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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转的“右派”及其他

    凡是经历过半世纪前“反右运动”的人,大概很少没听说过“六、六、六”,即六月六日六教授。六教授者:曾昭抡、费孝通、钱伟长、黄药眠、吴景超与陶大镛也。他们参加了章伯钧在政协文化俱乐部召集的“反党黑会”,时在1957年6月6日。事件因而得名,由于它发生在《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发表前两天,又跟当时大陆广泛使用的一种农药同名,故特别好记。
   
    这六位中的前三位,系民盟“科学规划”工作组成员,自美`英留学归来的顶尖科学家。后三位乃人文社会科学界名教授。结果全部名列大右派。
   
    语云: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过了不到30年,费、钱二位“觉今是而昨非”,于86年12月大彻大悟,对许良英、方励之、刘宾雁发起筹办的“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不以为然,而且毅然采取“革命行动”,向当局举报,致使其流产。翌年1月,方`刘被开除出党,方并被撤去科大副校长职务,许据说因“邓小平一时说不出其名字”得以幸免。

   
    邓小平的确气魄不凡。他大刀阔斧,赏罚兼施。论功行赏,让钱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上海工业大学校长。后者虽然要令年逾古稀的钱奔波于京沪之间,且未必比得上其在50年代所任的清华大学副校长风光;但前者属于“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已算充分回应钱于告密信中自称还有余热可发挥的暗示,慷慨地赐予当朝一品的官位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在此30年前,钱曾经是知名度居于三甲地位的大陆自然科学家。所以他在当日会议上曾得意洋洋地说:清华学生要求蒋南翔下台,拥护他当校长。不料清华校长梦未圆,他就厄运缠身,二、三十年郁郁不得志。如果说反右时邓有亏于钱,那么,这回算打平了,谁也不欠谁。
   
    非但如此,90年代初的一次“两会”期间,钱更担任在全国政协大会上作常委会工作报告的角色,以往这都是由排名第一的副主席扮演的,而该副主席自然非中共党员莫属。钱在二、三十名副主席中居于十名以后,他以民盟副主席身份,能破格获此殊荣,尽管只是按照上头预先准备的稿子念一遍,也是大大的恩宠了。印象中,如此安排绝对是史无前例的,也很可能是后无来者的。
   
    写到此,不妨回顾一下,50年代那个“黑会”的一麟半爪。据章诒和《最后的贵族》/《往事并不如烟》所述,其“倡议者、操办者”为胡愈之,“民盟的主心骨”,中共秘密党员。
   
    据章伯钧后来在农工民主党的批判会上交代说:
   
    会前一天,胡愈之与曾`钱`费三人到其家中,称有要事商讨。“钱伟长讲了清华大学学生的情况,他说:‘现在是放,,还是收?清华大学党委已不能维持了,如果继续放我们不管,要收那我们就来收。’费孝通也谈了一下民族学院的情况。曾昭抡也说了,他说:‘现在的情况是全国各地都搞起来了,上海的学生闹得很厉害。今天上午,杨秀峰(高教部长,曾为副部长---张注)到上海去处理问题,我告诉他,你到上海可找民盟的负责人谈谈,可以帮助你。’意思是说,民盟对学校的整风起作用。曾昭抡又说:‘你讲的政治设计院,外边有人反对,我倒是很欣赏。今天北京的情况很严重,学生有可能上街,市民也不满意,学生同市民结合起来就是匈牙利事件。’当时,我同意他们的见解,对形势的估计是这样严重。当天,我们决定:第二天再多找几个人谈谈,并由我告诉周总理。当天晚间,我曾给习仲勋`李维汉打电话,但是没有接上头。(习时为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李是中共中央统战部长---张注)(转引自朱正《反右派斗争始末》,明报出版社,2004年,217页)
   
    六日上午开会。除增加黄、吴、陶三教授外,另有史良、叶笃义、闵刚侯、金若年与会。胡愈之“则在会议开始之际离去”。会议由章、史两位民盟中央副主席主持。
   
    上述的闵刚侯也是中共秘密党员,他后来在七月四日的《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揭发六月六日的这次会,“给全国人看看章伯钧是在做些什么阴险勾当。”大致情况如下:
   
    “会议开始,章伯钧首先说明这次会议的目的:现在学校的情况十分严重,请大家来研究民盟在运动中应该怎样工作。
   
    费孝通第一个发言,他说,现在各大学的学生都动起来了,情绪激烈。从这次运动揭露出来的问题看,情况是十分严重的。据说北大有一个学生控诉在肃反中被错斗,有人听了流泪。这种事情在我们知识分子看来是不能容忍的。想不到在解放以后还有这些事,简直是太黑暗了。今天我内心产生了一种新的感情,我对学生所揭发的这些事实是同情的。学生搞起来,事情很容易扩大。当然要收也容易,三百万军队就可以收,但人心是去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也就完了。
   
    费孝通说,今天的问题主要是制度造成的。非党人士有职无权,党团员掌握大权,作威作福。我看不是个人的作风问题,而是制度所造成的。我已声明不参加共产党以表示态度。
   
    钱伟长插话,我是坚决不参加共产党的。
   
    费孝通接着说:有人说,没有党的提名,我们什么都当不上。我不相信,要是能够参加竞选,看群众是不是赞成我。
   
    曾昭抡说:今天学生的问题很多,一触即发。他们一上街,市民就结合起来,问题就闹大了。今天群众对党也是不满的。
   
    章伯钧插话:学生上街,市民跟上去,事情就难办了。
   
    曾昭抡又说:不要看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中国知识分子闹事是有传统的,从汉朝的太学生到五四运动,都是学生闹起来的。(转引自《反右派斗争始末》,218-219页)
   
    限于篇幅,不再详细征引下去,只提一下钱伟长的发言要点。一,“现在学生运动的特点是要找个头,如有老师领头就可出乱子。”二,“知识分子最根本的问题是出路问题,学生闹事的原因是没有出路。”“蒋校长(南翔)在报告中居然说了这样的话,他说今天知识分子是吃共产党的饭。这句话引起了老教师们很大的不满。”三,“现在的情况要收也容易,只要民主党派站出来说话就可以。”(同上,220页)
   
    几十年后,另一位在场者叶笃义作了这样的说明:
   
    由于我们当时不知道党内“引蛇出洞”的策略,误以为一些大学的党委已经瘫痪,失去控制局势的能力。因此,拟提议由民盟出面做学生工作,使各校的局势稳定下来,并决定次日就去北大。(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100-101页)
   
    对“六六六”会议的提议,周当然没有采纳。章伯钧和六教授是太热心“帮助党整风”了,说难听一点,便是“皇帝不急太监急”。“好心换了个驴肝肺”。
   
    不过,32年过去,风水轮流转。1989年六四之后,邓小平似乎想起了钱伟长说过的话,便让民主党派“出面做学生的工作”。那时已经出动了几十万大军,平定了首都局势。“但人心是去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也”“完了”。
   
    可惜,此一时彼一时,此际“民主党派说话”已经再没有任何力量。因为,他们全都乖乖地在“吃共产党的饭”。学生们不会找钱伟长或费孝通“领头”。
   
    六教授中,曾昭抡(1899。5。25--1967。1。28)最年长,地位也最高。他是曾国藩的曾孙,1926年取得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科学博士学位,被称为我国近代教育的改革者,化学研究开拓者。反右之后他被撤掉高教部副部长职务,幸得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出面,请他到该校任教。文革中含冤去世。
   
    吴景超(1901--1968.5。7)是安徽徽州人,与罗隆基`闻一多并称清华三博士,1928年获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与冰心的丈夫吴文藻同为费孝通的老师。他们所从事的社会学是中共完全否定的,注定落得悲惨的结局。
   
    黄药眠(1903.1。14--1987),广东梅县人。他于1928年加入中共,后被派往苏联学习。1932年回国。是创造社后期的一位重要诗人兼诗评家,美学大师。中共建政后,他一直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
   
    陶大镛生于1918年,上海人。毕业于中央大学经济系,46-48年曾在英国做研究工作,后来也长期任教于北师大。他所专长的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势同冰炭,其处境可想而知。
   
    曾、吴、黄、陶四人始终坚守自由主义立场,跟费孝通(1910-2005)和钱伟长(1912--)二人后来的转向,形成鲜明对照。
   
    应当指出,作为科学家,费孝通和钱伟长都是有贡献的。
   
    费孝通早年进行的农村调查深获业界好评。80年代之后,先后获马林诺夫斯基纪念奖,赫胥黎纪念章及百科全书奖等国际知名学术奖项,可以说为国人争了光。
   
    至于钱伟长,1941年就提出了“钱伟长方程”,享誉欧美。无论数学、力学以至中文信息学,其造诣均获高度评价,故有“万能科学家”之称。他出身贫寒,早年曾获其叔叔钱穆提挈,他对这位国学大师也很敬重。可惜,在政治倾向方面叔侄二人分道扬镳。钱伟长转向后曾说:像自己这样的教授,思想容易脱离实际,思想改造是必要的。又说:一生受到的磨难和锻炼是有益的。如此为当局的洗脑政策和残酷暴政开脱,简直匪夷所思。
   
    写到此,记得六四之前,方励之已被开除党籍及撤去科大副校长职务,但还能获准出国讲学。方却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继续鼓吹中国应效法北欧,走社会民主主义道路。对此,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回答外国记者提问时表示:方教授是科学家,不是政治家,我只信服他就其本行说的话。
   
    我以往很钦佩该发言人的外交辞令,故借用其说法:钱伟长教授是科学家,不是政治家,我只信服他就其本行说的话。
   
    不过,得知美国导演史提芬史匹堡辞去中国奥运艺术顾问一职后,我觉得应当加上一句,不管什么家,只要他说的话有助于自由平等人权的实现,我都一律信服。
   
    (08-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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