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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者千虑之一失——有关林昭的再思考

    林昭的学识才气超群,是众所公认的。她于1954年的高考中,以江苏省最高分考入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其同窗沈泽宜回忆往事时这样写道:
   
    “林昭是北大的第一才女。中文系主任`著名作家杨晦先生有报告请她代笔,游国恩教授发现她在古典文学方面有远远超出一般同学的造诣,曾力劝她转入文学专业,欲置之门下悉心造就,但她更爱的是新闻事业。”(《走近林昭》,明报出版社,2006年,135页)
   
    这位沈泽宜也非同一般。他比林昭早一年进北大,原在西语系,因系主任冯至觉得他“有文学才能”,劝其转至中文系。他遂遵从这位自己敬重的文学前辈所嘱,转入中文系一年级重新开始。其“学业成绩全面优秀,连续数年被确定为‘优等生’”,而“全校优等生每年的总人数不超过三十人。”(同上,135页)但他对林昭却十分佩服。

   
    在57年北大“五,一九”民主运动中,沈泽宜是第一张诗大字报《是时候了》的首位作者,张元勋是中途加入的。其后这张大字报成了辩论的中心话题,林昭挺身为之辩护。可见他们“英雄所见略同”。不过,以思想的深邃而言,林昭显然比两位须眉男子更胜一筹。
   
    问题也恰恰在这里。林昭作为智者,在精英云集的北大已属出类拔萃,对于普通民众便显得高不可攀,难获知音了。如果说,57右派中自由主义者代表人物的价值观,脱离了一般工农的认知程度;那么,像林昭这样反现代迷信和极权专制的先驱,便难免陷于孤军作战,并在无比凶残的毛之暴政下被压成齑粉。
   
    倘回顾中国近代史的进程,1911年的辛亥革命本已推翻了皇权,但几年后即有袁世凯的洪宪登基,虽然80多天就下台了。这证明孙中山先生遗嘱所云“唤起民众”,的确是“同志仍需努力”。因为,民众对于国民革命要实现的“自由平等”,还谈不到有什么觉悟。革命的先行者和普通老百姓的认识相差太远。
   
    关于这点,毛曾经说过:“反动派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人民的不觉悟。”而毛在49年坐龙庭之后,更极力推行愚民政策,使“人民的不觉悟”延续下去,以维护其极权统治,或者说不称皇帝而比皇帝更厉害的暴政。
   
    所以,像林昭及其战友,如果放下身段,深入工农群众之中,做大量艰苦细致的启蒙工作,会更为实际一些。虽然,由于他们处于长期被监管的状态,许多事都做不成。但哪怕是在监狱或劳改农场、劳教场所,仍有接触底层民众的机会。哪怕只影响一个人,那也等于撒出了火种。何况林昭养病期间,条件比在狱中好得多。
   
    1959年至1960年间,林昭和兰州大学右派张春元`顾雁商议编刊物《星火》,62年在苏州和黄政起草《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纲领和计划,此类触犯当局的敏感行动,风险太大,而收效甚微。尤其后者属于“结社”,被中共视为大忌。窃以为,如像顾准一样以学术研究的方式,探讨若干理论问题,即使当时不能发表,对于保存自己,继续战斗更为有利。
   
    至于1964年至65年,她两次写信给柯庆施,三次致函《人民日报》编辑部,也是可以考虑改用别的形式行事的。正面冲锋不适宜的时候,迂回或甚至暂时后退,对一个战士来说,未必就不好。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反思是为了吸取教训,以尽可能小的代价换取最佳的效果。我们已经痛失林昭,我们再不能让对手有太多的快意。“夜正长,路也正长。”鲁迅提倡的“韧”,还应继承和发扬。
   
    (08-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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