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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玩偶、黑帮与过家家
·中共可能避免瓦解的命运吗?
·“暴徒”是怎样炼成的?——杨佳杀警案背后的制度危机
·想起王旭明,想起范美忠,想起孩子
·矿难之后又是矿难
·爱阅兵的大学校长与被奴役的大学生
·为什么美国孩子比中国孩子幸福和快乐?
·谁将顺民变成了暴民?
·那哀歌为谁而鸣?
·你为死者开——读杨显惠《定西孤儿院纪事》-
·“吃人”何以成为“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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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9年)
·《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目录
·盗火者与殉难者—论谭嗣同思想体系及生命实践中的基督教因素
·从“士大夫”到“知识分子”
·从曾纪泽与慈禧太后的对话看晚清改革开放与道德伦理之冲突
·“清流”不清——从《孽海花》看晚清的“清流政治”与“清流文化”
·肺病患者的生命意识——鲁迅与加缪之比较研究
·“秦制”:中国历史最大的秘密——论谭嗣同对中国专制主义传统的批判
·最是文人不自由——论章学诚的“业余”文章
·晚清的报刊热与《知新报》的创办
·未完成的转型----《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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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从柏林围墙到天安门:从德国看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台湾允晨文化出版,2009)
·在哪个岔道走错了?----《从柏林墙到天安门》自序
·触摸受难者的体温——访布痕瓦尔德集中营
·迟到的忏悔还是忏悔吗?——君特•格拉斯为何隐瞒党卫军的履历?
·在死亡之地重建爱与和平——访柏林墙遗址及和解教堂
·邪恶也是一种美——里芬斯塔尔及其纪录片《奥林匹亚》
·在上帝与凯撒之间——从德国教会历史看政教关系
·从焚书到焚人——“焚书纪念处”侧记
·祈祷和烛光的力量
·白玫瑰永远绽放
·言论自由是信仰自由的开端——从马丁.路德故居到古登堡印刷博物馆
·记忆不仅仅是记忆——柏林“欧洲被屠杀犹太人纪念碑”侧记
·为奴隶的母亲——访柏林珂勒惠支纪念馆
·让习惯黑暗的眼睛习惯光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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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刘晓波与胡锦涛的对峙: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为何停滞?》(即将出版)
·布朗为何说北京的天气很好?
·谁让母亲成为妓女?
·紫禁城的星巴克与天安门的毛头像
·人民意愿轻如鸿毛
·韶山的“茅厕”与张戎的“毛传”
·黑心矿主与黑心政府
·航空母舰与国家形象
·邓小平与美少女
·独裁国家无友谊
·《达芬奇密码》不能禁
·《物权法》的“剖腹产”
·成思考危不以太监为耻
·从《河殇》到《大国崛起》
·中央政府是山西奴隶童工的解放者吗?
·诗歌与坦克,谁更有力量?
·国旗应当插在哪里?
·作为傀儡的孔子
·胡锦涛的崇毛情结
·温家宝为何闻“赵”色变?
·习近平可有习仲勋的眼泪?
·“八荣八耻”对决“三个代表”
·自由是我们争来的
·都江堰的灭顶之灾
·叶利钦与中国
·中共应当还中南海于民
·中国究竟有多么热爱和平?
·中共元老吴南生谈政治民主
·谁是胡锦涛的智囊?
·新闻出版的“外松内紧”
·以真话来维权
·昝爱宗与萧山教案
·我所见过的女议长佩洛西
·谁想不让我们过圣诞节?
·十博士为何不反对奥运会?
·人文奥运,去毛为先
·“爱国”为何成为流氓和白痴的专利?
·两朵金花耀中华
·中共已无改革派
·别了,毛贼
·胡锦涛捐献了多少钱?
·我们唯有勇气与谦卑——我为何在《零八宪章》上签名,兼致狱中的刘晓波
·六万与两亿
·探望刘霞受阻记
·在横眉与俯首之间—为刘晓波五十三岁生日而作
·与国保警官谈零八宪章
·刘晓波的道路就是胡适的道路
·她是中国的“犹太人”——写给刘霞
·偶尔抽抽
·签名,还是不签?----由昆德拉与哈维尔之争看《零八宪章》(之一)
·如何将真理从谎言中拯救出来?——读茨普金《巴登夏日》
·中共的硬与软
·签名的价值——从昆德拉与哈维尔之争看《零八宪章》(之二)
·但开风气不为帅——读《包遵信纪念文集》
·杀戮不能获取正义
·让网络监督的风暴更猛烈
·民权乃公理,宪法实良图——从康有为与章太炎的论争看零八宪章的改良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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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神话的破灭


   钱钟书神话的破灭
   ——从宗璞《东藏记》说起
   宗璞的长篇小说《东藏记》,取“东躲西藏”之意,以抗战期间西南联合大学的生活为背景,生动地刻画了在民族危难时刻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操守和情感世界。他们对亲人朋友的大善、对祖国人民的大爱、对日本侵略者的大恨、对亡国之祸的大痛,在这部小说中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宗璞有着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和西方文学的修养,文字淡雅,笔墨委婉,《东藏记》一书如同一支“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腊梅,含情脉脉而芳香袭人。她的文字有点像刚刚去世的台湾女作家林海音,古雅而不失灵动,婉约而不失自然,清新而不失深厚。这样的文字在青年一代作家中已经很难看到了。
   西南联大堪称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奇迹,它在九年间所培养的杰出人才,甚至超过了此后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所大学半个世纪所培养的杰出人才的总和。在警报和烽火中、在饥饿和寒冷中,西南联大为何能创造出世界教育史上的传奇呢?宗璞在这部小说重现了少女时代在西南联大的一段亲身经历,那时她的父亲、哲学家冯友兰正在联大任教。她并没有刻意去寻求答案,却在不经意之间说出了若干秘密。《东藏记》以它特有的方式,部分地揭开了谜底:西南联大是抗战的第二战场,教授和学生都是战场上的战士,他们有使命感和责任感,他们在奋力保存、传播和发扬着文化和学术的命脉。他们坚信,只要这一命脉不断,中华民族就不会消亡。这种信念支撑着他们在警报声中探寻真理、研究学问、关心时务、追求民主。
   宗璞的文字里饱含了那个遥远时代的温热,却在某些特别的片断里暗藏着闪闪的机锋。整部小说总体风格的温婉舒缓,与某些片断的锐利张扬,形成了颇为奇妙的落差。前面还是“春江花月夜”,突然之间却转化为“高祖还乡”,中间似乎缺乏必要的“起承转合”,多少让人感到有些“不协调”。换言之,在抒情的段落之间,穿插锐利的杂文笔法,让文本充满了张力。
   《东藏记》中涉及的诸多人物,大都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原型,他们几乎都是当时名满天下的学术大师和文化泰斗。作者的家庭便是其中的一员,因此作者对他们有着若干近距离的观察,而不是外人的那种“高山仰止”。不仅有“赞”,也有“贬”,不仅有温情,也有冷嘲。这些文化人并非个个都是顶天立地的英雄,不能将他们理想化。他们当中也有虚伪冷漠、自高自大的“局外人”,身上也有“高级阿Q”的种种劣根性。宗璞描写这类人物似乎得心应手,这些文字颇具英国小说《小世界》的风味,也有向清代伟大的小说《儒林外史》致敬的意思。在此意义上,《东藏记》不仅是一部抗战小说、一部回忆小说,亦是半部“反知识分子小说”。
   《东藏记》中最让我感兴趣的人物,是小说中有一对留洋归来的年轻教授夫妇,名为尤甲仁、姚秋尔。他们家住“刻薄巷”,以刻薄冷漠、造谣生事著称。在他们刚刚登场时,作者便描写道:“说话都有些口音,细听是天津味,两三句话便加一个英文字,发音特别清楚,似有些咬牙切齿,不时互相说几句英文。”那么,他们的学问究竟如何呢?有教授想试他们一试,询问《诗品》中“清奇”一章,话还没有说完,尤甲仁便将原文一字不漏地背诵出来。问到一处疑难,尤甲仁马上举出几家不同的看法,讲述得很清楚。这时,其妻姚秋尔面有得色。对方又问:“这几家的见解听说过,尤先生怎样看法?”尤甲仁微怔,说出来仍是清朝一位学者的看法。小说中还写到,中文系安排尤甲仁演讲,他讲“莎士比亚和汤显祖”,大段背诵莎剧和《牡丹亭》的片断。虽然内容丰富生动,却没有说出比较的是什么、思想上有什么同异、艺术上有什么差别。同学们听了,有人赞叹,有人茫然。
   这就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学术“我注六经”的方式。“我”看不见了,“我”成了“六经”的奴仆。对此,宗璞借书中另一人物之口发表议论说:“读书太多,脑子就不是自己的了。这好像是叔本华的话,有些道理。”这样的教授对学生而言,不是开启心智的导师,而是一座将他们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泰山。台湾学者吴祥辉在《芬兰惊艳》中记述了与一名芬兰学生的谈话。芬兰人马蒂曾经到台湾留学,他比较了芬兰与台湾教育的差异:“比方说,一个题目出来,我们芬兰的学生会很简要地提出一些相关的理论和见解,然后把重点放在我们自己的看法。台湾不一样。我提出四个已经有的理论,他们马上说,不对,有第五个,你少写了一个。还有的会告诉你该去读什么书和什么书,还有七个、八个理论和方法。他们并不关心你有什么自己的想法。有没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不是那么重要。”台湾是如此,大陆何尝不是如此?这种做学问的方法和教育的方法,固然培养出对知识的高度理解力,却使得学生丧失了想象力和创造力。
   然而,长期以来,中国的教育模式和学术传统,始终将记忆放在第一位。于是,尤仁甲这样的记忆力超群的学者便倍受尊崇。日前,日本学者研究得出一个惊人的结果:猩猩的记忆力优于人类。对此,学者笑蜀评论说:“教育的使命是使人成为人,教育当以思考为中心,也就是天经地义,所谓教化,所谓启蒙,根本的涵义就是教人思考,教人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用自己的大脑判断,用自己的心去选择,而不是人家给什么,就往自己的大脑填什么;人家要自己怎样,自己就怎样。用这样的尺度丈量中国教育尤其是中国的基础教育,我不能不认为,它们本质上是反教育的,孩子们那似乎永远不能减轻的沉重的书包,那似乎永远不能减少的漫长的学时,那似乎永远不能简化的刁钻的考试,在在显示着一个趋势,就是把人变成大猩猩的趋势。”这种科举制度遗留下来的“比赛记忆”的评价方式,至今仍然统治着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体系。
   如果说以上对尤仁甲的描述,涉及的仅仅是做学问的方法和路数,那么下面的描写则是对其个性和人品的质疑,更具讽刺意味,可谓画皮画骨。有一处写尤氏夫妇互相吹捧,颇有晚清讽刺小说的风味——姚秋尔说:“甲仁在英国说英文,英国人听不出是外国人。有一次演讲,人山人海,窗子都挤破了。”尤甲仁则说:“内人的文章刊登在《泰晤士报》上,火车上都有人拿着看。”两人的这种互相赞美已经日常生活化了。这对夫妻看上去好像神仙眷属、夫唱妇和、才气纵横,好不让人羡慕,却不由得不让人疑惑:这两个如此骄傲的人、如此冷漠、如此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天天生活在一起,他们真的相亲相爱吗?他们是更爱自己,还是更爱对方呢?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在那天崩地裂的时代里,知识分子是否应当心安理得地躲在“自己的园地”里?法国思想家朱利•班达在《知识分子的背叛》一书中指出:“如果对事物之间活生生的关系毫无兴趣,一个人会只是一位杰出的艺术鉴赏家,不涉及其他领域。……如果没有这种活生生的关系,小说、诗歌、剧本就不会长久流传下去。”《东藏记》中毫不留情地写出了尤甲仁的自私和虚伪:尤甲仁素来不发表带有政治色彩的言论,有人说他清高,有人说他自私。他却攻击一位批评国民政府压制舆论自由的教授说:“现在民主人权很时髦了,无怪乎以前有人说某某教授善于投机。这可不是我说的。”别人冒着生命危险挑战国民党当局的独裁统治,他却在一边自以为高明地说风凉话,并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认为对方是“投机”。宗璞本人并非热心于时政的人,但即便是宗璞也对这样的言谈举止不以为然。可见,当时尤姚二人在教授圈子里如何不受欢迎——“他们以刻薄人取乐,他们这样做时,只觉得自己异常聪明,凌驾于凡人之上,不免飘飘然,而毫不考虑对别人的伤害。若对方没有得到信息,还要设法传递过去。射猎必须打中活物才算痛快,只是闭门说说会令趣味大减。”
   那么,尤甲仁夫妇的人物原型究竟是谁呢?我想,对中国现代学术史和文学史略有了解的读者,一眼便可以看出这两个人物是在影射钱钟书、杨绛夫妇。有人说,宗璞如此作践钱杨二人,是因为父辈间的恩怨。冯家和钱家是否有私人恩怨,我并不清楚,也不感兴趣。但我很喜欢宗璞所塑造的这两个人物,他们颇具典型性。而从小说到现实生活,从现实生活再到小说,通常只有一步之遥。钱钟书写《围城》,洋洋得意地讽刺别人,却没有料到自己成了《东藏记》中的主人公之一。他何以忘记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个最简单的道理呢?
   钱钟书夫妇的偶像崇拜,早该破一破了。我一向不喜欢钱钟书夫妇的行事为人。虽然他们两人学识渊博、记忆超凡、著作等身,但他们何尝对现实中的苦难和罪恶发过言?他们从来没有对这片土地和生活其上的同胞有过痛彻心肺的大爱。钱杨二人,其生存秘诀无非是蜗牛与鸵鸟。但是,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作为一名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真能做到无视黑暗的现实政治吗?真能做到假装看不见暴虐的专制权力吗?钱钟书在西南联大短暂任教之后,不能忍受后方物质的匮乏,便离职返回沦陷区的上海,与一帮汉奸文人打得火热。抗战胜利之后,他还因此受到国民政府的审查,经过多方打点,方才得以过关。
   一九四九年之后,钱氏夫妇的生活大抵波澜不惊。钱钟书虽然对外塑造出一幅超凡脱俗的模样,却没有像陈寅恪一样斩钉截铁地拒绝学马列、趋新学。在暴力肆虐的“文革”之中,他拼命讨好某身居高位的清华老同学,正是靠着此“理论权威”的照顾,才讨得一个翻译红宝书的好差使。即便在干校中,这对夫妇亦精心得评估进退得失,周密而稳妥,有杨绛之《干校六记》为证。如果完全断绝权力之诱惑,钱钟书为何在晚年长期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这一高官呢?如果真的不在乎名利,杨绛为何通过官府向与钱钟书学术观点不同的青年学者施加压力呢?他们夫妇所标榜的隐居生活,乃是一种“北山移文”式的隐居,古人早就用过了,并不是钱杨二人的首次发明。
   其实,宗璞《东藏记》中的讽刺文字并不算太刻薄,钱杨二人的文字才算是刻薄到家了——看看他们对散文家林非一家的攻击,便清清楚楚了。刻薄是人类最恶劣的品质之一,刻薄的人不知道什么是爱,不会去爱别人,也得不到别人的爱。在“文革”当中,钱钟书夫妇与林非一家,同处杂院,为着寻常的邻里纠纷而大打出手。多年之后,双方均撰文攻击对方,其中尤以杨绛的文字最为恶毒。两家的矛盾,其实并无根本的好坏、是非之分。与许许多多“臭老九”一样,在那个年代,知识分子都是值得怜悯和同情的,当然知识分子自己也需要反省和忏悔。而对于广大“钱迷”来说,一听到这个事件,便如同神话破灭一样。我一直坚信,知识的渊博与人品的崇高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明白了这个道理,也就不会误认为那些学问家也是道德家了,也就不会对他们高山仰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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