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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在毛泽东时代生活过的中国人,多半早已忘记了什么是自由的滋味。“吃饭”取代了“自由”,成为中国人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没有饭吃”是大部分人的常态,为了能够有饭吃,宁愿自由被剥夺。但最可悲的是,即便出让了自由,大部分百姓仍然没有饭吃。那个时代,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的,惟有毛泽东一个人而已,其他所有人全都是“毛泽东的囚徒”,包括刘少奇、林彪和周恩来等“一人之下,亿人之上”的接班人在内。但是,自由是造物主安放在人类心灵深处一份最珍贵的礼物,自古以来,总是有那么多热爱自由的人,为着自由的缘故,不惜抛弃世间所有的一切,正如匈牙利诗人裴多菲所咏唱的那样:“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被非法关押十五年的、劳改营的幸存者唐彼得,在他的自传《花旗梦别神州泪》中,讲述的正是一名求自由者的充满悲怆的、却是喜剧结局的故事。
   
   唐彼得出生在江苏无锡,父亲是一名律师,母亲是家庭妇女和基督徒。这是一个平凡的小康之家,父母均与政治关系疏远。中共建政之后,律师这个行业被取消,他的父亲被迫改行,与朋友一起合作开设了一家建筑材料厂。在强制性的“公私合营”运动中,唐彼得的父亲从工厂的老板沦落为麻袋车间的清洁工人,每天早出晚归,回家时已经是蓬头垢面、满身泥土了。一个私有财产得不到有效保障的社会,必然是一个不正常的“非公民”社会,其成员的各项自由和权利自然无从谈起。
   

   尽管父母的境遇不佳,但唐家祖宗三代的历史比较清白,唐彼得本人的学习成绩相当优异,所以他被政审严格的、专门培养军工人才的北京航空学院录取。他希望成为一名“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技术专家,希望远离政治那看不见底的巨大漩涡。没有想到的是,北京航空学院是一所政治色彩相当强烈的大学,他成了班上惟一的一名“非团员”。每当课后团支部留下来开会的时候,他只好一个人灰溜溜地走出教室。后来,他申请转学成功,到了上海交通大学,在转学过程中得以避开了反右运动的风暴。学生时代,唐彼得一直战战兢兢,沉默似金,这才得以安然毕业。毕业之后,他被分配到部队工作。那个时代的大学毕业生,只能服从“组织”的分配,而不能自由地选择自己喜爱的职业和工作的地方。由于专业不对口,以及领导不同意他与有海外关系的女友结婚,他试图通过调动、辞职、病退等方式离开部队,却受到上级的刁难而没有成功。中共僵化的体制将每一个人都当作一颗螺丝钉,螺丝钉只能被“党”安放在一个“党”认为恰当的地方,而不能自由地选择栖身之地。所以,唐彼得在不知不觉间犯了当局的大忌,虽然他始终谨言慎行,但在领导眼中已经成为一个不安分的“另类”,只要一有把柄,他随时可能成为挨整的对象
   
   终于大难临头了。唐彼得的老同学宋光汉与两名同事,都是大学教师,因为不满国内的高压、无自由和大饥荒的惨状,一起跑到广州,试图从广州偷渡到香港。那时候自由旅行是不存在的,当地公安在查房的时候发现他们没有单位证明,立即将他们拘押。与宋光汉有过一些来往的唐彼得,也立即遭到部队的隔离审查。因为他们在交谈中曾经说过“毛主席、周总理为何不到群众中来”,所以部队的领导立刻上纲上线说:“你们就是想要暗杀伟大领袖。你们对现实不满,对党不满,必然想要推翻它,你们想暗杀中央领导,造成大乱,以此达到目的,必须交待出你们的全盘计划。也许你们还没有书面计划,你们脑子里肯定有一个计划,你就先交待脑子里的计划。”这是典型的“腹诽罪”,以思想治罪。由此,唐彼得糊里糊涂地成了反革命集团的成员之一,而后被宣布劳动教养两年。
   
   没有判决书,没有处分决定,唐彼得立即被送到劳教所。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两年变成了十五年。从二十六岁到四十一岁的最美好的青春时代,辗转于不同的劳改场之中。每一个劳改场都惊人地相似:“互相揭发、批斗,总让你处于高度惊恐与压力之下,这正是劳改场干警们的管制策略和方式。他们将矛盾扩大化,今天整这个,明天斗那个,断章取义。歪曲捏造更是司空见惯。”其中,最艰苦的地方堪称蓟县采石场,在那里,囚徒们被强迫从事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如果无法承受该劳动强度,等待你的便只有死亡。唐彼得写道:“在运动批斗不断的年代,许多人承受不了长期折磨,看不到改善命运的希望,自残、自杀的事情屡屡发生。……我好几次看到在山脚下干活时故意撬下大石头压断自己手脚的事。自杀者更是接二连三,各种自杀方式都有,名目繁多,令人无法想象。上吊、割喉部或手腕的大动脉、以头撞石、从山崖跳下、吃安眠药、服农药,这些方法是最多的。有一人用筷子从左耳朵眼猛地戳进头中而死,至今让我毛骨悚然,不敢多想。”在唐彼得等许多人的回忆录中,都记载了中国劳改营中不计其数的自杀、自残事件。可见,劳改营是一处让人“生不如死”的地方。
   
   毫无疑问,如果从规模、人数和延续时间等方面综合起来看,中国的劳改营与纳粹德国的集中营、苏联的“古拉格群岛”可以并称为二十世纪人类三大种族及阶级屠杀的暴行。而且,中国的劳改营是惟一从二十世纪延续到了二十一世纪的暴行。纳粹德国的集中营和苏联的“古拉格”早已在全球范围内臭名昭著,几乎没有人敢于为它们辩护;但是,中国的劳改制度这一至今仍然在严重地侵犯公民基本人权的制度,却未引起西方的高度重视,在中国国内也被许多人当作一种“理所当然”的存在。如果没有若干像唐彼得这样的当事人勇敢地站出来作见证,人们更是对这铁幕后面的一切一无所知。劳改基金会所出版的包括唐彼得的自传在内的二十多本回忆录,形成了对抗劳改暴行的“记忆长城”的第一块基石,这套鲜活的历史文献的重要性,可以说怎么高估都不过分。
   
   幸运的是,唐彼得在劳改营中幸存了下来。在八十年代,他凭借出色的专业水平,被任命为最富裕的海洋石油部门的总工程师,但他毅然决定移居美国。与那些贪污腐败的官僚及其家人移居美国不同,已过不惑之年的唐彼得是空手来到美国当“老留学生”的。在这部传记的后半部分,他生动地描述了在美国寻求新的人生的酸甜苦辣,他打过餐馆工,当过清洁工,给美国富人家当过司机和管家,开过出租车,从最底层的工作干起,终于成为底特律汽车厂的工程师。唐彼得在美国打工的经历尤其让人深思:一个在国内已经成为“人上人”的高级工程师,为何心甘情愿地在美国当“蓝领工人”呢?这是因为历经磨难的唐彼得无比珍视人的自由与尊严。人的自由和尊严,在共产党统治的中国根本不可能实现;人的自由与尊严,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却最有可能实现。九死一生的唐彼得不是那些浅薄狂热的“网络愤青”,他深知,在对祖国、种族和地域的爱之上,还有更高的价值,那就是对人的自由与尊严的实现。一个人首先得成为“人”,再谈得上是中国人、美国人等等。倘若做“中国人”的代价是做牛做马、做“牛鬼蛇神”,那么这样的“中国人”不做也罢。所以,“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所以,自由在哪里,祖国便在哪里。
   
   另一方面,已经成为美国公民的唐彼得,并没有通过“忘却”来保护已经获得的“自由”。他没有忘记昔日那段不自由的岁月,以及至今仍然生活在不自由状态之下的亲朋好友们。于是,他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写下了这本回忆录。当他将这本书带回国内的时候,有“好心人”不禁为他担心,中国持续的政治运动和迫害,已经让国内的民众习惯了“道路以目”的生活。但唐彼得说,他早已战胜的恐惧,不仅仅是因为他拥有了美国公民的身份,更是因为他相信事实胜于雄辩——他讲述的是自己真实的故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本书既是为唐彼得为自己而写的,更是为那些死不瞑目的难友而写的;既是写给过去的,也是写给现在和将来的。我们需要更多的像唐彼得这样的见证者。
   
   这也是一本破解中国统治者惯用的“爱国紧箍咒”的书。家国情感、山河岁月、农业社会的乡愁,不知害死了多少宁死也不迁移的中国人。另一方面,许多华人即便到了海外,也听不得别人批评中国的任何事情。这种扭曲的“爱国心”,扼杀了人们直面事实和拥抱自由的勇气。其实,神州是可以告别的,花旗是可以亲近的,这跟“爱国”或“卖国”无关,这是个人的选择权利。人们没有办法决定种族和出生地,但有权选择一处保障自由和尊严的地方作为真正的家园。美国因此也成为世界上千千万万热爱自由的人的祖国,这让我想起了纽约自由女神像下面的诗句:“把你们拥挤土地上的不幸的‘人渣’,穷困潦倒而渴望呼吸自由的芸芸众生,连同那些无家可归四处漂泊的人们送来,我高举明灯守候在这金色的大门!”唐彼得正是其中不幸的幸运者之一。许多华人被迫“出中国”,甚至像学者康正果一样写下了哀恸而愤怒的《出中国记》,因为今天的中国乃是被中共所掳掠、所绑架的中国。中共及其专制制度伤害了无数中国人,它才是最大的“害国者”,它还有什么脸来号召别人“爱国”呢?
   
   读了唐彼得的《花旗梦别神州泪》,我相信很多读者都会像作者那样追问说:“从小我就听熟了的赞美歌词:‘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但我年轻时就在自问:社会主义这么好,为何那么多人想越境去香港?那么多古巴人民要冒死渡海去美国?又是那么多东德人民拼死去攀越柏林墙?东欧的人民又是千方百计逃离家乡、宁愿去西欧当苦力?为何南北朝鲜仅三八线相隔,但成群成堆的北朝鲜人不惜绕道千里,冒着被枪击和抓回去送集中营的危险要往南韩跑?社会主义国家这么好,为何未见香港人偷渡去内地?为何未有西欧人、西柏林人越墙去东德?更未听说有美国人或古巴裔人渡海去古巴?!逃亡潮遍及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各地,犹如一单向闸门,未见有逆向而来的。这是为什么?”这一系列的问题,需要胡锦涛和温家宝先生来回答,他们有回答这些问题的智慧吗?
   
   
   ——二零零八年三月八、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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