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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从柏林围墙到天安门:从德国看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台湾允晨文化出版,2009)
·在哪个岔道走错了?----《从柏林墙到天安门》自序
·触摸受难者的体温——访布痕瓦尔德集中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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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死亡之地重建爱与和平——访柏林墙遗址及和解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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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文人无行,忏悔无期

来源:民主中国

    二零零八年一月,北美最大的华文周刊《世界周刊》刊登了由该刊记者韩杰撰写的《文化行者:余秋雨》一文。许多北美的华人读者给我来信,告知该文中涉及到我的几个段落,存在诸多与事实真相不符的地方。他们愤怒地指出,这个人居然撒谎撒到美国来了!

   我对余秋雨为人为文的批评,早已是八年之前的事情了。我不愿再次提及这个老话题。换言之,今天仍然标榜“正面的精神价值”的余秋雨,其实连被批评的价值都不大了。但是,为了避免以讹传讹,为了制止谎言的泛滥,我不得不撰文对相关事实澄清之。

余秋雨是“石一歌”成员

   我在一九九九年发表《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一文,考证出余秋雨在文革期间参加过四人帮在上海组织的多个写作班子,并撰写过多篇重要的大批判文章的事实。我在文章中呼吁这位以“文化导师”自居的作家公开忏悔。忏悔当然是其内宅的需要,但我提出忏悔的呼吁亦是我批评的自由。当时,我还是北大中文系的研究生,但早在一九九八年便出版了《火与冰》一书,该书发行超过一百万册,以对中国文化、教育和知识分子的尖锐批判,深受青年读者的喜爱。正因为如此,这篇文章一发表便引起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引发了知识界对文化人在文革中的表现的关注。

   当时,我写作这篇文章的动机很简单:我一直都很关注中国知识分子人格重塑的问题,余秋雨只是我所分析的个案之一。此前此后,我还对郭沫若、周一良、季羡林等文化名人在文革中的言行提出过批评。我对余秋雨并没有特别的兴趣。只是根据史料,余秋雨参与四人帮组织的写作班子程度之深,确实让人震惊。而这些历史事实,余秋雨在九十年代重新成名之后,却始终避而不谈。因此,余秋雨的心理状态及人格形态颇有典型性,追问“余秋雨,你为什么不忏悔”与追问“日本人,你为何不忏悔”具有同样的价值。此后,余秋雨及其支持者攻击说,我是想靠批评他出名,这显然是一种过于自恋的想法。

   二零零零年春节之前,我与余秋雨在四川成都魏明伦的家中见了一面,会谈大约两个小时左右。大部分时间都是余秋雨解释他在文革期间的经历,他将自己描述成一名无辜的受害者。会面结束后,我对他说,批评者和被批评者平等对话是一件好事,我们没有私人恩怨,我们的分歧是价值观的分歧。我愿意收回“文革余孽”这个词语,但我不能采纳你的一面之词,我还会访问更多知情人,深入探讨此问题。所以,我并没有因为一次会面便放弃了对余秋雨的批评。《世界周刊》记者韩杰在文章中所说的“余杰承认自己用了文革的思维方式,还表示钦佩余秋雨的宽容大度”,真不知是从何谈起。这位记者在撰写这篇报道的时候,应当采访当事的双方,将不同的观点呈现出来。新闻记者最忌偏听偏信。

   此后,我又搜集到更多史料,包括文革期间余秋雨的顶头上司孙光萱等人的回忆文章,接着撰写了《我们有罪,我们忏悔》等文章,对知识分子与文革的关系作了进一步的梳理。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是文革及历次政治运动的受害者,反智主义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政治文化的主流。但颇为吊诡的是,反智主义偏偏是由一部分知识分子帮助当权者煽动起来的。文革期间极左派的“写作组”,无论是北京的“梁效”,还是上海的“石一歌”,都网罗了一批老中青三代的一流文人。这些参与者固然大都是“身不由己”的,但在大灾难过去之后,作为亲历者,他们有责任见证历史和自我忏悔。余秋雨当年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为了满足个人的虚荣心,误上“贼船”,是可以同情和谅解的。但是,不能同情和谅解的是,在许多史料都呈现出来之后,他仍然死不认错,百般抵赖,并且将自己描述成白玉无瑕。如同当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发生性丑闻:克林顿在白宫椭圆办公室中宣淫,固然应当谴责,但不至于因此险些酿成国会弹劾案。他之所以差点受到弹劾,不是因为管不好自己的性器官,而是因为在法官的面前说谎。与克林顿相似,余秋雨不惜以更大的谎言来遮盖早年的错误,是一种愚不可及的选择。所以,我对余秋雨的批评的态度,是一以贯之的,根本不是韩记者所说的后来又发生了转变——“余杰也一改道歉态度,声称要‘战斗到底’”。更何况,我从来没有认为我与余秋雨之间是在进行一场“战斗”。

   这篇报道中有一个最大的谎言,便是所谓“上海市政府的调查报告”得出如是结论:余秋雨参加的是周恩来指定的教材写作组,而不是臭名昭著的“石一歌”。这是余秋雨故意散布的一颗烟雾弹,可惜韩记者信以为真,像小孩一样受其误导。其实,事实的真相只要用“google”搜索一下,便可一目了然。这份所谓的“反调查”,不过是余秋雨操纵《新民周刊》来进行的,而根本不是由上海市政府主导的——上海市政府日理万机,哪里会愚蠢到随意使用纳税人的钱财来为余秋雨“正名”?更为匪夷所思的是,这份“调查报告”的许多内容,在发表的时候遭到严重的篡改。后来,多名被采访对象致信编辑部表示抗议,作者和余秋雨不得不道歉。

   我们可以看看最知道内情的人是如何说的。上海剧作家沙叶新在最近发表了《我与徐景贤》一文,该文记载了他与文革期间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的一些交往。徐在二零零二年去世前夕,与沙叶新有一段谈话:“这个人(余秋雨)我应该最有发言权,写作组是归我管的,我知道。他当然是写作组的,是‘石一歌’的。他总是想掩饰,越掩饰,人家就越要揭露。他还带记者去找审查过他的负责人(夏其言)作伪证。人家说他在文革中没大问题,对呀,他是没大问题呀,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我,才算是大问题。没大问题不等于你没问题呀,文革中,你写了那么多文章,很多是署名的,真名实姓,白纸黑字,没问题吗?他和记者篡改人家的话,把没大问题篡改成没问题,这就不好了。这个负责人提出强烈抗议,他们又不得不在刊物上更正。弄巧成拙,反而越发暴露了他的文革历史。何必呢?实事求是嘛!不过,我要为他说一句公道话,有人说他是张姚的红人,那是高看了他,是他自己吹出来的吧?他连我这一级的红人都挨不上,最多是朱永嘉他们看中他罢了。听说他在香港发表回忆,老骂别人,掩饰自己,这就不好了。”余秋雨究竟是不是“石一歌”成员,当时在上海滩权倾一时、呼风唤雨的徐景贤的说法,算不算“一言九鼎”呢?余秋雨还能抵赖到几时呢?

   沙叶新是上海首屈一指的戏剧家,近年来撰写了许多直指现实、脍炙人口的好文章。与“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的沙叶新相比,矫情造作、从官的帮闲摇身一变成为商的帮闲的余秋雨,根本不配自称为“知识分子”。一个人若不能勇敢地面对自己幽暗的历史,他便永远蜷缩在阴影之中而不能自拔;一个民族若不能勇敢地面对自己幽暗的历史,它便无法为人类文明贡献出任何“正面的精神价值”。不承认南京大屠杀的日本人如是,不承认文革中斑斑劣迹的浩然、余秋雨、宋彬彬们亦如是。没有真相就没有正义。对此,沙叶新语重心长地指出:“只要对自己的历史持有公正的态度,那么历史也会将公正归还给你。不论你有多大罪恶,历史既会让你承担你应该承担的罪责,也会给你很多机会让你从坦诚的反省中站立起来,重新赢得尊重。”

   沙叶新的这番话说得公道而诚恳。我愿意将这段话转赠给“以文化思考者自许并引以为傲”的余秋雨。作为一名在文革后期出生的后来者,我也愿意与所有的年长者一起,直面和反思那段残酷而血腥的历史。因为,我始终坚信:一个没有历史感和记忆力的民族,是没有未来的。

余秋雨如何欺骗夏其言

   一个接一个的谎言,如同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聪明如余秋雨,居然也会像《皇帝的新装》中的那个皇帝一样,认为人们都会坚定不疑地相信他的谎言。看来,他是太爱自己了。这一次,余秋雨悍然搬出上海市政府为其背书,可见其潜意识里认定了“官府便代表真理”。余秋雨在接受《世界日报》采访的时候,声称“我必须要承受在中国一个没官位、没有权势的名人所必然遭遇的一切灾难”,那么他为何又要拉出官家来为自己撑腰呢?

   众所周知,《新民周刊》并不是上海市政府的“机关刊物”,《新民周刊》上的文章并不能代表上海市政府的立场。然而,余秋雨在此偷梁换柱,隐去“调查报告”的主体是《新民周刊》的事实,却搬来“上海市政府”这个大而无当的救兵,甚至还祭出“周恩来”作为挡箭牌。《新民周刊》在二零零零年第三十四期,图文并茂地隆重推出《余秋雨“文革问题”调查》,作者为该刊记者金仲伟和该刊特约撰稿人杨慧霞、王抗美。这篇文章的用意很清楚,就是帮助余秋雨“漂白”。因此,在记者采访的过程中,余秋雨多次亲自“陪同”。如此写出来的文章,能否做到客观、中立、尊重事实,可想而知。这篇文章最恶劣的地方便在于,肆意歪曲被采访者的言论,比如关键的证人之一、文革结束之后负责审查余秋雨的问题的夏其言的观点。

   夏其言是上海新闻界的老人,抗战期间曾任《文汇报》特派记者,文革前曾任《解放日报》副总编辑,文革后任中共上海市委驻原写作组清查工作组组长。《新民周刊》的文章指出,夏其言明确地对记者说:“余秋雨没有问题,上海写作组系统的骨干人物我记得清清楚楚,怎么会扯上余秋雨?”夏其言看到这篇报道之后,不顾身在医院,亲自执笔向《新民周刊》提出抗议,下面是他写的抗议信全文(刊于香港《纯文学》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号):

   彭正勇、丁曦林同志并《新民周刊》编辑部:

   我年近九十,住院治疗已达五个多月,但我经过郑重考虑,仍然决定抱病向你们写这封信。

   贵刊记者金仲伟等三人在《新民周刊》二零零零年第三十四期上发表了《余秋雨“文革问题”调查》。金仲伟为了给余秋雨涂脂抹粉,竟然造谣说我对他谈过余秋雨在上海写作组中“没有问题”一类话,这是肆意捏造的谎言,对此我十分气愤和激动。现将有关情况如实奉告如下:

   今年五月十九日下午(即我住医院的四天之前),余秋雨和金仲伟来到建国西路我家,他俩自我介绍并寒暄一番之后,金仲伟就当着余秋雨的面和我的面提出向我采访余秋雨“文革”中在写作组的情况,我当即告诉金,上海写作组的清查工作早于二十多年前结束,当时我曾写过总结报告,送市委“清查办公室”,你可以到市档案馆去借阅有关上海写作组的档案材料。交谈中我曾有意识地提到“文革”是个大灾难,我们作为知识分子,不妨冷静地反思或反省一下,总是可以有些经验教训吸取的。我还谈了我在“文革”中受到的残酷迫害是上海新闻文化界中人所共知的,但在我写的一篇回忆文章中,对自己在“文革”中也曾违心地喊过口号(如跟着造反派喊“打倒夏其言!”等)、被迫写过违心的大字报,等等,都作了自我批评,我还把收有这篇回忆文章的那本《〈解放日报〉老同志回忆录》送给余秋雨参考,用意无非是希望他吸取教训,正确对待群众和读者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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