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评论] [查看此文评论]    余杰文集
[主页]->[独立中文笔会]->[余杰文集]->[“秦制”:中国历史最大的秘密——论谭嗣同对中国专制主义传统的批判]
余杰文集
28、卑贱的中国人(2010年完成)
·奉旨吃人余秋雨
·二月河:谁比我更爱皇帝?
·王朔:永远的愤青,永远的痞子
·仿余秋雨原韵,含泪劝告北大清华教授勿上访书
·钱钟书:中国人文化心理上的一道花边
·中国人都是“会做戏的虚无党”——“优伶中国”之一
·宫廷和皇帝的“优伶化”——优伶中国之二
·朝廷和官场的“优伶化”
·儒林和文苑的“优伶化”——优伶中国之四
·贾平凹:废都里的废人
·余秋雨:你的眼泪随风而飞
·民间和江湖的“优伶化”
·冷眼旁观季羡林的“祝寿大会”
·贾樟柯:一个并不独立的“独立导演”
·谁是“反动人士”?——杨澜如何为丈夫吴征的假学历辩护
·张艺谋选了胡锦涛最爱的歌曲
·劣马方吃回头草——评刘再复访谈《又见故国、古都与故人
·中国人,你的厕所有多脏?
·谁将魔鬼当偶像?
*
*
29、香港沉没(2010年完成)
·香港基督徒怎样活出丰盛的生命?
·温家宝先生,你没有资格让中国的孩子充当“杜鹃”和“精卫”
·梁家麟院长为何“变脸”?
·毛泽东陈永贵才是真汉奸
·香港科技大学的“自我检查”
·穿布鞋的陈日君枢机
·从马力到叶刘淑仪
·香港成为大陆维权者的“出气筒”
·永远的梅艳芳
·陈方安生与叶刘淑仪:两个女人的战争
·“有容乃大”的“香港经验”
·“自由行”何以自由?
·反贪局与廉政公署
·港人也上访
·因为无知,所以无畏
·爱国港胞不可放过习近平的卖国行径
·剥开香港“爱国贼”的画皮
·李柱铭与胡锦涛,谁在“卖国”?
·投给叶太的十三万张票
·叶刘淑仪综合症
·香港与深圳水火不容
·谁之香港,何谓主权?
·“港台腔”与“北京腔”
·香港成为大陆维权者的“出气筒”
·香港是华人世界的灯台
·中共能活在二○一七年吗?
·奴隶主与奴隶的“沟通”
·自由港变成大监狱
·没有李柱铭的香港
·向香港新闻界的“巾帼英雄”致敬
·新华社如何报道香港立法会选举?
*
*
其他新作
·谁是亚洲最美丽的女性?——写给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姬
·新官场现行记
·中国人还没有走出义和团的阴影
·谁毁灭了我们的家园?
·两朵金花耀中华
·习近平以北韩为师?
·连运钞车一起贪污的贪官
·赖斯访华,我失自由
·世界公园变动物庄园?
·你从古拉格归来——致索尔仁尼琴
·人之子——再致索尔仁尼琴
·致万科董事长王石的公开信
·写在奥运边上
·献媚中共的西方左派政客终将自食其果
·百姓为何痛恨警察?
·鲁迅和他的敌人仍然活在今天——论鲁迅思想的精华与软肋
·生态危机源于信仰危机
·李鹏连说谎的自由都没有了
·警匪联袂的江湖
·历史大视野中布什总统的是非功过
·谁在用谎言折腾我们?
·一个懂得爱的人——王小波十年祭
·鲁迅与当代文坛
·七十年代人,仅仅是同龄
·一个懂得爱的人——王小波十年祭
·岁月的温情与锋芒——序吴藕汀《药窗诗话》
·我们需要拥抱吗?
·夏瑜的自觉
·我们如何宽恕日本?——兼论葛红兵的言论自由以及我们如何纪念抗战
·黑暗深处的光——读班忠义《“盖山西”和她的姐妹——山西日军性暴力十年调查》
·以民间文化交流解中日之结——中国作家余杰与日本汉学家藤井省三的对话
·你们眼看何为善,何为正----在赎愆祭的观念下纪念"六四"二十周年
·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基督徒为什么要为“六四”祷告?
·菩萨能够保佑贪官吗?
·社会心灵重建的建筑师——台湾《旷野》杂志社长苏南洲访谈
·社会心灵重建的建筑师——台湾《旷野》杂志社长苏南洲访谈(下)
·律师也要讲政治
·集权专制没有真正的智囊
·没有自尊,何来贵族?——评刘再复访谈《又见故国、古都与故人》
·这是一个盗贼统治的国家
[列出本栏目所有内容]
欢迎在此做广告
“秦制”:中国历史最大的秘密——论谭嗣同对中国专制主义传统的批判


   “秦制”:中国历史最大的秘密
   ——论谭嗣同对中国专制主义传统的批判
   在戊戌诸先贤中,谭嗣同最具人格魅力。此魅力不仅在于其以身殉道的生命实践,亦在于其思想的超前性和锋利性,梁启超曾如此评价谭嗣同之《仁学》:“其思想为吾人所不能达,其言论为吾人所不敢言。” 有人用“激进”一词来概括谭嗣同在《仁学》及其诗文中所展现出来的思想倾向。有意思的是,如今“激进”已经成为一种带有贬义的评价,某些故作中庸者动辄批评“激进派”在历史转型时刻“坏事”,却罔顾那些所谓的“激进者”所处的历史情境。以谭嗣同所处之清末而论,乃如刘鹗所云“棋局已残,吾人将老”,作为“铁屋子”中的先知先觉者,谭嗣同非得“置之死地而后生”不可。因此,与其说谭嗣同的思想“激进”,不如用他自己的话来界定——他是在“冲决网罗”。面对形而下与形而上之重重网罗,谭嗣同曾立誓云:“网罗重重,与虚空而无极,初当冲决利禄之网罗。次冲决俗学若考据、若辞章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学之网罗,次冲决君主之网罗,次冲决伦常之网罗,次冲决天之网罗,终将冲决佛法之网罗……” 因此,钱穆认为:“《仁学》宗旨,在于冲决网罗。” 殷海光也如此评说谭嗣同之生命与学:“谭嗣同是近代中国解放思想的一个典型。他的思想不太成熟。词意之间充满悲怆凄厉的气氛;又有一股湖南辣子味冲鼻而来。他的壮烈事迹托起他不太成熟的思想摄入注意。自谭嗣同以来,烈士们是拿热血论证的。这是中国近代史为什么与英国近代史不同的基本原因之一。谭嗣同最富于激动力的思想是他的‘冲决网罗’主义。” 这种“冲决网罗”的精神,乃是思想先驱所必备之素质。
   在谭嗣同的思想遗产中,最具现代性的部分是对他中国专制主义传统的系统批判。其批判资源,有来自于刚刚进入中国的西方哲学、政治学乃至科学的观念,也有源于中国本土的传统因素(亦即以传统之精华反对传统之糟粕也)。张灏认为,谭嗣同与五四知识分子虽然同样攻击礼教,但他们对传统的态度却彼此很不相同,“谭嗣同虽然批判三纲,却并不完全否定传统,他深知在儒家的礼教之外,儒家的其他思想,以及儒家以外的传统思想尚有许多精神价值值得发掘和肯定。” 如谭氏在论及王夫之和黄宗羲时指出:“惟船山先生纯是兴民权之微旨;次则黄梨洲《明夷待访录》,亦具此议。” 可见他对王、黄之学相当推崇。钱穆在论及谭嗣同对前人学说的继承与发扬时,将其与戴震、吕留良、黄宗羲多位思想家对照:“此较戴东原所谓‘宋儒言理以意见杀人’者,愤激犹过之”、“此则自君臣而及于种族之见,大体似吕晚村,而愤激亦过之。以当时情势者,非革命排满,无以变法,复生见之甚透,论之甚切。”、“虽语有过激,而忧深思远,上媲梨洲《明夷待访录》,无愧色矣。” 谭氏还从宗教层面对专制主义的政治和文化传统进行深切反思,他个人虽无明确的宗教信仰,但在《仁学》中多次张扬佛教、原始孔教及基督教之价值,以之为救世良药。
   谭嗣同发现了中国历史最大的秘密在于“秦制”二字之中。在谭嗣同看来,中国的专制主义传统,既是一种政治传统,又是一种文化传统。作为政治传统,它表现为“两千年皆秦制”,而“秦制”的核心是君权的神圣化;作为文化传统,它表现为“儒表法里”的文化结构,“三纲五常”使得士大夫和民众长期以来甘心为奴。此一互相纠葛、互相支撑的政治与文化传统,建构了两千多年来中国之社会格局,亦主宰着两千多年来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于是,“秦始皇”与“孟姜女”的对立便贯穿于漫长的中国历史之中。至今,此种传统仍笼罩在中国人头上,谭嗣同的批判仍具鲜活之生命力。此为谭氏之幸运,抑或不幸?
   (一)政治传统:“秦制”的核心是君权之神圣化
   邹容在《革命军》中摘抄了《仁学》中攻击君主专制的不少词句,并题诗于谭嗣同遗像上:“赫赫谭君故,湖湘志气衰。惟冀后来者,继起志勿灰。”陈天华亦对谭嗣同推崇备至,在其所作《猛回头》之中称赞谭嗣同为“轰轰烈烈为国流血的大豪杰”。在日本留学的蔡锷一直敬重谭嗣同的为人,写诗悼念谭嗣同、唐才常此“浏阳二杰”曰:“前后谭唐殉公义,国民终古哭浏阳。”革命派辑录的反清革命文集《皇帝魂》一书,更把《仁学》中批判君主专制的论述辑入,赫然以《君祸》二字为题。孙中山亦将谭嗣同视为“革命同志”,赞扬《仁学》一书对“提倡排满及改造中国甚力”。 由此可见,谭嗣同之“非君”思想影响后人至深。此前亦有少数思想家对君权提出质疑,如庄子、司马迁、嵇康、李贽、王夫之、黄宗羲、唐甄、龚自珍诸子。但是,他们的思想大都限于“民贵君轻”之陈说,难以突破“载舟覆舟”之思路,并且缺乏破除君权之“神光圈”的致命一击。此致命一击,在谭嗣同处方得以出现。
   回顾中国历史之渊源,谭氏认为,在先民时代,“君主”由众人推举,亦可由众人罢黜,此职位由能者居之,而不能世袭,“原夫生民之初,必无所谓君臣,各各不能相治,于是共举一人以为君。夫曰共举之,亦可共废之。” 到了后来,君主制度才发生重大变化,君主摇身一变成为奴隶主,众人则沦为奴隶,君主之职位成为君主的私人财产,代代相传。这种变化脱离了先民“共举一民为君”之本意,“故君也者,为天下人办事者,非竭天下之身命膏血,供其骄奢淫纵者也。供一身之不足,又欲为子孙万世之计,而一切酷烈钳制之法乃繁然兴矣。” 君主由“虚君”转变为“暴君”、由“公职”变成“私产”,其转折点在秦朝,始作俑者为秦始皇嬴政。秦朝实际存在时间虽短暂,但其制度构架和文化遗毒笼罩后世甚深,如谭氏所论:“今日君臣一伦,实黑暗否塞,无复人理。要皆秦始皇尊君卑臣,愚黔首之故智,后世帝王喜其利己,遂因循而加厉,行之千余年。” 秦朝虽二世而亡,秦始皇仍然得以在另一个层面上实现了其将帝制传之万世的理想——此后的君主,虽然并不一定欣赏嬴政之为人,却纷纷效法秦始皇的统治方式。
   后世对嬴政品格的否定与对秦始皇统治方式的承袭,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反差。后世之士大夫对嬴政多有尖锐批评,如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说:“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余英时亦曾举例谈及后世对秦始皇的评价:《三国志•王朗传》注引《朗家传》云:“会稽旧祀秦始皇,刻木为像,与夏禹同庙。朗到官,以为无德之君,不应见祀,于是除之。”经过两汉三四百年之久,会稽独祀秦始皇,因其生前曾到此祭祀大禹,并在会稽山上留下石刻文字。对此细节,余英时分析说:“始皇和会稽有此一段香火之缘,因此后世民间对他还有所纪念。不过对整个中国而言,始皇毕竟是‘无德之君’。王朗为会稽太守而禁民祭祀,其实也反映了多数中国人的想法。” 嬴政死,秦朝灭,但秦制却代代相传,并不断强化,“尽管秦短命而亡,这个王朝已经出色地完成了它的任务,建立了为后世各代取法的政治体制结构。汉朝的开国皇帝几乎原封不动地承袭了秦朝的典章制度,其法典基本上是法家氏的。因而,尽管法家作为一种思想流派已经失去其显赫的地位,但是它并未被逐出角斗场”。 尽管秦朝迅速灭亡的事实已说明嬴政乃是“无德之君”,历代统治者也常常装模作样地表态要从秦朝的灭亡之中吸取教训,但实际上他们大都亦步亦趋地以秦为师,因为只有以秦为师方能实现君权的最大化,“中国的皇帝,比如汉武帝,尽管在许多方面从理论上服膺儒家的学说,然而却倾向于实行独裁统治,采纳法家‘人的终极目的是为国家服务’的观点。” 于是,秦政成为两千年来基本不变的统治模式,用谭嗣同的说法就是:“常以为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
   秦政的核心、秦始皇统治术的秘诀,即君权之神圣化。这一“大盗”成“圣人”的转化是如何完成的呢?上古时代的君王,与“天”的关系相对比较松散。有的部落有专司祭天的祭师,有的部落则由君王兼行祭师之责。到了秦始皇这里,他运用法术与仪式将君王与“天”的关系固定下来,自取“黄帝”之名,易之为“皇帝”,傲然以“天子”自居。 有学者分析说,秦始皇对一般的神不那么敬重,他曾多次与神交战,如湘君、海神等,但对“天”还是尊崇的。嬴政自称是“体道”者,是“大圣”,是“皇帝”,是“天子”,又是“龙”,这些称号综合在一起,表现在社会历史作用上便是:功盖古今,恩赐天下。于是,秦始皇宣布:“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先秦以来,“天下”是一个空间无限的概念。天子据有天下,也就意味着王权超越了空间。同时,嬴政还宣布:“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史记•秦始皇本纪》)他妄想通过子孙后代将专制权力永远延伸下去,从而实现对时间的超越。由此观之,“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把这种权力观付诸实践的最有力的帝王之一。” 此种权力观经过暴力的彰显与文化的渗透,逐渐为民众所接受。传统中国的百姓认为,管理者之所以能拥有行政权力,是因为他(们)能最大限度地体现神的意志。如《尚书•洪范》所云,王道皇极“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当,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绝大多数统治者都是以尽善尽美的形象出现。《诗》反映的西周时代的王是这样,琅邪刻石歌颂的秦始皇是这样,汉武帝、唐太宗等等也都是这样。古代的中国人习惯于对活着的帝王说“万岁,万岁,万万岁”,而不习惯于批评帝王的任何缺点。这是几千年的高压政治和文化愚民工作所造成的。
   综上所述,经过秦始皇的阐释,规定了以下三种不可质疑的价值:皇权来自于神授,皇权在空间和时间上是无限的,皇权也是完美无缺的。对此,谭嗣同分析说,正是由于君主垄断了祭天之权,使得其权力变得“神圣不可侵犯”,亦使得民众堕入万劫不复之深渊。此一仪式巩固了权力一元化的格局:“中国自绝地天通,惟天子始得祭天。天子既挟一天以压制天下,天下遂望天子俨然一天,虽胥天下而残贼之,犹以为天下之所命,不敢不受。民至此乃愚入膏肓,至不平等矣。” 这样,“公义”便掌握在此世的君王手中,而不掌握在彼世的“上帝”手中。中国一直没有出现一个类似于基督教教会的精神与权力体系,能够对君权进行有效的制约与均衡。西方的君主虽然也曾号称“朕即国家”,但其世俗权力却需要获得宗教领袖的承认。换言之,西方的君王不能直接从上帝那里获得权力,而必须由教皇或大主教为之“中转”。同时,教皇还通过“授衣权”控制教会,使之不受君王的染指。此为中西政治文明之根本差异。在中世纪,德皇亨利四世曾经挑战教皇的“授衣权”,为三位主教行了授衣礼,之后召开主教会议,宣称不再尊贵格利七世为教皇。教皇贵格利七世则宣布革除亨利四世之教籍,“褫夺皇帝亨利四世在整个德国及意大利的主权,禁止任何人尊他为王”。德皇受到巨大的压力,势力强大的贵族召开会议,全体都希望亨利降卑。会议决定:在一年之内,如果教皇没有取消将亨利革除教籍的宣判,那么亨利将失去王位。此时,亨利处境危急。为了保住王位,他不得不冒着严寒,穿越阿尔卑斯山,亲自前往教皇居住的城堡行补赎礼。亨利穿着悔罪者粗糙的毛织长袍,光头赤足站在雪地上,整整三天方得进入教皇的房间,获得其赦免。英王约翰也曾被教皇依诺森开除教籍。面对失去王位的危险,他不得不向教皇屈服,恳求“重新成为神与罗马教会的臣属”。获得原谅之后,英王约翰随即将自己的皇冠及权杖交给教皇的代表鲁道夫,由其保管五天之后再交还,以示教皇至高无上之权威。 此种情境绝对不可能在中国的历史中出现。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君王在将君权神圣化之后,其权力则是一元的,君王可随心所欲地拓展版图、控制人心,也可毫无愧色地虐待臣民,而臣民究竟是“忠臣”还是“叛徒”,仅只在君王一念之间。虽然诸多开国之君本人其实来自于叛逆,但在暴动成功、建立王朝之后,他们立即与“帝天”建立神秘联系,一跃变为上天在人间秩序的惟一代表者。

[下一页]

©Boxun News Network All Rights Reserved.
所有栏目和文章由作者或专栏管理员整理制作,均不代表博讯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