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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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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我对你说--给酷爱卡夫卡的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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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不了的庄子--给听我讲庄子的小霞
·我离去时--给睡梦中的霞
·阳光和茶杯--给每天喝茶的小手指
·孤寂的日子--给霞
·致圣·奥古斯丁--给喜欢《忏悔录》的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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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茨维塔耶娃致刘霞--给我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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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捧沙子--给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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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给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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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直很冷--给冰冷的小脚丫
·艾米莉·勃朗特与我俩--给听我读《呼啸山庄》的霞
·捕雀的孩子--给霞
·你·亡灵·失败者--给我的妻
·凶手潜入--给霞
·和灰尘一起等我--给终日等待的妻
·狱中的小耗子--给小霞
·贪婪的囚犯--给被剥夺的妻子
·渴望逃离--给妻
·对玩偶们诉说--给每天与玩偶们游戏的小霞
·从上帝的手中--给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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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死亡
·体验死亡(北春、2000、7)—“六•四”一周年祭
·给十七岁—“六•四”二周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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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温政权的画饼民主

    近两年来,谈“民主”和“政治改革”似乎变成中共官员的时髦,胡锦涛在报告中谈,温家宝在《人民日报》发文时谈,智囊们不断地谈,似乎政治民主化已经变成党内共识。比如,俞可平的短文《民主是个好东西》风行一时,一些智囊们反复论证“用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的可行性。以至于,境外的星岛环球网(www.singtaonet.com)在2007年1月15日还发表了《胡温比知识界更早谈民主》的评论。

   近半年来,随着十七大的结束和十一届人大和政协会议的到来,政治改革更成为热门话题。广东省新任省委书记汪洋发起新一轮思想解放,中央党校推出“政改报告”,将中国政治改革分为三个阶段。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等人出版了《攻坚:十七大后中国政体制改革研究报告》一书,提出了政改“三步走”方案。中央党校校副校长李君如屡屡高调谈民主,他说:“中国将进一步推进各个层次的民主,包括人大、政协、党内和基层民主。”中共十七届二中全会把大部制的行政改革方案提交十一届全国人大,全会公报也以很大的篇幅谈政治改革。

   的确,中国改革已经走到了新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引发国内外的高度关注。一方面,政治制度的落伍和三十年跛足改革的弊端日益凸显,加上奥运年里全世界媒体聚焦中国,让中共决策层不得不玩几招政治改革的花拳绣腿。另一方面,民间权利意识觉醒,民间维权活动此起彼伏,党内多元化政见频繁表达,网络民间力量日益壮大,遂使邓小平的“不争论”被又一轮改革大讨论所取代,党内外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声不断高涨。

   然而,六四后的中共决策层仍然固守只改经济而不改政治的邓小平模式,企图用行政改革代替政治改革,江朱政权玩的是精简机构,胡温政权玩的是大部制。至于政治改革或民主化,中共决策层为了安抚党内外不断高涨的政改要求,仅仅用空喊政改或民主的口号提供“画饼”,但决不会进行动真格的政改,甚至连不会影响到政治稳定大格局的局部性改革都没有。

   胡温政权如果真有政改的诚意,根本不必大声疾呼或大刀阔斧,而只从以下三个微观的局部的层面入手,就能切切实实地推动政治改革进程。

   一,政治改革可以从改善人权保障制度入手

   如果胡温真要进行政治改革,可以先从低风险的改善人权入手,在今年的十一届人大会议上,起码可以做二件事。

   首先,废除一项废除臭名昭著的恶法——劳教制度。劳教制度的邪恶乃千夫所指,也与中国宪法、立法法相抵触。六四后的十八年来,中国民间力量、党内开明派和国际主流社会一直在合力推动废除这一恶法。2007年12月4日,茅于轼、贺卫方等69位公民上书全国人大,建议废除已经实施五十年的劳动教养,此次人大何不顺应民意加以废除。

   其次,批准一项联合国人权公约。众所周知,江泽民政权在1998年签署了联合国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但至今仍然没有得到中共人大的批准。今年,既是签署此公约十周年,又是中国奥运年,的确是批准这一最重要的国际人权公约的好时机。

   如果胡温能够作出上述二项有助于人权改善的改革,奥运年里的中国政府形象将得到大幅度提升。即便二项无法全部做到,只要完成其中的一项,也可以算作动真格的政治改革。

   二,政治改革从回归十三大起点入手

   如果胡温政权真要进行政治改革,只要回到1987年中共十三大的起点即可。当年,赵紫阳报告已经提出七项政治改革措施,其中的基层民主、政企分离、党政分离和建立民主与法制秩序尤为重要。十三大后,赵紫阳从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体制入手,把党政分开放在政治改革的第一位,意在改变权力集中在党委、党委权力集中在书记的一言堂体制,进而改变“以党治国”和“党权高于一切”的政治制度。

   赵紫阳推动的党政分开的具体措施包括三方面的内容:1,转变党对国家的领导方式,划清党权和政权的各自职能,理顺党组织与国家政权机关、企事业单位、各种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2,实行党政分开就要明确中央、地方和基层所应采取的不同方式,先从中央和地方做起,之后扩展到基层;3,调整党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机构,撤销各级党委中不在政府任职但又分管政府工作的专职书记和常委,撤销党委机关中与政府机构重迭对口的部门,撤销政府各部委的党组,党的纪检机构只管党纪而不管法纪和政纪。

   回归十三大的政治改革路线,既具有党内合法性和改革连续性,又能赢得党内外和国际主流社会的广泛支持,是政治风险很低的改革措施。

   三,从改革人大代表比例结构入手

   如果胡温真要进行政治改革,人大制度改革也是风险很小的切入点,其中,改革人大代表比例结构的政治风险又是小之又小。

   首先,通过降低党政官员在人大代表中的比例,逐步改变现行的“议政合一”的体制。众所周知,在党权至上的体制下,在宪法上被定义为最高权力机构的“人民代表大会”,实质上是党权操控的“官员代表大会”,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政官员占据了人大代表的大头。近年来,人大代表中的党员和官员比例又有大幅度上升,而非党员和工农的比例大幅度下降。截至第十一届人大,仅占总人口的二十分之一的7000多万党员,在人大代表中所占比例却高达70%以上,这些党员代表的身份构成又大多是各级官员;而占总人口80%以上的工农,在人大代表中的比例已经降到19%。

   所以,如要改革党权至上的现行体制,就必须在人大代表名额分配上动真格的,大幅度消减中共官员及党员所占比例,最多不得超过30%。如果一次会议做不到,哪怕是逐渐降低这个比例,也能显示出胡温政改的诚意。否则的话,人民代表大会将继续是变相的党代会和官代会。

   其次,通过改革不平等的人大代表名额分配制度,逐步改变严重歧视弱势群体的现状。今年人大代表中,出现了三位农民工代表,被媒体热炒为代表全国1.5亿农民工的 “政治新星”。但三位农民工代表的出现,不过是装饰性的点缀,并不能改变城乡代表比例、中心边缘代表比例严重不平等的现状。迄今为止的人大代表的名额分配,占全国总人口70%的农民和30%的城镇市民,所占全国人大代表名额的比例却形成了本末倒置的25%和75%,即每96万农民中才产生一位代表,而每26万城镇人口中就有一位代表。地区间名额分配的歧视也很明显,如北京、上海和天津的代表比例最高,而河南、河北、甘肃等12个省的代表比例则偏低。

   这样的代表名额分配制度,严重违反了中国宪法的平等对待原则,所以早就应该进行改革,通过大幅度提高弱势群体和边缘地区的代表比例,来纠正人大制度的歧视性。否则的话,人民代表大会将继续沦为“强势阶层俱乐部”。

   近些年的两会期间,要求降低人大代表中党政官员比例的呼声,改变歧视性的代表名额分配制度的建言,不但来自体制外民间,而且来自一些敢言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而胡温中央非但不予理会,反而加强党权对人大的控制。在胡温上台前,党权对地方人大的控制逐步放松,省委书记兼人大主任的比例逐渐降低。但胡温上台后,“省委书记兼人大主任”的旧体制逐渐恢复。在十一届地方人大的换届中,除了四个直辖市和少数省份(大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出任党委书记的省市)之外,其他二十四个省份的人大主任皆由省委书记兼任。更过分的是,党权对地方政协的控制也在同步加强,许多省份的政协主席由省委专职副书记兼任。

   四,言行背离是中共统治的常态

   中共统治的常态是言行背离,现政权也不例外。胡温执政五年来,一面频繁地作亲民秀和政治开明秀,一面从不进行实质性的政治改革,从不放松对民间的民主诉求的打压。起码,到目前为止,还看不到现政权进行政治改革的诚意,因为胡温政权没有任何动真格的政改举动,甚至连不会影响到政治稳定大格局的局部性改革都没有。所以,无论大陆媒体把“政治改革”的议题炒得多么红火,但现实中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仍然裹足不前。

   民主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特别是当民主化已经成为普世政治常识的今天,由专制向民主的转型,已经不需要多少理论解释,只需要切切实实的行动。在这点上,改革以来的大陆,官民的表现完全不同。中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早已在民间启动,民间为此前赴后继,作出了诸多努力,也付出了巨大代价。而官方说了太多的民主,却看不到切实的行动。所以,官方如要启动政治民主化进程,与其高调赞民主,不如低调做民主,哪怕是一点一滴地做,也比入云霄的高调令人信服。

   民主要说,更要做,而光说不做,就是“画饼”。

   2008年3月3日于北京家中(《观察》2008年3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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