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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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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光与影》(东方出版社)
·《光和光的背面:我的美国之旅》目录
·一:“我们是吹口哨的人”
·二“我们是真正的爱国者!”
·三“一分钟人”与来克星顿的枪声
·四:不要遗忘历史那黑暗的一页
·五:布什:一半是火,一半是冰
·六:公民有焚烧国旗的自由吗?
·七:看哪,那些办报纸的人
·八:劳拉:从图书馆馆员到第一夫人
·九:马车上的阿米西人
·十:美国人是公民,也是志愿者
·十一:墓碑之美
·十二:那栋朴素的小房子
·十三:记一位在“九•一一”中罹难的弟兄
·十四:瓦尔登湖:大地的眸子
·十五:威尔逊:理想主义的总统
·十六:美国作家和站在作家背后的人
·十七:希拉里:美国的第一位女总统?
·十八:耶鲁与中国
·十九:在“左”与“右”之间的美国知识分子
·二十:最好的教育是爱的教育
·《光与光的背面》后记:“八仙”还是“九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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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拒绝谎言》(香港开放杂志社)
·《拒绝谎言》目录
·包遵信序《拒绝谎言》:一个知识分子的道德良心和勇气
·刘晓波序《拒绝谎言》:在日常生活中拒绝说谎
·致中国作家协会的公开信
·就本人与中国作家协会的劳动合同纠纷致读者的公开信
·末路的狂人与末路的主义——论米洛舍维奇的垮掉
·一代新人的觉醒和受难
·丧钟为谁而鸣
·朱熔基总理,请您尊重台湾的民主
·面对中国的“国难”
·中国大地上的毛幽灵
·薄熙来的“神光圈”
·论邓家菜馆的倒调
·同胞之间的杀戮
·愚蠢的“远攻近交”
·谎言王国迫死说谎者
·"幸灾乐祸"的文化背景
·从杨子立等人的遭遇,我们如何学习“爱国”?
·流沙河笑谈“一毛”——百元人民币“变脸”
·从华国锋的退党谈起
·谭其骧与毛泽东
·为了在阳光下生活——读北明《告别阳光》
·台湾的选择
·姜恩柱的"个人意见"
·哈维尔的态度
·谁出卖了中国?
·一百步笑五十步
·中国知识界的堕落和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从身体囚禁到心灵控制——我所经历的军政训练
·从北大的堕落看中国知识分子的奴才化
·黎明前的黑暗
·俄罗斯悲剧与极权主义后遗症
·我们的尊严和血性在哪里?
·董建华的“自动当选”与香港的危机
·大陆眼中“暧昧”的香港
·李敖的堕落
·辞职的勇气与生命的价值
·从“小说反党”到“电影救党”
·毛毛笔下的毛泽东
·美国是魔鬼吗?
·义和团,还是维新派?
·真话与饭碗
·余华的奴性
·走出坚冰的金大中
·我们为什么要申奥?
·无法告别的饥饿
·“瀑布模式”的新闻
·“长江读书奖”与皮影戏
·丁石孙的风骨
·又一个“岳麓书院”?
·中国的人肉筵席
·不能沉默——就高行健获奖的声明
·被背叛的蔡元培
·守土有责与自我阉割
·中国足球:在愚昧中狂欢
·一句话里的良知
·思想札记:流星•蝴蝶•剑
·《拒绝谎言》跋:自由与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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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我的梦想在燃烧》(当代世界出版社)
·《我的梦想在燃烧》目录
·学术的虚妄
·“狐狸洞”与“包二奶”
·非洲大陆的“一九八四”——读奈保尔《河湾》
·让我们告别战争语言
·白鸽,从轮椅上飞起——评《蒋经国传》
·中国离现代化还有多远?
·什么样的作家会被历史感激?——读王开岭《跟随勇敢的心》
·讷言与话语的膨胀
·“凌辱电玩”何以流行?
·他们是伟人,更是有缺点的人——评埃利斯《那一代——可敬的开国元勋》
·高勤荣,你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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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一位远去的北大学长:沈元

   
   怀念一位远去的北大学长:沈元
   
   
   在北大学长、任教于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历史学家王友琴女士所著的《文革受难者》一书中,关于沈元只有这样一段简单的介绍:“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人员,一九五七年被划成‘右派分子’,文革中遭受更多迫害。他在身上涂抹了黑色鞋油,假扮成黑人,进入一非洲国家大使馆,请求他们帮助他离开中国,结果被中国政府逮捕。在‘打击反革命运动’中,沈元在一九七零年三月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当时三十多岁。”

   沈元,对于今天的北大学子来说,已经是一个无比陌生的名字。北大也是世故的,它只记得那些有名的、成功的校友的名字。未名湖畔的那些意气风发、步履匆匆的学子们,很少有人知道四十多年前在同样的地方也行走过一名同样意气风发、步履匆匆的学子。沈元,一位远去的北大学长,一位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在文革结束三十年的时刻,我们拿什么来纪念你呢?作为沈元昔日的“诤友”,香港儿童文学作家宋诒瑞女士编著了一本纪念关于沈元的纪念文集《难以纪念的纪念——一个北大高材生之死》。这本书能够成为对死不瞑目的沈元的某种迟到的纪念吗?
   鲁迅曾为“三•一八”惨案中罹难的学生们写作了一篇题为《为了忘却的纪念》的文章,如今宋诒瑞女士将这本纪念文集命名为《难以纪念的纪念》。一篇文章和一本书,不约而同地彰显出了这样一个自相矛盾的现实:在中国这个一贯注重历史并将历史提升到信仰层面的文明古国,纪念和记忆竟然是如此的困难。在北大校史和中国当代思想史上,沈元被迫处于缺席的状态,他不过是无数政治运动的死难者中的一位而已——虽然他是一位优秀的历史学者,最终却仍然无法摆脱被历史所隔离的命运。这就是先知的宿命。遗忘成了在这个国度里幸福生活的前提条件,你首先要蔑视生命的价值才可能以一种麻木的方式“活着”。对此,王友琴在《文革受难者》的前言中指出:“文革杀戮在毁灭生命的同时,也显然扭曲了人们关于同类的生命的看法。先是人们被迫接受这些文革死难者的死亡,然后,他们既然把死难者的生命丧失都不再当作严重的罪行,对于在历史中记载死难者的名字的缺失也就视为当然。”那么,今天我们对于沈元的发掘,不仅是对一个已经逝去的生命个体的发掘,不仅是对其学术成就和价值立场的发掘,更是向“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回归与致敬。
   这本文集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沈元的家人、老师、同学和好友撰写的纪念文章,这些情真意切的文字让读者窥见了沈元短暂的一生;第二部分是沈元生前给老师和友人的信件,其中展现了沈元从反右到文革期间的生活及思想片断,弥足珍贵;第三部分是目前收集到的几篇沈元的历史学论文,虽然受到时代的束缚,但沈元作为年轻学者的史学功底足以让人惊叹不已;第四部分是沈元研读《汉书》的读书笔记,从中可见其治学之严谨。这些文字和资料本身便已构成中国当代历史的重要部分,尤其是当代知识分子心灵史中不可缺少的一环。
   一九五七年,沈元以当年高考文史类全国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北大历史系。在北大学习期间,他在给老师的信中写道:“目前学习生活相当紧张,每日六时二十分起床,十时半就寝,中间有十一个课时的上课或自修……几无片刻休息。大批的参考书要看,要做摘录。现在只能这样:每次课一完就跑到图书馆去,每餐之后也尽速赶去等馆门之开,否则抢不到座位,时间就白白浪费过去了。我们进了图书馆,正像饿牛进入水草地。”环顾今日北大的校园里,有多少学子像这位学长这样勤奋地学习呢?北大独立精神的丧失与学分的败坏几乎是同步的。
   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中,沈元因私下翻译及议论赫鲁晓夫秘密报告,被定为极右分子。翌年被开除学籍,遣送农村劳动改造三年。一九六一年“摘帽”之后,沈元回到北京,因其数十万字的历史学论文而被历史学家黎澍看中,破格调入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
   一九六六年文革爆发,沈元被列入要打倒的“历史学界十大权威之一”。其实当时他年仅二十八岁,同一名单中的历史学家们都是他的老师辈,他是其中最为年轻的“权威”。此后一年多时间里,沈元被剥夺了学术研究的权利,承受着连续的批斗和陪斗,丧失了全部的人格尊严。一九六八年九月,沈元被捕,后来才披露出其被捕的原因为“化装成黑人,投靠外国驻华使馆”。一九七零年四月十八日,沈元在北京被枪杀。
   为什么像沈元这样的一介书生,竟然会破釜沉舟地选择装扮成黑人、逃入外国使馆的这条不归路呢?这种做法在那样的年代里实在太戏剧化、太让人匪夷所思了。如果说这是一种“行为艺术”的话,它足以让今天中国所有的行为艺术家们都瞠目结舌、并甘拜下风。我相信,沈元在作出这一决定之前,其灵魂深处一定经历了痛苦的挣扎。沈元对中国的同胞、中国的土地、中国的文明和中国的历史充满深沉的爱,他在一封给老师的信中曾这样写道:“我们祖国的艺术的伟大特点,不仅在于其通体之雄伟壮丽,而且就是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常人视为无关紧要的地方,都是花费了无数的心血和精力,巧夺天工地刻画着精致生动的花纹与图案。无论从大的或小的地方来看,我国的艺术思想是伟大无比的。我就这样体念:我们今天所要继承的,正是这一种精神,在我们的学习上,就是要既能系统地全面地掌握一门知识的全貌,又要能够用具体的、细小的无数实际的知识来充实这个整体中的每一部分、每一细节。”那么,究竟是一种什么力量,要逼得沈元这位单纯的爱国者“背叛祖国”呢?
   当祖国成为自由的坟墓时,沈元不得不冒着生命危险逃离祖国——他果然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不愿继续苟活下去,他心爱的学术事业已经戛然而止,他亲眼目睹了中国的文化传统被割裂、被破坏、被扭曲,他亲身体验了人格侮辱和肉体折磨,在他所研究的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如此荒谬的事件。
   杀害沈元的不是某一名官僚和警察,乃是一种“集体无意识”。杀人者中有你、有我、有他。正如耶稣不是死于彼拉多和罗马兵丁之手,而是死于“众人”之手一样,那种致沈元于死地的“臭气熏天的气味”,是我们“大家”共同制造的。学者刘再复在《面对高洁的亡灵》中写道:“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仍然清清楚楚地记得沈元的名字,记得这一个年轻杰出学者被活埋、被毁灭的悲剧故事。……在想起他的悲剧时,我首先想到在过去那些荒诞岁月里,自己也曾发过疯,也振振有词地批判过‘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也唯恐落后地和‘沈元之流’划清界线甚至加入声讨他们的行列。我真的感到自己参与创造一个错误的时代,真的感到自己也是谋杀沈元的共谋。”在人人都宣称自己是“无辜者”的“后文革时代”,刘再复以罕见的真诚打破了“无物之阵”般的、厚厚的沉默,他从当年自己的一言一行开始反省、开始追问——“谁让沈元走投无路?谁让沈元安生不得、逃生无处?谁把沈元推向绝望的悬崖?除了文化大革命的制造者之外,我们盲目的呐喊、盲目的讴歌、盲目的义愤、盲目的声讨、盲目的批判,难道没有责任吗?说‘受蒙蔽无罪’,在法律上也许部分可以成立(不是全部都能够成立),但在良知上怎能说得过去呢?受‘蒙蔽’下,我们内在的恶是何等丑陋啊!”那些文革的幸存者们,那些以知识、文化和思想招摇过市的知识分子们,有没有勇气承认自己也是凶手、承认自己内在的恶是如此丑陋呢?
   据沈元的家属了解到的一点有限的资料,昔日的狱友们透露说,“在狱中他人缘可好了,自己病成那样,还把有限的口粮分给别人吃”、“他很安详,有修养有学问,很受尊敬”。文革结束以后,在黎澍的帮助下,沈元的母亲和姐姐终于拿到了一张带有尾巴的平反通知书。此时此刻,沈元坚强的母亲在儿子死后第一次放声大哭:“我要人,我不要纸,不要纸啊!我送走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聪明绝顶、才华横溢的儿子,为什么现在还给我一张纸?我要人啊!我要人啊!”可是,母亲再也要不来儿子了——儿子被另一位抽象的“母亲”杀死了。
   沈元的学术生涯和思想生涯刚刚开始便结束了,他是一位至今仍然被埋葬的“思想史上的失踪者”。朱学勤在《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一文中动情地说:“一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史,很可能是一部习惯性流产史。……与历史学其他部类一样,思想史从来是也只能是文字记载的历史。它历来势利,只认文字,而且是变成铅字的文字。除此之外,它又聋又瞎,听不见也看不见旷野里的呼唤。所谓思想史的长河,只不过是一条狭长的小溪。在这条小溪的两边,是望不见尽头的无尽黑暗。一代思想者失踪,迷失在思想史这一边或者那一边的黑暗里,不会引起思想史长河的一声叹息。它连一个涟漪都不会泛起,不动声色地、熟视无睹地继续向前滑淌。”一个又一个的思想者,一代又一代的思想者都失踪了,所以后人只能从头开始思考,从零开始思考。这就是中国当代的思想和学术几乎没有任何重大突破的根本原因。作为历史学家的沈元,曾经试图改变历史的书写方法,他纵身一跃跳进了历史的长河之中,他很快便招致了惨痛的灭顶之灾。我们今天所能做的不仅是纪念,更是思考如何才能避免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是的,朱学勤的追问其实也是我们所有人的追问:“思想史上大规模、小规模、集体性、个人性的失踪事件,几乎每一代都发生过,已经发生过无数次了……你追寻这串脚印,不由得迎风撒泪,青衫长湿,还要追问:难道思想史只能这样流淌?”
   
   
   ——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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