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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民主倒退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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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圣火》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并保持完整)
   發表時間:2/6/2008
   一,俄中诡异地再次殊途同归
   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俄联邦政体的先天和后天不足
   1.叶利钦的失策——脱胎于前苏联的最高苏维埃会议制的弊病
   2.“十月事件”及叶利钦的再次失策——俄政体由议会独大向总统独大反弹
   三,“十月事件”的悲剧性成为叶利钦的包袱、普京的机遇
   四,“苏联(俄国)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
   一,俄中诡异地再次殊途同归
   人类历史的发展并非如马克思所臆想的那样,总是按照某种必然规律向前进,它有时前进、有时倒退、有时衰落、有时甚至整个文明陨灭,在这其中,偶然因素和必然因素都会起决定性的作用。叶利钦开创的新俄罗斯比起前苏联是巨大的进步,但继叶利钦之后,在普京的统治下,俄罗斯的新闻自由、多党政治、司法独立如今基本丧失,经济也由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异变为官僚资本家集团垄断和操控市场的权贵寡头市场经济,与中共国的市场经济酷似。今天的俄国比起叶利钦时期的俄国,大幅地倒退了。
   俄国的现政权,已不再是叶利钦时期的宪政民主政权,而是又一个权贵资产阶级的寡头独裁政权,今天的俄国,与中共国类似:一党独大、领袖独裁、寡头市场经济、“特色”民主、受操控的司法、缺乏新闻自由...中共国现有的一切特征,俄罗斯基本上都具有了,中俄两国,再次诡异地殊途同归。想当年,叶利钦大刀阔斧地推行民主化、市场化改革,那种在自由化道路上昂首阔步的冲天豪情,直可以超英赶美,足以令克林顿、梅杰等西方政客见琐见俗,新俄国的自由似乎不逊英美,在一个如此辽阔富饶的国土上,叶利钦时期那种初生的,混乱而生机勃勃的自由,恰如广袤雪野上初生的暖阳,足以让人对俄国自由的明天充满羡艳。可是,转眼间,俄国的命运又回到了中国人熟悉的轨道上,这令人惋惜和惊叹不已:俄、中这两个分别由不同藤蔓结出来的瓜果,其命运居然难舍难分地缠绕在一起,似乎天生就是专制独裁的难兄难弟。当然,保留了共产极权政治体制架构的中共国,要比摧垮了共产体制的俄罗斯要更专制、更野蛮,但总的来说,中俄两国都不约而同地滑向同一个宿命--专制独裁的权贵资本主义社会,中俄嬗变的归宿相同,不同的只是:中共国在僵硬维持共产极权政治体制中腐化异变;俄罗斯在推翻共产极权政治体制后、在不成熟民主社会的动荡中反弹。

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1.叶利钦的失策——脱胎于前苏联的最高苏维埃会议制的弊病
   显而易见,新俄国第二任总统普京,对俄国的倒退起了主导性的作用,普京毫无宪政民主素养、一心谋求独裁的个人特点,是导致俄罗斯自由民主倒退的偶然因素。但是,光有普京式的人物,也不足以解释俄国的大幅倒退:为什么二战以后,为什么西方所有的自由国家没有出现由于某一两个执政者的政策导致国家性质改变的情况?韩国前总统卢武铉,其表现出来的专断、亲共、和狭隘民族主义的理念,一点也不比普京少,为什么韩国没有出现那样的倒退?
   俗化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普京这样一个独裁野心家是如何上台的?普京政府的一系列倒退的政策为什么得不到约束和纠正?普京的权力为什么能够扼杀俄国人推翻共产专制而获取的自由、民主、法治成果?这显然是因为叶利钦缔造的新俄国政权的体制早就存在问题,让普京得有可乘之机。叶利钦时期俄国政权的体制的问题,就是俄国大倒退的必然因素。
   普京的上台,得自于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在1999年的“突然”辞职,依照俄国1993年宪法,当时任总理的普京自动接任俄罗斯总统。后来证实:叶利钦当时辞职是传位于普京的蓄意行为,因为普京与叶利钦达成了个人铁盟协议:叶利钦支持普京掌权;普京则永不追究叶利钦统治期间的罪错和家族腐败行为。

可以说,普京的上台,是利用俄国1993年宪法弊端和漏洞的结果,为什么俄国1993年宪法会有这些个弊端和漏洞?这就得追溯到前苏联戈尔巴乔夫统治末期的政治体制,因为这种影响,俄联邦在独立之初,便带有脱胎于前苏联的先天不足。

   1990年是戈尔巴乔夫“新思维”政治改革的第四年,这一年,前苏联政体由苏共政治局寡头制变为总统+最高苏维埃会议制政体,党政基本分开,在新闻自由基本实现、党禁基本解除的条件下, 包括俄联邦在内的前苏联各加盟国第一次获得了自主选举领导人的权力 ,各加盟国最高权力机构是该国的最高苏维埃会议。新俄联邦由是而生,1 9 9 0 年5 月,叶利钦在在俄罗斯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俄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1991年,戈尔巴乔夫推动进一步改革,向多党制转型。俄联邦改最高苏维埃制为总统+最高苏维埃会议制,1 9 9 1 年6 月,俄联邦举行了首次全民大选,叶利钦当选为俄罗斯联邦首任总统,一个取代前苏联的新国家政体已具雏形。1991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叶利钦同原苏联其他1 0 个加盟共和国领导人一起发表联合宣言,宣布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二十五日,苏联解体,俄罗斯正式独立,取代了苏联的国际地位。
   叶利钦埋葬苏联虽然大获成功,但在创建新俄国的过程中,却犯了几个关键的错误:一是没有及时改革苏维埃会议制(人民代表大会制);二是没有坚定地在苏联解体之后推出俄联邦的新宪法;三是没有及时创建自己的政党。如果说1991年不做这些事是为了稳住俄联邦政局,以集中力量同苏共残余势力作斗争,那么在“八一九”事件后苏共覆灭已成定局的情况下,没有做这三件事显然是失策了,等到前苏联遗留的政治顽固势力站稳脚跟,再去推动这些事,当然困难重重、事倍功半。在沾沾自喜、浑然不觉当中,叶利钦错过了苏联解体时这一破旧立新的战略时机,等于错过了乘热打铁、一举铸就牢固宪政民主的机会。叶利钦的这三点重大失策,为俄罗斯后来的祸患和倒退埋下了总祸根:

苏维埃会议(人民代表大会)是共产党专制统治的产物,它本来是作为共产党伪造民意的工具的存在、是假冒民主的欺世的橡皮图章,无论在前苏联还是在中共国,共产党的宪法虽然规定苏维埃会议(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 ,因为党领导一切,宪法的规定不过是空话。但是,一旦共产党消失了,这种“最高权力”就不是空话了,没有了共产党这样一个极为严密的附体组织的监控和操纵,苏维埃会议(人民代表大会)就有了真正的最高权力,这种最高权力囊括了立法、最高司法解释及最重要的行政权力(政府首脑的人事任免),,这种议会权力比西方自由国家议会的权力(立法权、对政府的监督权)大出很多,成为一种议政合一的议会专制权力。在这种苏维埃会议(人民代表大会)制下,议会的权力超出了议会的范围,因而不是权力制衡的宪政制度,而是议会独大的制度,或称议会专制制度,其典型例子是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专政。另一方面,行政权力由政府行使,政府又受总统的节制和领导、最高司法权力行使者为最高法官(最高法院院长)、国家政权的最高首脑是总统,这就势必造成苏维埃会议(人民代表大会)与政府、司法机关、总统激烈冲突,不能兼容,尤其会造成议会与国家元首的冲突,因为议会是最高权力机关,不对总统负责,国家元首也是一国最高首脑,由大选产生,不对议会负责,两个“最高”并立,就像一个山头住着两只老虎,而一山是难容二虎的。因此,议政合一的议会与国家元首并立的政体是行不通的。共产国家宣称:“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人民代表大会)”,这唱起来好听,却是虚假的,因为共产党的总书记同时又是总统(国家主席),总书记领导下的一名党的政治局常委担任议会议长(最高苏维埃主席、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议会(最高苏维埃会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议员大部分是党员,因此共产时期议会的所谓的“议政”权力完全抓在共产党手里,在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议会、政府、司法机关都是不过都是党中央摆弄的木偶,因此那时候的可以苏维埃(人民代表大会)制与政体其他部分可以兼容和正常运转,而共产党一旦消失,国家政权就不可避免地出现议会和总统两个权力中心,在议会和总统冲突不可调和的时候,就必然会出现两个政权。


共产时期遗留下来的苏维埃会议(人民代表大会)制既是议政合一的制,在形式上又是一院制,这完全不同于西方成熟自由国家的两院制议会形式。比起两院制的议会,一院制的议会有着诸多弊端:


一则不利于议会权力的自我制衡:两院制的议会两院相互制约,可以有效防止议会权力的独大和专横,一院制则无法做到这一点;


二则不利于发挥精英人士理智优势,以冷却和化解大众的狂热情绪,避免议会作出草率、莽撞的决议:两院制的议会有着精英人士占主导地位的参议院(上院、联邦参议院等等)对众议院(下院、国家杜马等等)形成制衡来实现这个功能,而一院制的议会则难以实现这个功能,在这种议会中,少数精英的正确主张往往为多数庸众的狂 热压倒;


三则容易导致议员为议长或富于能量的野心家操控:一院制议会往往造成众多议员在一起开会,人越多,个人表述条件就越缺乏,辩论和听取意见就越困难,议长、野心家就越容易分割和操纵议院中的不同群体以实现个人目的;议员众多,也会造成议会会议的召开麻烦,不得不更多地动用和扩大议长议会的各委员职能,于是议会的权力就越来越多地集中到少数人的手里,形成专制的集权。例如,法国大革命时期,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一院制议会--国民公会的权力落入以罗伯斯庇尔为首的公安委员会手中,形成了雅各宾派专制统治。中国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代表达2000~3000人,人大代表完全沦为中共中央和人大常委操纵、摆弄的工具、花瓶。独立之初的俄联邦最高苏维埃会议,全体人民代表也近千人,议会权力懆控于议长哈斯布拉托夫手中,最高苏维埃会议沦为其与叶利钦争夺最高权力的筹码和工具。

   综上可见,共产时期形成的苏维埃会议(人民代表大会)制,在共产党倒台之后,必然演变为议政(议会和行政)合一的议会专制制度,而起一院制形式又更加助长议会独大的局面,强化了这种制度的专制性,这是与宪政民主政体不相容的。叶利钦没有乘苏联解体的时机,果断地将苏维埃会议(人民代表大会)改造成西方成熟自由国家的那种两院制议会,未免失策,结果当然是“当断不断,必受其乱”。而且,叶利钦没有乘此时机,坚定地推出新宪法,也就没有树立革除共产时期旧政体的法理依据,在下一步的改革中置自己于法律上的被动的地位,叶利钦在前苏联遗留的政体轨道上谋求自由化的俄国,难免被逼到死胡同。再则,在与专制议会的较量中,叶利钦没有及时创建自己的政党,从而没有通过政党制衡苏维埃会议这样的体制内手段,也就没有和平解决冲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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