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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跃刚的恐惧
·《铁磨铁》代跋:求索爱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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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铁与犁》(长江文艺出版社)
·第一章 历史在这里徘徊
·第二章 近代的歧路
·第三章 以日本为桥梁的时代
·第四章 大东亚之梦
·第五章 倾国之痛
·第六章 没有硝烟的生死搏斗
·第七章 光荣与耻辱
·第八章 没有完成的审判
·第九章 日本为什么不忏悔?
·第十章 寻找日本的良心
·第十一章 拒绝遗忘与捍卫尊严
·第十二章 祈祷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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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暧昧的邻居》(光明日报出版社)
·《暧昧的邻居》目录
·引子
·一:《日本管窥》与《日本人》•翻译老田•日本的“小”
·二:幸福的母亲•无人照看的“红富士”•花岗惨案旧址
·三:“拆碑会”与“护碑会”•护国神社•尹奉吉
·四:三根山•观音与战犯•丹羽庄
·五:东史郎•大江山•双语文学杂志《蓝》
·六:松冈环•两个老兵的回忆•中日文化交流的困局
·七:一个人的图书馆•天皇诏书•《无言的幽谷》
·八:在路上的王选•天皇的宫殿•对日索赔之难
·九:靖国神社•万爱花的下跪•日本人的募捐
·十:日本的外交目标•社民党的衰落•班忠义
·十一:生鱼片•曾经在地图上消失的“恶魔之岛”•广岛的红灯区
·十二:广岛原爆资料馆•千只鹤•吴港
·十三:本岛市长•电视中的石原慎太郎•侦探故事
·十四:两个原爆资料馆•出岛的荷兰商馆•长崎的秋祭
·十五:春帆楼•“李鸿章道”•长州炮
·十六:光武金印•古地图•日本文化的长处与短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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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光与影》(东方出版社)
·《光和光的背面:我的美国之旅》目录
·一:“我们是吹口哨的人”
·二“我们是真正的爱国者!”
·三“一分钟人”与来克星顿的枪声
·四:不要遗忘历史那黑暗的一页
·五:布什:一半是火,一半是冰
·六:公民有焚烧国旗的自由吗?
·七:看哪,那些办报纸的人
·八:劳拉:从图书馆馆员到第一夫人
·九:马车上的阿米西人
·十:美国人是公民,也是志愿者
·十一:墓碑之美
·十二:那栋朴素的小房子
·十三:记一位在“九•一一”中罹难的弟兄
·十四:瓦尔登湖:大地的眸子
·十五:威尔逊:理想主义的总统
·十六:美国作家和站在作家背后的人
·十七:希拉里:美国的第一位女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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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特伯雷大主教在中国的“波坦金之旅”


   坎特伯雷大主教在中国的“波坦金之旅”
   二零零六年十月,英国国教圣公会的最高宗教领袖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姆斯,应中国国家宗教局、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基督教协会的邀请访问中国。这是威廉姆斯首次访问中国。临行前,他表示:“非常高兴能有机会和中国的教会联系、还有能够更充分地了解中国近年来所取得的非凡成就以及独特的文化传统。”在经过两周的公开访问活动,以及和中国官员就一些被视为禁忌的话题私下交换意见之后,威廉姆斯在离华前夕称,这是一次成功的访问,中国政府对宗教态度“有所改变”令他鼓舞。

   但是,在我看来,这是一次让人遗憾的、失败的访问,这次访问成为中共当局宗教统战计划的重要成就。大主教眼中的中国,并非真实的中国,而是“被包装的中国”、“虚拟的中国”,他未能分清这两个“中国”的不同,他沉迷在高规格的接待和共产党惯用的谎言之中。他的言论被中共当局控制的媒体扭曲性地报道,他本人却一无所知。由此,他不由自主地充当了胡锦涛政权所标榜的“和谐社会”的辩护士。
   大主教眼中的“虚拟中国”
   据新华社报道,坎特伯雷大主教在访问期间多次赞扬中国的信仰自由状况,并为中国的教堂中拥有众多信众感到吃惊,认为中国基督徒的比例比欧洲还要高。在与政协主席贾庆林会面时,贾庆林在肯定中国一九七八年改革开放以来宗教自由政策的同时也表示,宗教可以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贾氏的这番话了无新意、老调重弹,不过是官话和套话而已。大主教在贾主席的面前却成了一名唯唯诺诺地倾听的小学生,他试图从其讲话中寻找出中共宗教政策有所松动的蛛丝马迹来,却一无所获。
   大主教在中国多个城市的各项访问活动,都在官方的严密监控和周密安排之下。他并没有机会去访问任何一个家庭教会,也没有尝试与任何一个家庭教会的成员会面,当然更不可能去探望数以千计的因为信仰的缘故而被捕入狱、且受到酷刑虐待的基督徒。显然,这是一场典型的波坦金式的访问——大主教所看到的一切均是经过精心装饰的、如同橱窗一样的“真实的假相”。大主教以为每个中国人都可以自由地敬拜其心目中的上帝,但这并非中国的真实状况。
   中共的统战技巧,远远超越了当年沙俄的大臣波坦金。昔日,权势熏天的波坦金在伏尔加河两岸修筑了许多只有一面墙的漂亮“庄园”,让沙皇叶卡特琳娜二世在游船上看到这些房屋之后,不禁心花怒放,以为臣民们都过着这样的好日子。在毛泽东时代,主政四川的“西南王”李井泉也玩弄过相似的把戏:当“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到成都访问的时候,李井泉命令建筑工人们,昼夜加班,在数天之间,便在从机场到市区的道路两侧修筑了数千座只有临街的一面墙的“观赏房”。中共一向重视“面子”,在江泽民和胡锦涛执政的时代,更是积极主动地对西方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宣传和攻关活动,此次坎特伯雷大主教的中国之旅便是其中之一。
   大主教的所见所闻,与中国的真实状况之间存在着天壤之别。确实,他高高兴兴地参观了多家教堂并在北京著名的朝阳教堂布道。但他不知道的内幕是:虽然他所到的几个教堂里人潮汹涌,但每个信徒都经过官方的严格审查,以确保他们不会“乱说乱动”,利用此机会将“国家机密”泄露给大主教。用法国思想家居伊•德波关于“景观社会”的理论来分析,威廉姆斯在中国所体验到的一切仅仅是一个“景观社会”而已。德波指出:“景观是关于其自身统治秩序的不间断的演进,是永不停止的自我赞美的独白,是其自身生活所有方面极权管理阶段的自画像。”可怜的大主教不由自主地成为中共导演的这出戏剧的玩偶。
   其实,大主教完全可以不必如此顺从地充当玩偶的角色,他可以提出一些个人化的访问计划,这些计划并非不可能得以实施——在几个月之前,德国总理默克尔访华时,在上海会见了九十高龄的金鲁贤主教。金鲁贤主教曾在六十多年前到德国、奥地利等国留学,并获神学士学位。他在中国共产党执政后不久即入狱,在监狱和劳改农场度过了二十七 年的时光,直到一九八二年才获释。二十多年前,他被当局任命为上海教区主教,又经过与教廷的积极接触与沟通,获得了教宗的承认。近年来金主教在推动中国与教廷的关系恢复上十分努力,并与忠于教廷的中国地下天主教会有所联系。身为牧师的女儿和基督徒的默克尔表示两人的会谈“很私人”,令她感动。金鲁贤主教则说他将时时刻刻为默克尔祈祷。与世俗政权的领导人相比,作为宗教领袖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反倒没有作出一些类似的安排,没有与受过中共当局政治迫害的中国的宗教人士会面,也没有公开表达对中国宗教信仰自由状况的严重关注——这样的活动将对中国基督徒争取和捍卫信仰自由的斗争将产生激励的效果。大主教过于看中共的脸色行事,甚至顾不上领受上帝的心意了。
   没有信仰自由,何来“和谐社会”?
   当然,大主教其实并没有完全缄默不语。据外电报道,大主教在访问中国期间的一次布道活动中说,人们不仅要有寻求经济繁荣的自由,而且也必须有维护个人尊严的自由。他表示,中国能否实现和谐将取决于当局是否允许展开负责任的辩论,“这是中国政治文化下一步必须要走的一步。中国社会正在经历巨大变化,这是一个正在向更强有力公民社会过渡的、不可避免的变化。基督徒应当在建立公民社会的过程中做出积极贡献,他们应当被允许就一些社会问题参与负责任的辩论。”在访华期间,大主教还呼吁中国停止新闻审查,并对爱滋病、残疾儿童福利、环境保护和滥用死刑等社会问题表示了关心,他也鼓励中国在经济与社会经历重大改革的同时,成为宗教信仰的盟友。
   但是,这些对中共来说非常“逆耳”的言论,在中国国内的公开报道中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换言之,大主教的观点和形象在中国遭到了“肢解”。在中国国内媒体的报道中,大主教就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一般,对在中国看到的一切都赞不绝口。中共垄断了所有的信息发布渠道,在媒体上塑造出一个魅力无比的“虚拟世界”,正如德波对景观社会的剖析:“景观之就根植于最古老的社会专门化——权力的专门化之中。景观就是一种代表其他活动而表现的专门化活动。对于其自身而言,景观就是等级社会的大使,在这一社会中,它发布官方信息。”这个谎言的世界需要真话来打破。大主教为何不事先要求中方忠实、完整地报道其在中国的所有言论呢?既然中方主动地、热情地邀请他访华,他完全可以提出一系列附加条件来,就像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时要求在北大的演讲全国直播一样。如此,大主教所将的那些真话,将对中国社会产生直接的、明显的冲击。
   在离开中国前夕的新闻发布会上,威廉姆斯大主教指出,中国政府逐渐认识到了宗教能对社会造成良性影响。这句话传递出了一个相当错误的信息。对中国当下的现实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中国的真实的情况是:中共当局并没有将宗教信仰团体和个人看作“和谐社会”的组成部分。就在大主教发表这番乐观的讲话的同时,又有几起骇人听闻的教案发生。十月九日,因印刷和免费散发圣经以及其他基督教书籍而被捕的家庭教会牧师王在庆,被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交纳罚金十万元,没收被查扣的书籍和印刷经费,罪名为“非法经营”。“对华援助协会”的负责人傅希秋牧师呼吁说:“这是继北京家庭教会牧师蔡卓华牧师因印刷圣经被以非法经营罪被判三年有期徒刑以来,第三起以此罪名对家庭教会实施迫害的案例。这是又一起典型的宗教迫害刑事化的案例。我们呼吁正在北京访问的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向中国提出关注。”在同一时间段内,浙江萧山教案中的六名基督徒仍然被超期拘押,浙江绍兴又有一座家庭教会的教堂被暴力拆除。
   就我所在的北京方舟教会而言,会友齐志勇弟兄是一位“六•四”大屠杀的受害者,他因腿部中弹而被迫截肢,此后十余年仍然不断遭受官方的各种骚扰和迫害。方舟教会成了惟一敢于接纳他的家庭教会。奥运会前夕,他又被北京市国保大队软禁在家,连周末参加教会礼拜的自由也被粗暴地剥夺了。与之处境相似的信徒还有很多,比如上海著名的维权律师、基督徒郑恩宠,在出狱之后,依然被剥夺了去教堂参加敬拜的权利。他在争取主日去官方“三自会”控制的教堂参加主日崇拜的时候,受到监视他的秘密警察的毒打,身上留下了多处伤痕。这样的社会,究竟有什么样的“和谐”可言呢?这样的社会,拥有的是什么样的“信仰自由”呢?这些事实能够支持“中共当局对宗教信仰的政策改变了”的判断吗?
   王在庆、齐志勇和郑恩宠等备受逼迫的基督徒的处境,并没有引起大主教的注意。高高在上的大主教,更愿意与中国第四号人物、声名狼藉的“政协主席”贾庆林亲切会谈,而罔顾那些藉藉无名的主内弟兄姊妹的悲惨遭遇。这是什么原因呢?
   “欺软怕硬”的双重标准
   二零零三年,威廉姆斯正式就任第一百零四任坎特伯雷大主教。这位大主教在教会内部一直以直言不讳著称,明确表示反对伊拉克战争,并发表公开信批评英国首相布莱尔的伊拉克政策。他更因支持在教堂内的同性恋权利以及委任女性教士引起巨大争议。在国际恐怖主义肆虐的背景下,威廉姆斯在就职讲话中强调对不同做法的容忍的价值,并提醒不要把任何社会中的个别群体当作“替罪羊”。他还呼吁将伊斯兰律法的某些方面纳入英国法律,“有关结婚、离婚和金融交易的法律可以通过英国的立法来做出调整”。他说,应当允许穆斯林来决定某些法律纠纷究竟是交给世俗法庭还是伊斯兰法庭裁决。他的这番话引起英国舆论大哗。英国平等与人权委员会说,威廉斯大主教的思想“糊涂而且有害”。首相布朗的发言人说:“首相相信,在英国,应当基于英国的价值观,使用英国的法律。”如此故作惊人之语的大主教,我很怀疑他究竟是不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作为圣公会的最高领袖,他居然服膺于此种“绝对的相对主义”的观点——所谓“宽容”,是否意味着对恶的宽容呢?所谓“多元”,是否意味着将真理与谬误平等地视为多元中的一元呢?
   此次威廉姆斯博士的中国之行,再次表现出某些西方左派以及受到自由派神学影响的宗教界名人的双重标准。他们在西方文化的语境下一味强调尊重“弱势群体”的权益,严厉批评保守派的政策;而一旦进入中国这样的专制政权的势力范围,立即换上一副温文尔雅的笑脸,闭口不提包括宗教信仰自由在内的人权问题。他们暂时性地忘记了中共政权的本质——迄今为止,中共仍然顽固地坚持一党独裁,其意识形态根基是无神论和唯物论,因此它必然将各种宗教信仰团体和个人视为社会的不安定力量和应当扫进“历史垃圾堆”的垃圾。中共不会真心诚意地实践和保障宪法中所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宪法在其眼中只是一纸空文而已。中共建政半个多世纪以来,何时真正尊重过宪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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