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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水虹散文——从“春秋”到“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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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千多年前,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武则天,行事不蹈常法,不循旧例的立了块“无字碑”。这块兀异峰起的“无字碑”,泛滥评论于世间的傲立了两千多年,直到今天它依旧风采不减,默默地接纳着对武则天的七嘴八舌。

    武则天为什么要立这块“无字碑”呢?

   岑仲勉、吕思勉以为武则天是暴君(见岑仲勉的《隋唐史》和吕思勉的《隋唐五代史》),从而他们推断:“武则天自知自己执政中,篡权改制,滥杀无辜,荒淫无道,罪孽深重,无功可记,无德可载,与其贻笑后世,不如一字不镌。”但范文澜和翦伯赞不这样看,在他们的《中国通史简编》(范文澜著)和《中国通史纲要》(翦伯赞著)里,武则天又成了“刚强机智的政治家”,所以这一派以为:“武则天自认为她在位时,扶植寒弱,打击豪门,发展科举,奖励农桑,继贞观之治,启开元全盛,政绩蜚然,彪炳史册,远非一块碑文所能容纳,留下空碑一座,以示自己功盖过世。”正当这两大派系争得面红耳赤的时候,有一派“参合众议取其中”的说了:“武则天一生聪颖机警,常作惊人之举,立无字之碑,意在千秋功罪,让后人评说。”貌似中肯的末一派,实际上最是无聊,他们把武则天的“千秋功罪”随意放到了“后人”的“春秋”笔下,他们竟不知道,“后人”的“春秋之笔”是评不了“千秋”的!

   “春秋笔法”让中国文人一直引以为豪,这种曲线作文、隐晦修书的“圣人蹩脚病”,流传千载,流出了两个怪胎,老大叫“文字狱”;老二叫“格律”。“春秋笔法”的“一字一句之内暗含褒贬”,和文字狱的牵强附会、捕风捉影到底相距有几何呢?“春秋笔法”的祖爷《春秋》,在评论《郑伯克段于鄢》的题目时,这样说:“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小小六个字的题目,竟然扯出“悌”的仁义道德,“克”的国家政治,“失教”的郑伯,“出奔”的段和写书人的“难之也”,简直是包罗万象!文人的腐酸如此意义非凡的深远和丰富的无比,也就怪不得“文字狱”里“为民所止即雍正去头”的疯狂了!清雍正朝,翰林官徐骏在奏章里,把“陛下”的“陛”字错写成“狴”(音bì)字,雍正帝见了,马上把徐骏革职。后来再派人去查,在徐骏的诗集里找出了两句诗:“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挑剔说这“清风”就是指清朝,这一来,徐骏犯了诽谤朝廷的罪,把性命都送掉了。既然“春秋笔法”下能够“郑伯克段于鄢”的九曲回肠,那么“清风不识字”何以见得不是暗讽满清身为蛮夷的“乱翻书”呢?文人的“微言大义”,导致朝庭的危言耸听,在文人暗度陈仓的文字游戏里,“文字狱”的捕风捉影悄然登场;在文人含沙射影的评是论非里,“文字狱”的请君入瓮公然上台。清代诗人吴梅村说:“仓颉夜哭良有以,受患只从读书始。”这句话,尽可以改做:“仓颉夜哭良有以,祸患只从‘春秋’始!”

   在孔圣人的《春秋》“逐一字之微”的陶冶下,中国文人的情操一直不能够“中庸”,不是“格字至知”走向文字的阿鼻狱,就是字斟句酌“推敲”着飞向“格律”的缥缈峰。“推敲”源于大诗人贾岛的苦吟。一次,贾岛访问李凝幽居,他于驴背上得“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之句。其中“敲”字又欲作“推”字,一时未定,神思恍惚,结果撞上韩愈的车马。韩愈还算客气的,恭恭敬敬告诉他,用“敲”字为上。落到别人手里,贾岛可就没这么风光得意了。同样也是骑驴过街,贾岛在秋风萧瑟、黄叶飘零中,信口吟出“落叶满长安”。当他寻思上联,忽有“秋风吹渭水”成其对,喜不自胜,一不留神“失心疯”而撞了“市长”大人的车马,结果贾岛“被拘一夕”!在如痴如醉的吟哦里,中国文人的眼光从天下苍生身上移到了篇章结构,甚至是一词、一字上,而本来是总结语言规律的“格律”,在日益拘束的中国文人面前却成了死板的“铁律”。词牌、韵书的对仗、平仄、韵脚把唐诗宋词、元代小令套枷扣索,把婉约和豪放、爱国情和小儿女、红绡妓和关西大汉一水儿放到“格律”的麾下惟命是从,中国传统文人在“格律”的钳制下了无生机。诗词如此,文章也如此,从混沌初开的挥洒自如,到恶谥满盈的“八股”,到后来的“党八股”,再到今天“写作科班”笔下的套路文章,刻意斧凿的“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依旧斑斑在册!中国文人在篇章结构、用词组句的细枝末节里有太多的香消玉殒,在治国安邦、澄清天下的思想砥柱面前有太多的裹足不进。这种寻虚逐微的“春秋精神”,让中国文人翩鸿于不食人间烟火的遗落世事,让国难当头、国土日蹙中的士大夫们偏安一隅着去写高头讲章,去吟诗作赋、联句、对诗的小红低唱!“玩物”可以丧志,“玩文”的中国文人,把本该具有的澄清天下的志气也丧失殆尽了。

   用“春秋笔法”论“千秋”,论出来的不过是积存留集的残碑断简和不成篇章的断烂朝报,只有眼放文外、心纵天下,不沉溺于字词单句,欲以思想的峭拔雄浑而独立寒山的知识分子,才有“论其千秋”的可能,才能够试着去论人以“千秋”。中国文化只有从一朝一代、一时一地的“春秋”,跋涉向纵横捭阖、广袤无垠的“千秋”,才会是“质变”,才会是“裂变”,才会是这个时代的“拯坠起溺”,才会是这个时代的“存亡续绝”。把中国文人愈来愈下的眼光,从沉溺的字、词、章、句中拯救出来,少在曲以行世、曲以阿世、曲以讽世、曲以乱世上“八八股股”,多于直抒胸臆、直面人生、直行大道、直论是非的“千秋文章”上挥毫泼墨,这才是今天所有知识分子面对的“千秋功罪”。

   “千秋功罪”之下,自诩、自认或自封为“文人”的我们,身体力行之下,如何才不算是“罪遗千秋”呢?

   

   易水虹 于2004年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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