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评论] [查看此文评论]    余杰文集
[主页]->[独立中文笔会]->[余杰文集]->[怀念一位远去的北大学长:沈元]
余杰文集
·被忘却,是他的光荣——读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
·爱祖国,更爱真理
·记忆之城圣彼得堡
·沉默的夜莺
·布衣出版家的传奇人生
·你的生命被照亮
·星际语言
·那张夺走你灵魂的审讯桌
·他们也不能享有免于恐惧的自由——读姆列钦《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克里姆林宫的女主人们
·老鼠之城梅什金
·白石之城苏兹达尔
·帝国兴衰的缩影:从夏宫到冬宫
·在黑暗深渊的入口处——读布伦特与诺莫夫《斯大林晚年离奇事件》
·爱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爱文学
·斯大林是杀死斯大林的凶手——读布伦特与诺莫夫《斯大林晚年离奇事件》
·他撬动了最下面那块基石——读叶梅利亚诺夫《未经修改的档案:赫鲁晓夫传》
·普京之谜----读布洛茨基《普京:通往权力之路》
·苏联的失败是道德与精神的失败——读《20世纪的精神教训——戈尔巴乔夫与池田大作对话录》
·他们与法西斯何其相似
·老大哥的眼睛在盯着你——读纪德《从苏联归来》
·党的覆灭就是国家的覆灭
·“缓慢改革”就能拯救苏联吗?----读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
·是沉入深渊,还是凤凰涅磐?——评《来自上层的革命》
·专制不可能达成稳定——读盖达尔《帝国的消亡:当代俄罗斯的教训》
*
*
27、台湾不是殖民地(2010年完成)
·李敖对决李肇星
·大陆媒体上的台湾人
·马英九背负历史之重
·马英九如何充当两岸的“牵线人”?
·视港澳台记者若家奴
·从北高市长选举看台湾政局走向
·港台唇亡齿寒
·台湾究竟有多乱?
·蒋毛后代两重天
·反认他乡是故乡——评李敖的大陆之旅
·龙应台为何不批评大陆?
·蒋经国与殷海光:台湾解严的枢纽人物
·谁把台湾当敌人看待?
·台湾:走在民主的光明之路上
·不义之财赠不义之人——评中国富豪“台湾炒楼团”赠李敖三千万巨款之“佳话”
·用“野火”融化“冰点”----读龙应台《请用文明来说服我》
·台湾允许大陆电视进入之危害
·以民主机制遏制人性之恶——陈水扁海外洗钱弊案的启示
·魏京生不必替陈水扁辩护
·连吴以共压马
·泼皮式的爱国可休矣——评薛义向李登辉掷瓶事件
*
*
28、卑贱的中国人(2010年完成)
·奉旨吃人余秋雨
·二月河:谁比我更爱皇帝?
·王朔:永远的愤青,永远的痞子
·仿余秋雨原韵,含泪劝告北大清华教授勿上访书
·钱钟书:中国人文化心理上的一道花边
·中国人都是“会做戏的虚无党”——“优伶中国”之一
·宫廷和皇帝的“优伶化”——优伶中国之二
·朝廷和官场的“优伶化”
·儒林和文苑的“优伶化”——优伶中国之四
·贾平凹:废都里的废人
·余秋雨:你的眼泪随风而飞
·民间和江湖的“优伶化”
·冷眼旁观季羡林的“祝寿大会”
·贾樟柯:一个并不独立的“独立导演”
·谁是“反动人士”?——杨澜如何为丈夫吴征的假学历辩护
·张艺谋选了胡锦涛最爱的歌曲
·劣马方吃回头草——评刘再复访谈《又见故国、古都与故人
·中国人,你的厕所有多脏?
·谁将魔鬼当偶像?
*
*
29、香港沉没(2010年完成)
·香港基督徒怎样活出丰盛的生命?
·温家宝先生,你没有资格让中国的孩子充当“杜鹃”和“精卫”
·梁家麟院长为何“变脸”?
·毛泽东陈永贵才是真汉奸
·香港科技大学的“自我检查”
·穿布鞋的陈日君枢机
·从马力到叶刘淑仪
·香港成为大陆维权者的“出气筒”
·永远的梅艳芳
·陈方安生与叶刘淑仪:两个女人的战争
·“有容乃大”的“香港经验”
·“自由行”何以自由?
·反贪局与廉政公署
·港人也上访
·因为无知,所以无畏
·爱国港胞不可放过习近平的卖国行径
·剥开香港“爱国贼”的画皮
·李柱铭与胡锦涛,谁在“卖国”?
·投给叶太的十三万张票
·叶刘淑仪综合症
·香港与深圳水火不容
·谁之香港,何谓主权?
·“港台腔”与“北京腔”
·香港成为大陆维权者的“出气筒”
[列出本栏目所有内容]
欢迎在此做广告
怀念一位远去的北大学长:沈元

   
   怀念一位远去的北大学长:沈元
   
   
   在北大学长、任教于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历史学家王友琴女士所著的《文革受难者》一书中,关于沈元只有这样一段简单的介绍:“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人员,一九五七年被划成‘右派分子’,文革中遭受更多迫害。他在身上涂抹了黑色鞋油,假扮成黑人,进入一非洲国家大使馆,请求他们帮助他离开中国,结果被中国政府逮捕。在‘打击反革命运动’中,沈元在一九七零年三月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当时三十多岁。”

   沈元,对于今天的北大学子来说,已经是一个无比陌生的名字。北大也是世故的,它只记得那些有名的、成功的校友的名字。未名湖畔的那些意气风发、步履匆匆的学子们,很少有人知道四十多年前在同样的地方也行走过一名同样意气风发、步履匆匆的学子。沈元,一位远去的北大学长,一位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在文革结束三十年的时刻,我们拿什么来纪念你呢?作为沈元昔日的“诤友”,香港儿童文学作家宋诒瑞女士编著了一本纪念关于沈元的纪念文集《难以纪念的纪念——一个北大高材生之死》。这本书能够成为对死不瞑目的沈元的某种迟到的纪念吗?
   鲁迅曾为“三•一八”惨案中罹难的学生们写作了一篇题为《为了忘却的纪念》的文章,如今宋诒瑞女士将这本纪念文集命名为《难以纪念的纪念》。一篇文章和一本书,不约而同地彰显出了这样一个自相矛盾的现实:在中国这个一贯注重历史并将历史提升到信仰层面的文明古国,纪念和记忆竟然是如此的困难。在北大校史和中国当代思想史上,沈元被迫处于缺席的状态,他不过是无数政治运动的死难者中的一位而已——虽然他是一位优秀的历史学者,最终却仍然无法摆脱被历史所隔离的命运。这就是先知的宿命。遗忘成了在这个国度里幸福生活的前提条件,你首先要蔑视生命的价值才可能以一种麻木的方式“活着”。对此,王友琴在《文革受难者》的前言中指出:“文革杀戮在毁灭生命的同时,也显然扭曲了人们关于同类的生命的看法。先是人们被迫接受这些文革死难者的死亡,然后,他们既然把死难者的生命丧失都不再当作严重的罪行,对于在历史中记载死难者的名字的缺失也就视为当然。”那么,今天我们对于沈元的发掘,不仅是对一个已经逝去的生命个体的发掘,不仅是对其学术成就和价值立场的发掘,更是向“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回归与致敬。
   这本文集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沈元的家人、老师、同学和好友撰写的纪念文章,这些情真意切的文字让读者窥见了沈元短暂的一生;第二部分是沈元生前给老师和友人的信件,其中展现了沈元从反右到文革期间的生活及思想片断,弥足珍贵;第三部分是目前收集到的几篇沈元的历史学论文,虽然受到时代的束缚,但沈元作为年轻学者的史学功底足以让人惊叹不已;第四部分是沈元研读《汉书》的读书笔记,从中可见其治学之严谨。这些文字和资料本身便已构成中国当代历史的重要部分,尤其是当代知识分子心灵史中不可缺少的一环。
   一九五七年,沈元以当年高考文史类全国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北大历史系。在北大学习期间,他在给老师的信中写道:“目前学习生活相当紧张,每日六时二十分起床,十时半就寝,中间有十一个课时的上课或自修……几无片刻休息。大批的参考书要看,要做摘录。现在只能这样:每次课一完就跑到图书馆去,每餐之后也尽速赶去等馆门之开,否则抢不到座位,时间就白白浪费过去了。我们进了图书馆,正像饿牛进入水草地。”环顾今日北大的校园里,有多少学子像这位学长这样勤奋地学习呢?北大独立精神的丧失与学分的败坏几乎是同步的。
   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中,沈元因私下翻译及议论赫鲁晓夫秘密报告,被定为极右分子。翌年被开除学籍,遣送农村劳动改造三年。一九六一年“摘帽”之后,沈元回到北京,因其数十万字的历史学论文而被历史学家黎澍看中,破格调入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
   一九六六年文革爆发,沈元被列入要打倒的“历史学界十大权威之一”。其实当时他年仅二十八岁,同一名单中的历史学家们都是他的老师辈,他是其中最为年轻的“权威”。此后一年多时间里,沈元被剥夺了学术研究的权利,承受着连续的批斗和陪斗,丧失了全部的人格尊严。一九六八年九月,沈元被捕,后来才披露出其被捕的原因为“化装成黑人,投靠外国驻华使馆”。一九七零年四月十八日,沈元在北京被枪杀。
   为什么像沈元这样的一介书生,竟然会破釜沉舟地选择装扮成黑人、逃入外国使馆的这条不归路呢?这种做法在那样的年代里实在太戏剧化、太让人匪夷所思了。如果说这是一种“行为艺术”的话,它足以让今天中国所有的行为艺术家们都瞠目结舌、并甘拜下风。我相信,沈元在作出这一决定之前,其灵魂深处一定经历了痛苦的挣扎。沈元对中国的同胞、中国的土地、中国的文明和中国的历史充满深沉的爱,他在一封给老师的信中曾这样写道:“我们祖国的艺术的伟大特点,不仅在于其通体之雄伟壮丽,而且就是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常人视为无关紧要的地方,都是花费了无数的心血和精力,巧夺天工地刻画着精致生动的花纹与图案。无论从大的或小的地方来看,我国的艺术思想是伟大无比的。我就这样体念:我们今天所要继承的,正是这一种精神,在我们的学习上,就是要既能系统地全面地掌握一门知识的全貌,又要能够用具体的、细小的无数实际的知识来充实这个整体中的每一部分、每一细节。”那么,究竟是一种什么力量,要逼得沈元这位单纯的爱国者“背叛祖国”呢?
   当祖国成为自由的坟墓时,沈元不得不冒着生命危险逃离祖国——他果然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不愿继续苟活下去,他心爱的学术事业已经戛然而止,他亲眼目睹了中国的文化传统被割裂、被破坏、被扭曲,他亲身体验了人格侮辱和肉体折磨,在他所研究的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如此荒谬的事件。
   杀害沈元的不是某一名官僚和警察,乃是一种“集体无意识”。杀人者中有你、有我、有他。正如耶稣不是死于彼拉多和罗马兵丁之手,而是死于“众人”之手一样,那种致沈元于死地的“臭气熏天的气味”,是我们“大家”共同制造的。学者刘再复在《面对高洁的亡灵》中写道:“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仍然清清楚楚地记得沈元的名字,记得这一个年轻杰出学者被活埋、被毁灭的悲剧故事。……在想起他的悲剧时,我首先想到在过去那些荒诞岁月里,自己也曾发过疯,也振振有词地批判过‘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也唯恐落后地和‘沈元之流’划清界线甚至加入声讨他们的行列。我真的感到自己参与创造一个错误的时代,真的感到自己也是谋杀沈元的共谋。”在人人都宣称自己是“无辜者”的“后文革时代”,刘再复以罕见的真诚打破了“无物之阵”般的、厚厚的沉默,他从当年自己的一言一行开始反省、开始追问——“谁让沈元走投无路?谁让沈元安生不得、逃生无处?谁把沈元推向绝望的悬崖?除了文化大革命的制造者之外,我们盲目的呐喊、盲目的讴歌、盲目的义愤、盲目的声讨、盲目的批判,难道没有责任吗?说‘受蒙蔽无罪’,在法律上也许部分可以成立(不是全部都能够成立),但在良知上怎能说得过去呢?受‘蒙蔽’下,我们内在的恶是何等丑陋啊!”那些文革的幸存者们,那些以知识、文化和思想招摇过市的知识分子们,有没有勇气承认自己也是凶手、承认自己内在的恶是如此丑陋呢?
   据沈元的家属了解到的一点有限的资料,昔日的狱友们透露说,“在狱中他人缘可好了,自己病成那样,还把有限的口粮分给别人吃”、“他很安详,有修养有学问,很受尊敬”。文革结束以后,在黎澍的帮助下,沈元的母亲和姐姐终于拿到了一张带有尾巴的平反通知书。此时此刻,沈元坚强的母亲在儿子死后第一次放声大哭:“我要人,我不要纸,不要纸啊!我送走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聪明绝顶、才华横溢的儿子,为什么现在还给我一张纸?我要人啊!我要人啊!”可是,母亲再也要不来儿子了——儿子被另一位抽象的“母亲”杀死了。
   沈元的学术生涯和思想生涯刚刚开始便结束了,他是一位至今仍然被埋葬的“思想史上的失踪者”。朱学勤在《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一文中动情地说:“一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史,很可能是一部习惯性流产史。……与历史学其他部类一样,思想史从来是也只能是文字记载的历史。它历来势利,只认文字,而且是变成铅字的文字。除此之外,它又聋又瞎,听不见也看不见旷野里的呼唤。所谓思想史的长河,只不过是一条狭长的小溪。在这条小溪的两边,是望不见尽头的无尽黑暗。一代思想者失踪,迷失在思想史这一边或者那一边的黑暗里,不会引起思想史长河的一声叹息。它连一个涟漪都不会泛起,不动声色地、熟视无睹地继续向前滑淌。”一个又一个的思想者,一代又一代的思想者都失踪了,所以后人只能从头开始思考,从零开始思考。这就是中国当代的思想和学术几乎没有任何重大突破的根本原因。作为历史学家的沈元,曾经试图改变历史的书写方法,他纵身一跃跳进了历史的长河之中,他很快便招致了惨痛的灭顶之灾。我们今天所能做的不仅是纪念,更是思考如何才能避免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是的,朱学勤的追问其实也是我们所有人的追问:“思想史上大规模、小规模、集体性、个人性的失踪事件,几乎每一代都发生过,已经发生过无数次了……你追寻这串脚印,不由得迎风撒泪,青衫长湿,还要追问:难道思想史只能这样流淌?”
   
   
   ——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日

©Boxun News Network All Rights Reserved.
所有栏目和文章由作者或专栏管理员整理制作,均不代表博讯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