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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水虹散文——二十七岁的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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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那个回到布莱登堡的“兰保”一样,我也回到了我的旧居,一间只有十五平米的“斗室”。面对满室书香,“高蹈”的孤寒风起心底,是我不肯拥抱这世界,还是这世界拒绝了我?形单影只的黯然,独立寒天的悲凉,在人世的落寞里纠缠杂糅,渐渐凝成苍壮的呼喊,回响在了二十七岁的路上。“冯唐易老”,当后人惋惜贤才陆沉的时候,却早已体味不出冯唐那斑驳白首下的淡泊了,黯然之后是一种淡漠,悲凉过去就是一种通透。我不属于拘谨的世界,走不进狭隘的人生,还是放开思想的裹脚布,去自由的跋山涉水吧!心灵最深处仅存的一片开阔地,使我可以稍息一下,舔舔自己的伤口,再踏上遥远的征程…… 二十七年,二十七年人世间的喜怒哀乐该装满包裹了吧,风霜雪霰的记忆也足足令人裹足不前。佛家云:有“得”必有“舍”。老子曰:取之,必先予之。在梵音、道情的悠悠清唱里,我放弃了那些可以被尘封的记忆,把往日的枝枝叶叶一一封存,不管是荆棘还是玫瑰,统统拢进脑海深处的“潘多拉匣子”。多年以后,我再打开这个魔盒的时候,收获的或许就会是快乐。时间往往把逝水流年酿成一杯酸甜的葡萄酒,再放到人生的夜光杯里,不用深深去品味,看看那如血染残阳般的酒色,心神就不由自主地沉醉进旧梦里,即便是一些曾经刻骨铭心的痛楚,在淡出的记忆面前,也会稀释、消融,幻化成对人生的美好回忆。 抛弃昨天的“因”,探求明日的“果”,那么文人的命运究竟是什么?是古老的依附于政治集团,还是新兴的卖身于商业集团?“头悬梁,锥刺骨”里流出的第一滴血,是否饱含着荣华富贵的血小板?三年不窥园的决绝背后,又是否挂起“凤阁功名选”的背景布?当伧俗的痛苦过后,沉浸在纸醉金迷里的文弱书生,可愿意再去上下求索那株仅供“格物致知”的菩提树?“庙堂文学”的回报实在是太丰厚了,在粉饰太平的绮错婉媚里,文人们藏进一幅幅金玉满堂的“富贵图”。优渥的生存环境,诱惑着天下书生,使他们去埋头钻研“喇叭调”的抑扬顿挫和平仄曲折,中国文人在“如切如搓,如琢如磨”里,毁掉血性的棱角和尖刺,越来越玉润珠圆。一千多年前,在花街柳巷“奉旨填词”的宋朝大才子柳永,何曾真的“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遥想当年,柳永往诣曾为“布衣交”的孙相和而不得入,转去拿着词采华茂的《望海潮》乞求名妓楚楚:“欲见孙相,恨无门路,若因府会,愿朱唇歌之。若问谁为此词,但说柳七。”名动天下的“布衣卿相”柳耆卿在杭州知府孙相和门前,低眉顺目但求一见,是“才名”不及“浮名”的自惭形秽?还是仕途富贵给予他的汲汲渴求?“东南形盛,江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面对这《望海潮》的名篇,繁华渐欲迷人眼了。公元1034年(景祐元年),柳三变改名变讳而进士及第,脱却布衣做宦海游,从此不复黎庶。才高八斗不抵进士及第,中国社会的旧病,中国文人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直到今天,“考科登龙”的陋习依旧,沦为应试机器的千百万莘莘学子,搏杀于“黑色七月”,祈盼得到那块“仰天大笑去,我辈岂是蓬篙人”的“敲门砖”! 又是一个宁谧的深夜,我用目光温柔地触摸书架上的部部史书,如同触摸着历史里的中国文人,我的心,再一次被几个心底放大了的历史人像震撼。阴霾的历史天空下,他们挺立在八方来袭的狂风骤雨中,固守着一份为人为文的执着,历史给了他们一种辉煌,那种似乎仅仅是纸上笔墨的辉煌。“武帝不杀司马迁,使谤书流于后世。”公元前91年(汉武帝征和二年),司马迁的《史记》大功告成。这彪炳几千年的煌煌巨著,不但是司马迁“既陷极刑,幽而发奋”的结晶,也是汉武帝刘彻胸怀宽广的表白。是刘彻以为“文章小道耳”而觉得不足观呢?还是他真正懂得尊重历史?这些并不重要,反正刘彻没有“焚书坑儒”的小动作,这部厚厚的《史记》终于穿过千年雾霭,“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走到了我面前。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荏苒的时光隐去了太多真实,罩在司马迁身上一个诺大的光晕。如我和那个“穷毕生之力,成一家之言”的司马迁生活在同一时代,他在我心里还会这样光彩夺目吗?我自己想想,似乎也不尽然。一个“刑余之人”,不好好当自己的总统秘书(中书令),搞什么“一家之言”?你以为自己真能够“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如此荒诞不经,不是“疯子”又是什么?“且负下未易居,下流多谤议”,无怪乎司马迁有“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的感觉了。连我这样的“后进”都可以从俗浮沉,戮笑先驱,更何况司马迁那些远古的乡党呢?罢了,罢了,“土包子”的流短蜚长本来就可以不去在乎,更关键的是那些攥着生杀赏罚“牛耳”的“枪杆子”。 “百无一用是书生”,事实上中国文人一个最大的剩余价值就是被政客们屠戮。“公天下”也好,“家天下”也罢;政治家也好,政治扒手也罢,凡是攥住了“印把子”的家伙,大都喜欢利用文人以儆效尤!历次腥风血雨的“文字狱”,无非都是把文人钉上“朝圣”的十字架而诏告天下:“这就是‘敢倡乱道,祸世诬民’的下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你们不可以像他一样想,更不准像他一样说!”从春秋时期崔杼一个一个的杀“史官”,到清朝康乾年间对文人的诛灭九族,再到后来划清界限分派而治的踏翻在地,中国文人潜行在古久的暗夜里。中国文人有一点可怜,没有地奥根尼住在破桶里回敬亚历山大的自由,也没有不合作的自由。明朝朱棣打跑建文帝篡位登基后,觉得该找个天下最有名望的文人写登位诏书,他找到当时的“文化名人”方孝儒,并下达了“写诏书”的最高指示。可方孝儒认为朱棣这个皇帝来路不正,不肯写。朱棣问方孝儒:“你到底写不写?你不怕我杀你九族吗?”方孝儒这个老顽固说:“你即使杀我十族,我也不写。”朱棣大怒,除方孝儒九族之外,将方孝儒的学生算作第十族,一并杀掉了。在此之前,有一段史料耐人寻味。朱棣南下夺位时,朱棣的老师,也是他主要谋士的姚广孝临别前嘱咐道:千万不要杀方孝儒。姚广孝给朱棣说:“你当了皇帝后,必会设法让方孝儒出来为你服务,然而方孝儒一定不会听命于你,这个时候,你一定不要杀他。你杀了方孝儒,天下‘读书种子’就灭绝了。”不管天下的“读书种子”灭没灭绝,朱棣还是杀了不奉朝堂的方孝儒。 “孤帆碧影天涯远,羁旅何日再南山?”云蒸霞蔚的“南山”,是中国文人的另一处归航。虽说“大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中国文人却历来难以“隐于市”,即便“隐于市”,也只和阮籍一样的不说话而“终日饮酒,遗落世事”,写一点放言玄远令人不知所云的文字。打铁的嵇康本来想“隐于市”,但他没能善始善终,死于自己写下的《于山巨源绝交书》,死在一场小小的“文字狱”里。“隐于市”要以言论自由做代价,对那些“若为自由故,京师可以抛”的文人来说,这种牺牲倒不如“回乡偶书”来得痛快。一边种豆东篱下;一边悠然见南山;一边任情使气,著书立说“藏之名山,传之后世”,不亦乐乎!陶潜挂冠去职的自归田园,应该怨不得别人,而孔尚任的回归石门山,就不能不算康熙大帝的手笔了。《桃花扇》一书自公元1699年6月脱稿,孔尚任于1700年春因一件疑案致仕,马雍评述说:“很可能和《桃花扇》的脱稿有关。”“开国元勋留狗尾,换朝元老缩龟头。”孔尚任如此勾画降清明臣,在康熙眼里恐怕是孰不可忍了!被皇帝踢回山东曲阜石门山的孔尚任可以因祸得福,“歌骚问上天”的去弄《湖海集》,但那个被整个尘世踢飞的司马迁呢?汉武帝虽对他“尊崇任职”,但司马迁“动而见尤,欲益反损,是以抑郁而无谁语”,在世俗的围剿下,他最后“不知所终”。“不知所终”是《汉书》对中国“史学之父”的悲怆记录,也是司马迁最终避世“南山”的铁判! “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世间的沧桑斗转,使人尽发思古幽情,笑看风云淡。正所谓“怀古不必伤今”,深印在时光照壁上的骨鲠的中国文人,不该仅仅供人唏嘘感叹。“才子词人,自是布衣卿相”,没有实际的王权,只有思想的皇冠,“无冕之王”是掀起美国南北战争的《黑奴吁天录》,是托尔斯泰蒙主崇召前的“社会良心”,是一代文豪鲁迅先生魂回道山时的“民族魂”。思虑至此,心胸豁然一开。随手翻书,得南宋陆放翁《书愤》,诗曰:“《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推窗远眺,天际遥岑,已微露鱼白。

    易水虹 2003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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