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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教师的“造反”与教授治校的前景

   
   北大教师的“造反”与教授治校的前景
   
   
   最近,一份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全院大会的会议纪录在网络上广为流传。只要是关心北大、关心中国高等教育的人,无不仔细研读这份文件。人们关注的重点不是院长张维迎的表功报告,而是教师们对张的严厉批评,张所担心的“教授欺负院长”的情形终于出现了——在他独断专行地解除邹恒甫、何志毅等不同意见者的教职之后,在他成为富豪特权阶层的代言人和辩护士之后,在他将学术净土变成乌烟瘴气的贪腐之地之后,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教师们终于奋起反抗了——既是为了挽回北大及光华管理学院的声誉,更是为了捍卫自身的权益与尊严。

   长期以来,中国知识分子被历次政治运动打断了脊梁,他们成为最软弱的一群人、逆来顺受的一群人、唯唯诺诺的一群人。在近年来中国大学急剧膨胀和急剧腐败的过程中,大部分大学教授都保持沉默,除了作为外来和旁观者的丘成桐、丁学良等人直陈中国大学的危机之外,在本土只有陈丹青、陈平原、钱理群、张鸣等寥寥可数的几名教授站出来说出“皇帝什么也没有穿”的真相。作为中国最高学府的北大,是学术腐败和教育质量直线下降的重灾区;而“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的光华管理学院,则是重灾区中的重灾区。张维迎主持光华管理学院的工作以来,光华日益沦为富豪与官僚镀金的中转站,以及见钱眼开的赚钱机器,在社会上口碑不佳,让北大也一同蒙羞。与中国的其他部门一样,大学校长、院长的职务是自上而下授予的,而非自下而上选举的。因此,校长、院长便自然而然地成为权力不受制约的“土皇帝”,以张维迎为例,他标举改革者的旗帜却成为光华的独裁者;因此,学校的教职员工不仅不是学校的“主人翁”而沦为“被统治者”,以光华为例,存有良知的教师们只能对学院的若干怪现状敢怒而不敢言。
   鲁迅说过,作为被压迫者,不在沉默中爆发,便在沉默中灭亡。光华的教师们终于在沉默中爆发了:在此次会议上,何志毅、单忠东、蔡剑,杨东宁、江明华、曹凤歧、张红霞、王立彦、刘力、胡健颖、朱善利、王亚非、陆正飞等人相继上台发言,这些人当中,有的是光华的老人,有的人刚刚从海外回来不久的新人,有的是埋头书斋的学术带头人,有的人党务系统的官员,也有的是工会的负责人,甚至还有与张关系密切、被张所提拔的人士,他们的背景及立场各不相同,他们的言辞或尖锐或温和,但都对光华被学阀张维迎一人垄断的现状相当不满,对光华的改革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意见与建议,并期望中国大学能够建立起一套民主的管理制度来。
   在我看来,此次北大光华教师的“起义”,与厦门市民反对化工项目和上海市民反对磁悬浮项目一样,是中国近期中产阶级勇敢维权的三个醒目的亮点。过去,人们一提起“维权”一词来,便联想起权利受到最大程度侵害的、底层的工农大众,比如失去工作的工人、失去土地的农民、被强制拆迁的城市居民、受冤屈的访民等等。如今,维权意识已经拓展到正在成长中的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群体之中。厦门和上海两地的市民,冒不惜着被侮蔑为“非法集会”、“别有用心”、“危害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的危险,挺身而出保护家园。他们以手机短信息和电子邮件等新兴的联络方式,迅速传递信息,召集有共同诉求的民众,或聚集在市中心的广场上,或“集体散步”,或征集签名信,或参加听证会,终于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迫使地方政府作出一定的让步。这两个事件展现出中国人公民意识的普遍觉醒。中国民主化的破局,不能仰望一个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式的人物的出现,而只能“返求诸己”。换言之,中国民主转型源源不断的动力,就蕴藏在这个正在站起来的中产阶级群体身上。毫无疑问,光华管理学院的教师们也属于这个群体。他们所要反对的,不仅仅是张维迎“这一个人”,而是造就“张维迎现象”的、滞后的大学管理制度。
   据我个人的观察,张维迎是一个像《红与黑》中的主人公于连那样的人物,其早年的生活越是凄苦(放牛娃),对权力的渴求越是不择手段,掌握权力之后越是心黑手辣。但是,张的蜕变过程、道德文章和学术取向等等,均不是我关心的重点所在。我对光华教师们对张维迎的具体的批评并不感兴趣,正如时事评论员秋风所指出的那样,“问题的关键并不在张维迎”。那么,问题的关键究竟在什么地方呢?问题的关键在于:必须尽快改变目前中国大学的权力结构和管理体制,将官僚治校变成教授治校,将个人的独断专行变成透明的民主讨论,将大学从官僚和商贾的附庸变成创造思想、文化和精神价值的“独立王国”。如果知识分子没有敏锐的权利意识,不敢公开捍卫被侵害的权利,那么它就无法成为时代的先锋,而会被时代所抛弃;如果作为社会的“思想库”的大学,自身不能率先成为一个“民主共同体”,那么它就无法为社会的进步提供任何具有前瞻性的意见,从而失去其存在的价值。
   这次光华的会议有两个引人注目的亮点。第一个亮点是工会的出场。长期以来,中国的“工会”未能发挥帮助工人及各种职业的业者维权的作用。工会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如同“鸡肋”一样的部门,工会主席则是安置即将退休的官员的一个闲职。人们能够意识到工会的存在,无非是工会偶尔用大家的会费发几张主旋律的电影票或者过年过节的礼物而已。大学内部的工会亦不例外。在行政官僚与教职员工的极端不平等关系中,工会从来都是无足轻重的旁观者,它没有也不可能将分散的教职员工组织起来,凝聚成一支可以同官僚系统对峙的力量,因为它本身就是官僚系统的一部分,不过是非常边缘化的一部分而已。在此次光华全院大会的纪录中,我特别注意到了光华管理学院工会主席张红霞教授的一段简短发言:“光华现在出现了这么多问题,声誉受到了很大损害,一些老师自发的提出来一些倡议,工会把群众的声音整理成了《倡议书》。大家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民主的、和谐的、快乐的光华。”同时,她还表示:“今后学院的工会确实应该依照《工会法》、《教师法》在监督民主决策上多做一些贡献和工作,更多地保护大家利益,能够让大家在光华过上一个非常快乐愉快的生活,然后再埋头再干活。”这段话让人看到了微茫的希望。以工会对抗学阀,大概是光华的教师们“绝地反击”的一次机会——虽然到目前为止,工会尚且软弱无能,但人们一旦努力将其激活,它未尝不可能成为“体制内护法”的渠道之一。而工会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工会,大学或许可以成为先走一步的“试验田”。如果工会的角色和功首先能够在大学中得以复原,如果工会能够积极运用相关法律来帮助教职员工的维权行动,那么大学的民主化就迈出了至关重要的第一步。对此,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第二个亮点是在大会上公布的一份《光华管理学院教师建议书》。光华的教师们大都是聪明人,他们深知仅仅是批评张维迎是不够的,在批评之后还需要启动若干具有建设性的工作。因此,他们独立自主地起草了一份《光华管理学院教师建议书》,并获得了四十多名教师的签名支持。这份建议书提出了许多具体的、实际的、可以执行的意见和建议,主要有以下四条:第一,成立学院教师委员会,教师委员会由全体教师选举产出,由一定比例的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组成,学院行政班子决定的重大事项,需经教师委员会审议,通过后生效。重大事项的范畴和决议方式等由教师委员会筹备小组起草,全体教师会议讨论表决后施行。教师委员会每季度定期召开一次会议,并可根据需要召开不定期会议。第二,保持学院学术委员会的相对独立性,增大学术委员会的代表面,增加学术委员会的非行政领导人数,行政领导在学术委员会中的比例不得超过百分之二十,以保持学术委员会的相对独立性。第三,响应许智宏校长的学术见解和观点,推广北大化学学院的改革经验,在光华管理学院施行院长轮值制度,教学研究人员兼任的学院院长和副院长实行轮值,任期四年不得连任。第四,建立完善学院行政管理制度,重大问题施行投票制,建立年度和中期行政领导述职制度,学院行政班子每年度应向全体教职工大会进行述职,听取意见改进工作,另外在行政班子任职两年后建议由学校组织部门组织中期考核。
   这是光华教师的一份“权利宣言”。我相信,如果以上四条建议都能在未来的光华管理学院里得以实施的话,光华就有可能掉转船头,驶向正确的航道,并对北大乃至整个中国高等教育界带来正面的启示。而“张维迎乱象”也将成为绝响——即便未来有比张维迎还要不堪的人物当上光华的院长,他也无法给光华带来如此巨大的伤害,因为有一套完整的、严格的制度来监督和制约之。“院长”的一举一动将不再是所有教职员工瞩目的中心,因为“院长”仅仅是一名全院成员雇佣和选举的“短期服务生”罢了。学者谢泳曾经指出:“中国大学扩张不到十年,矛盾已如此尖锐,确实需要反思和改革中国大学制度中不合理以及不近人情的地方。在办理大学事务中,今天中国教育管理者的智慧不但没有增长,反而明显下降了,大学如果能不独立,教授不能治校,学术也不可能独立和自由,这样,期待中国大学出世界一流的学者和成绩是很难的。”如果此次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教师们的“造反”能够让人们看到大学实现教授治校的前景,那么曾经掀起新文化运动的北大,又将成为大学制度更新的领跑者。
   
   
   ——二零零八年二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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