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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读“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
·何处寻找安慰?
·从虹影小说《K》说起
·评陈凯歌《少年凯歌》
·读黑塞《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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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天安门之子》(香港开放出版社)
·包遵信:余杰《天安门之子》序中国新一代知识份子的崛起
·《天安门之子》自序:致“警察读者”的公开信
·晤蒋彦永,谈说真话
·“政治文明”时代的“党国逻辑”
·杨子立的母亲,也是我们的母亲
·记住历史,记住母亲──在美国芝加哥纪念「六•四」十五周年音乐会上的演讲
·罗大佑的撕护照与张惠妹的被封杀
·屠夫崇拜:从张献忠到毛泽东——为成都大屠杀三百六十周年而作
·刘军宁遭遇“警察大学”
·吴祖光的铁骨柔肠
·解放军原来是家奴
·熊德明与李昌平的困惑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蒋彦永的自由,就是我的自由
·爲每一个被杀害的生命祈祷──达赖喇嘛与「六•四」屠杀
·向西藏忏悔──读《雪山下的火焰:一个西藏良心犯的证言》
·自由之魂 从雷震到林昭
·香港还有爲“六•四”魂牵梦绕的勇敢者
·余杰、余世存对北大「一塌糊涂」网站被关闭的声明:我们不能再忍受这样的耻辱
·师涛:一个失去自由的自由人
·让我们一起反抗文字狱
·末世贪官最后的疯狂
·自由中国,何以可能?
·中国社会──最坏的社会主义与最坏的资本主义的结合
·从电影《英雄》看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王申酉:死于毛泽东暴政的思想者
·基督徒如何看待法轮功信仰
·谁在“移山”?——“文学与艺术:说出真相”研讨会上的发言
·后极权主义时代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他让“劳改”进入了牛津词典——读吴弘达《昨夜雨骤风狂》
·抓住中宣部的"黑手"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呼吁迁移毛泽东尸体的公开信
·莫把大学当监狱
·中共腐败官僚的“信仰”
·林昭与弓琳——两个北大女生的对照
·“万人杰文化新闻奖”答谢辞
·丁子霖女士致法国总统希拉克的公开信(余杰代拟)
·就法国政府致力于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致法国人民的公开信
·蒋彦永医生,中国的良知从你开始复苏
·十年改革,一夜屠城
·“船坚炮利”不会“强国富民”
·北大的沉沦与右派的风骨
·不一样的葬礼,不一样的时代
·中共有过“不独裁”的时代吗?
·沦为受虐狂的中国作家:著书都为颂毛魔
·向西藏忏悔
·中国的“古拉格群岛”浮出水面
·“太空秀”能够秀到几时?
·新左派们为何不对重庆的灾难发言?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中共是“唯物党”还是“谶纬党”?
·朱镕基:清官神话的终结
·世界人权日这天,特务掐断了我的电话
·让我们记住那些参与罪恶的人
·永不“引咎辞职”的中共官僚
·新版的“窃国者侯,窃钩者诛”
·官逼民死
·邓小平的“亲民秀”
·邓朴方的获奖与联合国的堕落
·写给为李思怡而绝食的朋友们
·揭开“文革”的红盖头
·为了自由,我们愿意献身:在民主基金会的演讲
·没有理由乐观的“后江时代
·连战在大陆最该说的一句话
·赵紫阳不是你们的“同志”
·永远站在自由一边
·毛泽东在抗战中的所作所为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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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致帝国的悼词》(香港田园书局)
·胡平:余杰《致帝国的悼词》序言
·《致帝国的悼词》自序:我的生命被这天分成两半
·是怯懦,还是虚伪——有感于温家宝谈“六•四”事件
·拆除北京的“靖國神社”——毛泽东纪念堂
·这样的审判只能用荒谬来形容——抗议湖南长沙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师涛十年徒刑
·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有感
·自唾其面——就王光泽被解聘致《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发行人沈灏的公开信
·一个人的“大屠杀博物馆”——中国作家廖亦武的文学与人生
·活着,记忆着,忏悔着,控诉着——序鲁礼安之文革回忆录《仰天长啸》
·是资本巨鳄,还是末世怪胎?——从原健力宝总裁张海的被捕谈起
·党杀死了忠心耿耿的党员——纪念北京西单工地坍塌事故中的死者周绪湘
·江胡对立的“江湖”——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至五中全会期间的权力转移
·表达的自由与宪法的保障——从昝爱宗诉讼案说起
·走出“黑名单”,活在光明中
·杨振宁究竟爱哪个“国”
·两头“野兽”的会面——评泰森拜谒毛泽东干尸
·从未存在过的“胡温新政”
·胡锦涛正在步齐奥赛斯库后尘
·像老鼠一样胆怯的“世界第一大党”
·中央电视台是党的喉舌,还是皇帝的尿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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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是不能被消灭的——致世界报业协会“金笔奖”得主李长青

   
   真相是不能被消灭的
   ——致世界报业协会“金笔奖”得主李长青
   
   

   世界报业协会(WAN)将“二零零八年自由金笔奖”颁发给仍在狱中服刑的中国记者李长青奖,以表彰他面对北京政府压力,仍执意报道中国爆发登革热传染病的勇气。协会理事会表示,李长青因报道一系列有关健康威胁的新闻而遭到迫害,说明中国政权控制媒体政策的毫无意义与破产,并指现在仍有约三十名记者和五十位网络作家被关押。世界报业协会批评中国政府没有履行申办奥运会时做出的新闻自由承诺,呼吁明年夏天到北京参加奥运的人们向中国政府施压,停止迫害人权。总部设在法国巴黎的世界报业协会,其会员包括全球一万八千家报纸,七十七个国家的报业协会,以及包括法新社在内的十二家通讯社和全球新闻团体。
   这是一个关于勇气和真话的奖项,李长青当之无愧。二零零六年一月二十四日,时任《福州日报》记者、采访部副主任的李长青,因为向海外媒体“博讯”投稿揭露当地爆发“登革热”而政府不作为的消息,被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以“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的罪名,判处有期徒刑三年。这是在萨斯所造成的公共卫生危机之后,中共当局继续隐瞒大规模传染病疫情、打压勇于说真话的记者的又一典型案例。
   李长青于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十六日被“双规”,二零零五年一月二十日被监视居住,二零零五年二月三日被正式逮捕。从所谓的“双规”到被正式宣判,经过了十三个月的时间;从被逮捕到宣判,也经历了十一个月的时间。司法机关的低能由此可见一斑。在其刑事判决书中这样写道:“经审理查明,被告人李长青人意捏造事实,编造题为《福州市爆发‘登革热’,百余人染病,政府刻意隐瞒,引发民众恐慌》的文章,于二零零四年十月十二日在‘博讯’网站上发表,意图制造恐怖气氛,扰乱社会秩序。”因此,“被告人李长青犯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这是一份自相矛盾、漏洞百出的判决书,简直像是出自一名法盲的手笔:难道仅仅是某种“意图”也会构成实际的罪名吗?如果仅仅因为存在某种“意图”就是罪行,那么我敢说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国公民要被当局关进大牢——因为至少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公民对中共的一党独裁心存不满,只是大部分人不敢或不能公开表达而已。环顾全球,有哪一个政府能如此肆无忌惮地干涉民众的所思所想呢?这样的判决书堪称号称“依法治国”的政权自己给自己的一记耳光。李长青因为这份判决书而失去了三年的自由,中共当局则因为这份判决书再次彰显出“党大于法”的事实以及中国当下无法无天、法治缺失的现状。
   “博讯”是一个设在美国的非盈利的中文新闻网站。由于中共当局耗资数十亿纳税人的血汗钱打造限制公民自由获得信息的、作为“网络长城”的“金盾工程”,使得诺大的中国变成互联网时代的一座孤岛。像“博讯”这样的位于海外的中文新闻网站,一般的中国网民根本无法看到,它被有效地屏蔽在中国大陆之外。只有少数掌握某些突破网络封锁技术的网民,才能曲径通幽地看到此类网站上的内容。这部分人士在上亿大陆网民中只是沧海一粟,具体到福州一地,人数更是屈指可数。因此,真正读到“博讯”上的这篇文章的福州市民并不多,这篇文章也不可能对当地社会秩序造成重大妨害。在法庭的审理过程中,检方拿不出任何证据证明李长青的文章对社会秩序造成了何种损害。
   于是,法院只好恬不知耻地以当事人的“意图”来治罪了。法院认为当事人的意图是“制造恐怖气氛,扰乱社会秩序”,我却认为当事人的意图是帮助民众了解事情的真相,督促政府承担应有的责任。当李长青本人供职的官方报纸不能如实发表有关采访报道的时候,他只好将消息匿名发给境外媒体。此举本是无奈之举,它折射出中国大陆缺乏起码的新闻自由的事实。中共当局倘若还有一点点“良知的弹性”,就应当为此向公众道歉、撤销违宪设立的中宣部、将新闻自由还给公众和记者们。但是,中共当局却继续采取逆时代潮流而动的做法:将报道真相的记者们当作眼中钉、肉中刺,欲除之而后快。由此可见,在二零零三年的萨斯事件中,北京市市长孟学农和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因施政不力而被免职,并非当局走向透明化的第一步,而是一时的缓兵之计。此后,第一个站出来揭露萨斯真相的蒋彦永医生受到监禁和迫害,以及此次李长青的被捕入狱,均表明中共当局以真话为敌、依赖谎言治国的基本原则并无根本的改变。真话与谎言的斗争还将长期持续下去。
   李长青是又一名被关进监狱的记者,而且绝对不会是最后一个招致此命运的记者——中国监狱中被关押的记者数量,早已创下了“世界之最”。这个在记者无疆界组织的评估报告中,被列为新闻自由状况全球倒数第六的国家,居然号称要在奥运会期间实现“新闻自由”,这又是一个天大的谎言。中国的新闻记者仅仅因为坚持说真话、报道事实,而不得不生活在极大的危险之中;外国记者的正常采访,也经常受到警察和流氓的干扰,许多外国记者甚至遭到非法拘禁。在李长青被判刑入狱之后,中部设在纽约的记者保护委员会的执行主任公开呼吁:“我们谴责起诉李长青,并呼吁立即释放他。李根本谈不上任何犯罪,相反,他以巨大的勇气和正直报道公众关心的问题,包括腐败、公共健康这些当地政府试图掩盖的问题。”
   如果说新闻不自由是一个社会缺乏创造力的重要原因,那么司法黑暗则是一个社会病入膏肓、危机四伏的标志。当司法成为公正和自由的敌人的时候,当司法成为权势集团压制不同意见和维持其统治的工具的时候,也到了这个社会的危机总爆发的前夕。李长青案件不是一个孤立的个案,也不仅仅是地方当局维系其“虚荣心”的结果,它的发生具有深刻的制度渊源。也就是说,一天一党独裁的政治结构不发生根本的变化,一天因言获罪的冤案就不可能终结。
   让我们记住审理此案的法官们的名字:审判长赵屹、审判员谢立红、代理审判员程羽。也许,他们只是被背后那庞大的专制势力所利用傀儡而已,他们只是身不由己地参与了此类扭曲法律、戕害自由的恶行。但是,他们的所作所为让法律蒙羞,他们早已良知泯灭,他们敢于对自己的妻子、丈夫、父母以及儿女说出自己在法庭上所做的这一切吗?在当代中国“司法不公正”的历史上,在当代中国“文字狱”的历史上,这三个人留下了无法掩饰的一页,他们不配充当“法律工作者”。表面上看,这三个“法官”在法庭上是高高在上的审判者,他们大笔一挥便将李长青推进了监狱;而实际上,这三个“法官”及其主子们才是法庭上的被审判者,他们终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没有任何一个人和政权能消灭真相,因为这个世界上有许多像李长青这样的人。李长青是一位让我十分敬重的写作者。他首先是一位基督徒,其次才是一名记者。基督徒的信仰让他“因真理得自由”。他看到了真相,看到了那些在疾病中痛苦挣扎和呻吟的同胞,看到了那些麻木不仁、尸位素餐的官僚,看到了不公义、不平等的千疮百孔的社会现实。他告诉自己,必须说出真相来,必须让更多人知道真相。记者的职业道德,也让他毫不犹豫地坚守“暴风雨中的领航员”的职责。因为,不说出来的真相便不是真相,而一个拒绝真相的社会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和谐社会”。
   西方民主国家的社会稳定、国富民强的现实表明:真相的传播不仅不会带来社会动荡,反倒是社会安定的前提。中国需要更多像李长青这样说真话的记者。美国学者小唐尼和凯泽在《美国人和他们的新闻》一书中指出:“新闻的责任是对权力的重要检验,我们的政治家知道,知情的选民能把他们扔出办公室;企业的最高行政长官们认识到董事会的权威和股东的影响力;而受贿的警察知道,他不想被抓。优秀的新闻是那些责任发挥作用的基本源泉。任何企图玷污权力的人都要越过他人的肩膀看看自己是否正被人注视着。理想状态下,应该有一个记者从旁观察报道这一切。”李长青便是这样一名记者,他未能像他的美国同行们那样,将作为国家元首的尼克松总统也拉下马来;他为了说出真相,失去了记者的工作和三年的人身自由,他悲壮地失败了,但他更让我肃然起敬。
   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真话不被重视,说真话的人常常遭到嘲弄。李长青入狱了,许多人嘲笑说:“看哪,这个人多傻!”我想,即便如此,李长青仍然无怨无悔,因为耶稣基督当年在十字架上也遭到过种种莫名的羞辱。作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李长青深切地知道,他的所作所为,乃是求上帝的喜悦,而非求人的掌声。当更多记者都在随波逐流、参与制造和传播谎言的邪恶事业、并以此换取权势和金钱的时候,作为基督徒的李长青却毅然拒绝参与其中。他是这套“潜规则”的破坏者,亦是真正的“无冕之王”。在此意义上,李长青的信仰与职业完全是合而为一的,在这名利浑浊的尘世当中,在记者这一最具诱惑力和压力的职业当中,他坚持说那当说的话,走那当走的路,即便蒙冤下狱,也要彰现基督徒的良知。
   李长青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的妻子鲍玲玲表示,自从丈夫于二零零五年二月三日失去自由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没有获得许可见到丈夫。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七日,李长青被移送福建永安监狱,六月十五日她才第一次见到丈夫,狱方禁止她给丈夫送去衣服和书籍。她发现丈夫的健康状况堪忧,丈夫患有严重的胃病,而狱中劣质的食物和强制劳动会进一步恶化其健康。李长青的女儿和母亲也为此承受了巨大的痛苦。
   李长青的妻子鲍丁玲也是一位基督徒,她曾经来到方舟教会来参加主日崇拜。我不能给她带去什么有力的安慰,我所能做的十分有限——我只能写下这篇苍白的文字。圣经中说:“义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又保全他一生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诗篇》三十四篇十九至二十节)只有那从上头来的话语方能安慰人的心灵,让我们一起为李长青弟兄、鲍丁玲姊妹以及他们的孩子和家庭而肯切地祷告,愿他们经受住这可怕的试炼而成为真理的精兵。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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