今的高中生过着“非人的生活”,“有一位《大学生》杂志的新编辑告诉我,他是某某二中毕业的。某某二中的别称就是‘某某第二监狱’:围墙、铁丝网、监视器。一年到头早晨五点起床,晚上十二点睡觉。各种威逼监视,无所不用其极。常有孩子自杀。……平时老师要挟的话是:不好好读书?你永远农村户口!这话对吗?很对。可这是教育吗?监狱也不是这么管呀。狱卒说:好好劳动!不然赎不了罪——如今‘农村户口’就是原罪啊!”可是,陈丹青所能做的,也仅仅是批评而已。
   对于芬兰人来说,这样的教育模式完全不能接受。他们把每一个孩子都看作是上帝赐予这个世界的礼物,因此每一个孩子的身上都有其独特的天赋。在老师眼中,所有的孩子都是“好孩子”,没有所谓的“坏孩子”。在芬兰的中小学里,没有可怕的考试制度,许多课程只是由老师给出一个富有弹性的、带有鼓励意味的评估。而且,考试成绩也从不公布,也更不会由高到低排列出“名次”来。老师和家长竭力让每一个孩子都充分发挥其天赋,都找到他本人感兴趣的、也能够取得成就的事业方向。这样的教育方法,效果非常显著,比如芬兰学生的数学成绩就相当优异,改写了人们认为惟有亚洲的黄种人才最擅长数学的固有偏见。
   其次,吴祥辉花了很大的篇幅来介绍芬兰的教科书。教科书有什么值得特地介绍的地方呢?对于学生来说,教科书不都是枯燥、刻板、艰深却又必须每天都面对的书籍吗?芬兰的教科书却让人大跌眼镜。吴祥辉发现:“芬兰的教科书,从封面到内页的每一页,页页都是精品;文字和表格工工整整,配上生动彩色的精致插图,赏心悦目。这就是教育,每一本教科书都可以成为设计、美术和美学品味的初级教本。”芬兰人做任何一件事情都竭尽全力、力求做得十分到位,更何况事关国家未来的基础教育呢?他们集中了最优秀的学者参与编写教科书,政府在具体内容上并不作任何干涉。在设计和印刷的每一个环节上,都一丝不苟,达到最高水准。这样的教科书,哪个学生不喜欢呢?
   相比之下,中国的学生厌恶痛恨教科书是有理由的。在中国,教科书的制作过程,从草率的编写、简陋的设计到劣质的印刷,所有环节都让人目不忍睹。教科书是支撑整个出版行业的暴利领域,早已被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所垄断。于是,被伤害的就是无数的老师、学生和家长了。老师、学生和家长只能年复一年地忍耐下去。家长作为掏钱买书的人、老师和学生作为亲身使用书的人,在改进教科书的问题上却没有任何的发言权。这难道不是世界上最荒谬的事情吗?
   至于芬兰教科书的编写方式和具体内容,更是让吴祥辉和我都羡慕不已。“英文教科书更值得一提。三年级的书名叫做冰淇淋岛。一本书只有一个故事,一群小朋友在冰淇淋岛的生活点滴。冰淇淋是芬兰人的最爱。四年级的主题是梦想团队,讲五个好朋友英伦之游见到的形形色色。不但教英语,也教外国文化和国际礼仪。生活更是多样化,农场生活、体育竞赛和文化表演,多姿多彩。显而易见,芬兰的英语教学注重‘讲英语’,不是写英语或考英语。学到的都是在日常生活中用得到的。再纵向推敲,每一年级的进阶,不是以字的难度区别,而是以生活主题随着年纪的变化而不同。”这样的教科书贴近学生的生活和年龄,也符合学生的学习习惯,因此孩子们在学习的时候都充满了乐趣,老师也能够用最短的时间收到最好的教学效果。
   吴祥辉还深入到芬兰学校的课堂上,他发现许多课程是我们完全没有设置过的。比如,家庭经济课不但让每个孩子自己做室内设计,画出彩色设计图,还要自己去询价,编列家具、碗盘、锅子等预算。甚至做衣服自己买布、画设计图。再比如,烹饪课教室里设备完善,几个人一组,自己买食材,大厨、二厨、洗菜自行分配,自己煮的自己吃。“女生们大功告成,分成两桌坐着,一桌喝咖啡、配自制蛋糕,一桌喝浓汤、配面包。男孩子们还穿着红色或白色的围裙,在各自的锅台前为食物愁眉苦脸。”再比如,学校重视传统文化教育,但又不像中国的某些人士一样强迫孩子们背诵四书五经。芬兰教育界相信,尊重智慧和运用智慧是芬兰人血液中的基础成分。芬兰史诗里的英雄不是武功盖世的巨汉,而是白发苍苍的智慧老人。他们以历尽苦难锤炼的智慧,去克服大自然和人类的各种试炼。老师们经常在课堂上将这些史诗故事向孩子们娓娓道来,无形中便奠定了孩子们的民族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
   芬兰的自然条件相当恶劣,大部分国土处在北极圈之内,土地贫瘠,蔬菜、水果和大部分农产品都需要高价进口。但是,芬兰却比许多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更为富有,芬兰人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也在全球名列前茅。在这个意义上,芬兰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强国。相比之下,那些靠奴隶劳工和资源破坏获得GDP高速增长的国家,其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其表面上的强大也是暂时的。
   今天全球的竞争,不是人口数量的竞争,不是军事实力的竞争,不是国土资源的竞争,而是国民素质的竞争。能够“崛起”的不一定非得是“大国”,“小国”一样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发挥重要的影响力,只要这个小国的国民富于想象力和创造力。相反,那些在人口和版图上占有优势的“大国”,不一定能够主宰世界,如果它没有良好的政治制度、没有一流的教育服务、没有平均素质优良的国民,人口再多、版图再大、军队再强,亦不足以“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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