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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评传 第十一章 毕汝谐

按:1988年, 毕汝谐利用暑期完成了<<周恩来评传>>(笔名方里,台湾水牛出版社,精装本,列文史丛书第76 种),这是世上已知的第一部从双重人格角度剖析周恩来生平的著作,比高文谦先生的“晚年周恩来”早了十几年!
   兹命助理汪先生全文打字,以供网众参考. 全文较长,分多次推出.
   第十一章 文化大革命的最初阶段
   发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但是中国历史,而且是整个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政治现象,这场历时十年之久的所谓大革命,远远超出了它的名称所界定的文化范畴,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将数以亿计的中国大陆人民推入生死存亡的非常境地,而把执政党---共产党统治集团的勾心斗角、中华民族民族性的特点以及古老文明对当今社会的影响等等暴露出来.
   仅从表面现象来看,文革与发生于本世纪三十年代中期的法西斯主义有某些相似之处.然而,这毕竟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

   南斯拉夫大思想家吉拉斯说过: “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有本质的不同.法西斯主义者谋求改变政治关系,保持社会条件,法西斯主义是恶梦,是疯狂;共产主义是暴力,是禁忌.法西斯主义是暂时的;共产主义则是一种持久的生活方式.”(见“铁托:内幕故事”)
   欲将所谓文化大革命严格地划分为若干阶段实为难事.整个运动过程扑朔迷离,目不暇给,连发动者毛泽东也为之瞪目结舌.因此,笔者以为依时间大致做一划分,也是可行之法.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上海文汇报发表一篇内容空泛的长文,批判续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此文作者姚文元,是一个小有名气的文艺批评家,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的普通干部. “海瑞罢官”的作者则是著名历史学家吴晗,他是北京市的(秘密)共产党党员副市长.
   很明显,这场批判是大有来头的.究其真正的幕后操纵者,便是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
   毛泽东在历经一系列政策失败之后,大权旁落,党内地位受到了他所安排的接班人刘少奇的严重挑战.他决心夺回权柄,并得到了林彪及其军队的支持.而且,进入晚年的毛泽东,依如当年那样是一个超理想主义者,他希望中国大陆取代苏俄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策源地和当然中心,于是乎,毅然决然地将全体人民驱向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实验场,毛泽东认为自己将在这场所谓大革命中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物.
   毛泽东发动文革时的依靠力量是林彪军人集团和江青文人集团.林彪是中共屈指可数的大军事家之一,其势力在解放军内盘根错节;而江青则是毛泽东的没有正式名分的夫人,一个权欲极大的女伶.
   一九六六年五月,毛泽东责成刘少奇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并于五月十六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宣布两件事.
   一、撤消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论的汇报提纲(即彭真的二月提纲)”;
   二、撤消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
   刘少奇也是一位中共党内斗争的专家,但较之毛泽东,究竟稍逊一筹.在文革初期,他似乎反应迟钝,始终对毛泽东存在幻想.
   林彪在这次会议做了长篇发言,他首先讲了彭真的问题,而后又牵扯了总参谋长罗瑞卿,中宣部长陆定一、杨尚昆,指四个人的反党问题是有联系的,有共同点.
   这一次,是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被推上了中共党内斗争的祭坛.
   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一如既往,采取了首鼠两端的圆滑态度.他顺应毛泽东的要求,在会上赞扬林彪是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典范;同时,又对刘少奇优礼有加.
   此后,周恩来在欢迎阿尔巴尼亚外宾的大会上,宣布“文化大革命是我国政治生活中头等大事”,然而,他心中对这场大革命却是七上八下,完全没有底.
   毛泽东略施小计,批准发表了北京大学的一张大字报运动.毛泽东累积数十年之经验,深知煽动处于较差境况的人起来造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他把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责任推给了刘少奇邓小平,自己躲到了南方,畅游长江,并暗中指使江青等人各处串联.
   刘少奇邓小平按照反右派斗争的经验,向北京各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指导运动.刘少奇之妻王光美作为工作队员来到清华,大学,企图炮制又一个“桃园经验”,却不知时移势转,今非昔比.
   广大青少年精力过剩,需要进行发泄.从世界范围看,整个六十年代是左倾思潮和理想主义泛滥的年代.其时,萨特的思想理论风靡全球,古巴革命的奇迹般的成功,激励着落后国家和发达国家中反抗现实的青年.这实际是人类在技术大革命前惊慌失措的一种曲折的表现.
   中国大陆也没有脱离世界范围的左倾思潮和理想主义狂热.官方长期灌输的革命英雄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使得年青人热血沸腾.然而,无所不在的官僚统治,又使得年青人的抱负无法施展.因此,当毛泽东号召他们起来打碎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即刘少奇、邓小平以及周恩来等人所主宰的官僚机构)时,青少年马上冲锋陷阵,大显身手.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日,毛泽东回到北京.他下令撤回刘少奇邓小平派出的工作组,让“革命师生”自己闹“革命”.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至二日,毛泽东召集中共八届一中全会,在林彪的枪杆子的大力支持下,毛泽东的以下决定在会议上得以通过,从而为文化大革命扫清了障碍:
   一、“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将“中央文革小组”明文规定为领导文革的权力机构.江青作为该小组第一副组长的地位,被正式肯定和合法化.
   二、改组中共中央领导机构,原来的五位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四人名存实亡,仅保留林彪为唯一的副主席.此举表明,林彪已取代刘少奇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周恩来仍然是在中共中央坐第三把交椅的人物.他的政治地位没有受到影响.从此,周恩来将往日对刘少奇的尊崇,原封不动地转移到了林彪身上,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刘少奇退居第八.他显然没有料到一场灭顶之灾已临近.毛泽东在会上说: “对刘少奇不该一笔抹杀.他们有错误就改嘛!改了就行,回去振作精神,大胆放手工作.”
   毛泽东由此开始步步进逼,最后将刘少奇置于于死地.
   这一次,是刘少奇、邓小平被推上了中共党内斗争的祭坛.
   周恩来以一个大政治家特有的敏锐,发现了这一阴谋.他毫不犹豫地在毛泽东、林彪和刘少奇、邓小平之间选择了前者.尽管从意识形态而言,他更接近于后者.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泽东携林彪走上天安门城楼,接见百万红卫兵.
   红卫兵是文革初期产生的所谓红五类(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工人、贫下中农)子弟组成的青少年组织.在毛泽东的直接支持下,他们大造其反,最后沦为暴力集团.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至十一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先后八次接见了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共达一千二百万人.有了这样一支年轻、幼稚、鲁莽的生力军,毛泽东搞垮各地党政组织的预想自不难实现.
   在此期间,周恩来成了照管成百万青少年的大管家.那时节,一方红卫兵袖章便是通行无阻的万能通行证,免费乘车,免费住宿,免费吃饭.红卫兵是毛泽东请来的客人.
   当红卫兵如同一股祸水涌上社会时,其破坏力甚至是幕后操纵者也始料不及的.流血、抄家事件迭出不穷,形成了所谓红色恐怖.
   周恩来一面对红卫兵表示坚决支持,一面采取某些措施制止红卫兵的暴行.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九日夜, 北京大学红卫兵查抄了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章士钊的住宅.翌晨,章士钊以旧友身份写信给毛泽东求援.毛泽东批示: “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
   周恩来得此圣旨,责令北京大学红卫兵当即送回抄走的全部财物.同时,顺水推舟地拟出一份应当保护的干部名单:
   宋庆龄 郭沫若 章士钊 程潜
   何香凝 傅作义 张治中 邵力子
   蒋光鼎 蔡廷锴 沙千里 张奚若
   (1) 副委员长(指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2) 部长、副部长
   (3) 政副(政协副主席)
   (4) 国副(国务院副总理)
   (5) 各民主党派负责人
   (6) 两高(指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李宗仁)
   毛泽东赋予红卫兵的历史使命,是破坏现存的政治秩序和官僚秩序,而周恩来作为一国总理恰恰处于这种秩序的顶端.但是,周恩来具有随机应变的卓越智慧,想尽办法保护了一大批中共高干以及民主党派人士.当然,这种保护以不影响自身地位为前提.
   红卫兵造成的动乱,加重了周恩来作为政府首长的责任,同时却又使得周恩来个人的重要性变得更加突出.由于各派系别组织林立,大规模武斗不断发生,生产遭到破坏,交通为之中断,局势十分混乱.周恩来则努力稳定局面,维持生产,以求减少损失.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周恩来在给成都工人的一封电报中,明确指出要安排好生产,不要因所谓革命而妨碍生产和交通运输.
   这时,由于红卫兵进行大串联,铁路客运量猛增,运输秩序极端混乱,有的列车在丰台停几天几夜开不进来,而北京火车站的列车又开不出去,造成严重堵塞.周恩来每天都要看“铁路运输局报”,每夜还要找铁道部长正操等人到人民大会堂开会,了解运输情况.
   当铁道部长正操被造反民众揪出后,周恩来具体地指导铁路运输工作,甚至要亲自决定哪列火车进北京站,哪列火车开出去……在周恩来的指导下,这一时期全国的铁路运输没有发生重大行车事故.周恩来无可奈何地对一些造反民众的头目说: “现在是我替正操当部长了.”
   周恩来历经宦海,深知窥伺毛泽东的宝座的危险性,尽管他也许是中共党内唯一具备这种资望和实力的人.当他发现刘少奇的倒台已成当局时,他便开始对刘少奇落井下石了.
   周恩来如此表态与不久前还是他的顶头上司刘少奇划清了政治界限:
   “有人问刘少奇有那么多错误,为什么不早批判?这个看法,表面上是似乎有一定道理.
   但是,这些同志就是没有透过现象看本质,没有把我们党的几个历史串联起来看.一个人犯了错误总是积少成多的,不会一下子从出错误的那天起,就把他的错误定下性质.
   比如以刘少奇来说,他的错误是逐步发展起来的.
   我参加了旧政协,回到延安向毛主席汇报,刘少奇也在场.毛主席说的很清楚,这个和平我们是拖延时间,便于我们储蓄力量.这个精神就把问题说穿了嘛!但是刘少奇在党校报告里讲的那些东西(今后会印出来)完全是另外一种说法.这是一个关键问题,我可以亲自证明.
   此其一也.
   “解放战争前夜,我们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开七届二中全会.在这个会议上,毛主席的报告论断我们解放全国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这是清清楚楚地提出来的.这个会是三月开的;五月初刘少奇到天津,也没有向毛主席请示,就和资本家----就是他的亲戚和其他资本家)谈话,大谈今天中国资本家不上太多而是太少了;欢迎资本家剥削,来开新工厂.你们听吧,这像话吗?有人说当时你为什么没有注意他呢?那么一个负责同志出去讲演,我们到处派人跟着也不像话嘛!”
   此其二也.
   “第三件大事是搞合作社.刘少奇不赞成农村搞合作社.他说现在需要巩固新民主主义战线;这是完全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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