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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农民工能代表谁?

    万沐

   刚刚召开的第十一届中国人大会议安排三位农民工为人大代表,媒体以此作为农民工受到重视的例证,正在开足马力大力宣传,笔者当然认为此举在目前中国的体制下也有其正面意义,但过多渲染,则给人以自欺欺人的感觉,三个农民工代表真能代表一亿五千万农民工吗?

   别的不说,我们回忆一下当年陈永贵作为农民的代表给农民带来了什么?陈永贵以大寨大队的党支部书记,任全国人大代表,后又身兼国务院副总理、政治局委员,陈永贵成了世界上农民在国家当家作主、中国农民社会地位大大高于世界其它国家的象征,与受苦受难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农民地位形成了鲜明对比。事实是,世界上达到陈永贵这种地位的农民极少,而陈永贵的农民兄弟却因他而吃尽了苦头,陈永贵实际上成了文革中戕害七亿农民的凶手。每到中央开会,电影里我们总是看到一个头戴羊肚手巾、身穿对襟黑棉袄、作思考状的老农民,其实,其人既无品格、又无操守,昔日为日本侵略军当走狗迫害同胞,后来又作四人帮的帮凶蹂躏农民,其角色一贯是压迫、残害他表面所代表的同类。

   当然,这很难只怪陈永贵本人,关键因为体制使然。当年陈为日本人当维持会长,是日本人以华治华的产物;后来当副总理、政治局委员也是四人帮利用群众斗群众的新生事物,即使他想代表自己表面上所代表的人说话也不可能,因为无论日本侵略者,还是中国的四人帮,给他这个权力,只能是为其统治服务,根本就不是让他代表老百姓利益的。

   我们知道,历史上农民起义领袖陈胜称王后,就杀了来见他的穷苦兄弟,朱元璋曾出家为僧,称帝后不仅不会代表僧人的利益,连谁说一句让人能够联想到和尚的话,也可能招来杀身之祸。中共建政初期,许多人在社会革命成功后,紧接着就是家庭革命,将当年为其担惊受怕、甚至一同出生入死的老婆换掉,而代之以信誓旦旦要彻底消灭的资产阶级的小姐。

   从这里看出,成功者一旦大权在握,就很难代表当年的同类,甚至贫贱之交、糟糠之妻,原因只有一点,就是制约他们的权力根本不在同类、朋友或者妻子那里。既如此,我们又何须奢望三个农民工就去代表根本没有任何利益关系的一亿五千万农民工的利益?他们不去代表,难道这一亿五千万农民工罢免了他们不成?如果某个代表,真正在农民工的某个关键性的利益上呼吁,得罪了某方神圣,被拿掉这个代表资格,这一亿五千个农民工,又能通过何种渠道给他以支持?

   反观西方民主社会,老百姓利益的表达,靠的不是同类的感情、同类的理解,而是自己的选票。政客们要吃政治这碗饭,就必须替公民说话,无论职业、种族、学历如何,不管你身份高低贵贱,最高领袖喜不喜欢,只要你不能代表我,这张选票就不会给你,你不能代表这个选区的多数人的利益和愿望,你永远就不会有代表的可能,反之,则完全可以代表。成与败,关键看选民的态度。

   所以,任何社会的代表最终只能代表赐予并能制约自己权力的人。老百姓也一定要明白,同类不能代表自己,而真正代表自己的只能是自己手中的选票。三个农民工肯定也只能代表赋予自己权力并控制这个权力的人,如果一亿五千万农民工兄弟希望这三个农民工真正代表自己,最好思考一下双方之间有没有代表权力授予与被授予、制约与被制约的关系?

    原载<北美时报>200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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