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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的群聚和人的群聚

    動物的群聚和人的群聚
   (《霸权論》第2章《国家行为体》
   第8節:《動物的群聚和人的群聚》
   香港星克尓出版社2006年出版)
   

   
   自主行為體出現群聚,這在生物界與人類中是常見的。這種群聚可以分為「少量群聚」、「大量群聚」與「巨量群聚」。幾十、幾百以至幾千個自主行為體的群聚,可以看作是「少量群聚」,而數萬、數十萬、數億個自主行為體的群聚,可以看作「巨量群聚」,兩者之間的可稱為「大量群聚」。
   少量、大量、巨量之間,並無嚴格的分界線,這取決於我們所考察的自主行為體的全部數量和具體情況。在某些情況下,數萬個是「大量」,而在另一些情況下,可以視為「巨量」。但三個、五個在任何情況下都只能稱作「少量」。
   少量自主行為體的聚集在動物界與人類中十分常見。動物或人的親緣關係就足以形成「少量聚集」。在非洲草原上追捕斑馬和羚羊的獵狗的聚集,有數百個成員的狒狒社會,人類的某一企業或黑社會組織,都可以視為「少量聚集」的例子。在肯尼亞首都內羅畢附近的納庫魯 (Nakuru) 湖畔群聚的紅鶴、南極的企鵝群、香港2003年7月1日為抗議目的而出現的五十萬人的遊行示威都可以視為「大量群聚」。在澳大利亞昆士蘭海岸大堡礁數百浬地區群聚的珊瑚蟲、南亞次大陸的狹小的恆河、布拉馬普特拉河三角洲上一億多人口的群聚,在中國,有十四億人口的群聚,都可以看作是「巨量聚集」。
   少量、大量、巨量個體形成的聚集體 (aggregation) 並不都從事合作行為,也不一定都形成組織和結構,如果聚集體內部有合作行為,並形成組織、結構,這樣的聚集體就形成「社會」。威爾遜在《社會生物學》一書中科學地區分了「群體」(population) 和「社會」(society) 兩個概念,他說,「群體」是由一條「基因流」的驟減帶所界定的區域,「社會」則是一條「通訊」的驟減帶所界定的區域。 動物群體、人類群體構成社會的條件是,群體之間存在著較多的或密集的通訊。群聚的蝗蟲和圍觀的人群不構成社會,在於這些情況下的蝗蟲群與人群之間只有極低度的通訊,而沒有較多的通訊使它們聯繫在一起。
   
 動物的群聚和人的群聚

   (图:社會生物學创始人、哈佛大学教授E·O·威尔逊)
   人不同於動物,能在一定條件下產生動物群聚所沒有的特徵。這種特徵,就是人類的大量群聚或巨量群聚能湧現出國家現象。
   現在的問題是,社會與國家的界限在甚麼地方?人的群聚能形成國家,為甚麼動物群聚不能形成國家呢?
   在今天,國家與社會的界線十分明顯,一個社會要成為國家必須具備領土、人口、政府和不受制與他國並獲得廣泛國際承認的「主權」。所謂「主權」,用廣義行為學語言來說,就是作為一個「自主行為體」自主行為的「權利」與「能力」。現在世界上一百九十多個國家都具有上述四大特徵。跨國公司儘管有巨大的行為能力,但沒有領土,因而不是國家。梵蒂岡城國,位於意大利首都羅馬西北角,面積僅0.44平方公里,人口約一千人,教延即政府,實行政教合一,梵蒂岡國的主權也得到意大利和世界各國的承認,所以,談不上有「大量人口」的梵蒂岡也是一個國家。
   在古代,當一個又一個部落、酋邦相隔不遠,林立在同一片土地上時,這些部落、酋邦各有自己的頭人、酋長,而且這些部落、酋邦也表現出自主行為能力時,這些部落、酋邦是國家嗎?從人口僅一千人的梵蒂岡國可以看到,國家並非一定要有「巨量人口」,許多有自主行為能力的部落、酋邦人口可達數千、數萬,它們與國家有甚麼區別呢?
   中國的夏朝建於公元前21世紀,埃及的第一王朝還比中國的夏朝還要早一千年,公元前三千年前後,西亞現伊拉克境內的兩河流域,也是人類最早文明發源地之一,那時就出現了幾十個小型的城邦國家。但在中國夏朝以前,埃及第一王朝以前,公元前三千年以前的兩河流域,存在著眾多的大大小小部落、部落聯盟、酋邦是不是國家呢?
   從廣義行為學看,凡是具有獨立自主的集體行為能力並佔有一定地域的人類聚集體,都可以視為國家。對人類來說,這樣的「聚集體」在不同時期表現出不同特性,有的聚集體只是偶而表現出集體行為,有的聚集體始終只是孤立存在,不與其他聚集體相鄰接。一般來說,作為人類聚集體的「國家」(而不限於今天國際法意義的 「國家」) 可以分為三大類:
   (一)部落國家,它的特徵是頭人、酋長的權力只在某些集體行動(如狩獵、抵禦外部落入侵、祭祀)中表現出來,當沒有集體行動時,部落國家成為一個人群的「聚集體」。
   (二)城邦國家,它的特徵是城邦首領的權力已有經常性和強制性,領土範圍已擴大到城邦及周圍的村落,但城邦國家間沒有明確的邊界,有的城邦國間互不鄰接,戰爭帶偶發性。
   (三)廣土國家,它的特徵是,國家有較廣闊領土,除島國外,國與國之間互相鄰接。
   現在,我們用「三類國家」的觀點看一看動物群聚現象吧。拿苔蘚蟲來說吧,苔蘚蟲個體一般只有半毫米大,蟲體外有「骨架」,這些「骨架」稱為「蟲室」,一個個互相連接,形成各種形狀的苔蘚蟲群體,小的有幾毫米,大的可達幾十厘米,附著在海洋中的各種物體或生物外表。這些苔蘚蟲雖然連在一起,卻不能表現出整體行為。白蟻、螞蟻、蜜蜂、猴子、猩猩的聚集體不同,它們有時會表現出群體行為。社會生物學創始人威爾遜在《社會生物學:新的綜合》一書中談到白蟻與猴子社會時說:「牠們都形成佔據著領土的合作群體。群體成員之間通過十至一百個不合語法規則的信號進行有關饑餓、警告、敵意、特權狀態或等級、生殖狀況等方面的聯繫。個體對於群體成員與非群體成員之間的差別有強烈的意識,血緣關係在群體結構中起重要作用,也許起初正是這種血緣關係成了它們形成群居生活的主要動因。」 由於白蟻、猴子群聚在一起,又能相互通訊,在這樣的情況下,才有可能形成白蟻、猴子群體的整體行為。
   然而,所有動物對領土的依附都出自牠們維護自己生存的本能,牠們沒有超越生存需要無限擴張領土的要求,螞蟻、蜜蜂、獅子、猴子、黑猩猩牠們佔有的領土都十分有限,而且互不鄰接,領土的邊界是不明確的。這種情況帶有某些人類早期的部落特徵,但還未湧現出國家的明顯特性。
   動物群體裏也有權力、服從、等級關係,但動物社會中掌握在某一特定個體的權力都十分有限,這與這些個體的體力較大、較強壯有關。在人類社會中,之所以能超越動物社會形成「國家」,不僅與人有理性有關,而且與人能積累財富與人能製造武器有關。
   加爾布雷斯 (John K. Galbraith) 把「權力」分為「固有權力」、「補償權力」和「調控權力」。「固有權力(condign power)用某些肉體或情感痛苦來威脅別人,使之為了避免痛苦而放棄自己的意志和愛好。補償權力(compensatory power)則提供給人以相當有利或令人愉快的報償,使之為得到這種報償而放棄對自己意願的追求。」「補償權力則是通過給予正面的獎賞,給予服從的個人以某些價值來贏得服從的。」「調控權力(conditioned power)是通過改變信念來運作的。說服、教育或那些似乎自然、適當和正確的社會準則,使個人服從於他人意志。」 加爾布雷斯說,一個人強壯的體力是權力來源最古老與原始的形態。這種權力形態,在虎、獅、黑猩猩群體中都存在。然而,人類與動物在權力問題上的根本區別在於,人類會製造武器,製造束縛人、監禁人的手段,人類利用這些手段,不斷擴大「固有權力」,人類還會利用積累的財富,不斷擴大「補償權力」,教育、宗教、機構的建立,又使人類社會中「調控權力」作用日益加大。在動物社會中,動物個體因體力之間造成的差距是十分有限的,人類社會則依靠擴大三種權力而使人類個體之間的權力差距可達幾倍、幾十倍、幾百倍、幾萬倍至幾千萬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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