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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让我们告别战争语言
·白鸽,从轮椅上飞起——评《蒋经国传》
·中国离现代化还有多远?
·什么样的作家会被历史感激?——读王开岭《跟随勇敢的心》
·讷言与话语的膨胀
·“凌辱电玩”何以流行?
·他们是伟人,更是有缺点的人——评埃利斯《那一代——可敬的开国元勋》
·高勤荣,你在哪里?
·爱,直到受伤──序曹燮《六百个孤儿的父亲──慈善家余祖亮的传奇人生》
·美国与中国,谁更「个人主义」?──读福山《信任》
·我们为什么不相信经济学家?
·什么力量比暴力更强大?
·遥远的掌声
·哪个文人不帮闲?——读王彬彬《文坛三户》
·交大招生黑幕与网路时代的阳光
·总统与教师
·“班干部”制度与孩子的“官僚化”
·“乱点鸳鸯谱”的大学合并
·没有童年的“名模”
·告别战争语言
·北大的俯就
·残忍的快乐
·京沪大学生的理想
·教师与士兵
·触目惊心的“校服腐败”
·陈寅恪的故居
·危急之中的陈家大屋
·作为“文化摇头丸”的书法
·美国与中国,谁更“个人主义”?
·欲说还休的“语文”
·别了,“三高”;别了,拳王
·城市的灵魂
·人生三境
·温暖所有的回忆和孤单
·马科斯夫人:无耻者无畏
·正在消逝的老院子
·丽江,更接近天空的地方
·读谢泳《没有安排好的道路》
·读秦晖、金雁《经济转轨与社会公正》
·从莫言《檀香刑》看中国当代文学的缺失
·乡村生死场
·读“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
·何处寻找安慰?
·从虹影小说《K》说起
·评陈凯歌《少年凯歌》
·读黑塞《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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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天安门之子》(香港开放出版社)
·包遵信:余杰《天安门之子》序中国新一代知识份子的崛起
·《天安门之子》自序:致“警察读者”的公开信
·晤蒋彦永,谈说真话
·“政治文明”时代的“党国逻辑”
·杨子立的母亲,也是我们的母亲
·记住历史,记住母亲──在美国芝加哥纪念「六•四」十五周年音乐会上的演讲
·罗大佑的撕护照与张惠妹的被封杀
·屠夫崇拜:从张献忠到毛泽东——为成都大屠杀三百六十周年而作
·刘军宁遭遇“警察大学”
·吴祖光的铁骨柔肠
·解放军原来是家奴
·熊德明与李昌平的困惑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蒋彦永的自由,就是我的自由
·爲每一个被杀害的生命祈祷──达赖喇嘛与「六•四」屠杀
·向西藏忏悔──读《雪山下的火焰:一个西藏良心犯的证言》
·自由之魂 从雷震到林昭
·香港还有爲“六•四”魂牵梦绕的勇敢者
·余杰、余世存对北大「一塌糊涂」网站被关闭的声明:我们不能再忍受这样的耻辱
·师涛:一个失去自由的自由人
·让我们一起反抗文字狱
·末世贪官最后的疯狂
·自由中国,何以可能?
·中国社会──最坏的社会主义与最坏的资本主义的结合
·从电影《英雄》看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王申酉:死于毛泽东暴政的思想者
·基督徒如何看待法轮功信仰
·谁在“移山”?——“文学与艺术:说出真相”研讨会上的发言
·后极权主义时代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他让“劳改”进入了牛津词典——读吴弘达《昨夜雨骤风狂》
·抓住中宣部的"黑手"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呼吁迁移毛泽东尸体的公开信
·莫把大学当监狱
·中共腐败官僚的“信仰”
·林昭与弓琳——两个北大女生的对照
·“万人杰文化新闻奖”答谢辞
·丁子霖女士致法国总统希拉克的公开信(余杰代拟)
·就法国政府致力于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致法国人民的公开信
·蒋彦永医生,中国的良知从你开始复苏
·十年改革,一夜屠城
·“船坚炮利”不会“强国富民”
·北大的沉沦与右派的风骨
·不一样的葬礼,不一样的时代
·中共有过“不独裁”的时代吗?
·沦为受虐狂的中国作家:著书都为颂毛魔
·向西藏忏悔
·中国的“古拉格群岛”浮出水面
·“太空秀”能够秀到几时?
·新左派们为何不对重庆的灾难发言?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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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幽暗意识”透视中国百年激进思潮


   以“幽暗意识”透视中国百年激进思潮
   ——与张灏对话
   张灏:历史学家,美国俄亥俄大学历史系退休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余杰:中国大陆独立作家
   缘起:张灏,一九三六年生,原籍安徽省滁县,抗战爆发后举家迁居重庆,后又随国民政府迁台。在台湾大学求学期间,投入殷海光先生门下,深受殷海光的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台大历史系毕业后,赴美国留学,师从美国汉学大师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曾长期担任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后任教于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一九九二年当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张灏多年来致力于中国近代思想史、政治思想史方面的研究,曾经获得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研究奖金、美国学术团体联合会研究奖金等。主要中文著作有:《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寻求秩序与意义》、《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烈士精神与批判意识》等。
   我在大学时代便十分推崇张灏先生的思想,其大作《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是我在研究梁启超的时候的必读之书。几年之前,我在香港科技大学与张灏先生有过一面之缘,然而未有机会深谈。二零零七年夏天,我赴美国短期访学,偶然得知张灏先生就住在附近。于是,我冒昧前去拜访,与先生一见如故。我得知他已经从香港科技大学退休,刚刚搬到弗吉尼亚州的Reston居住。有意思的是,这个区是半个多世纪前由一名无政府主义者倡导成立的,是美国市政管理方面自治色彩最强烈的一个地区。张灏先生的新居正在整理之中,地下室中满是各种书籍和材料。
   由于住得比较近,这段时间里我们多有往来。张灏先生与妻子廖融融女士,小时候都在四川长大。去国半个多世纪之后,仍然乡音未改,对川菜亦情有独钟。张灏告诉我,只要有一碗米饭和一碟辣椒,便可以果腹。他喜欢吃,却不会做菜。于是,我终于可以展示一下还算拿得出手的川菜厨艺,让在美国吃不到正宗川菜的老先生偶尔也品尝一下川味。张灏先生很有意思,对待日常生活中的小事亦如同做学问一般。有一次,我们去他家做客之前,我答应做一道菜,告诉所需之原料。当我们到达时,廖女士告诉我们,张灏出门买菜去了,跑了附近几家美国超市,都没有买到萝卜,于是又继续去另一处寻觅。我深感歉意,就是几根萝卜而已,却劳烦大院士三出家门,真是罪莫大焉!
   我个人对近代思想史颇有兴趣,尤其关注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等晚清知识分子与时代风暴之关系。这也正是张灏的研究重点所在。于是,我有了“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机会。我告诉张灏先生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他的“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激化与激进的理想主义”、“低调的民主观与高调的民主观”等思想,已经成为许多大陆自由知识分子的“通识”——用一名西方学者的话来说,这种渗透式的影响,使得“张灏”这个名字成为一个“传奇”。他却谦虚地说,过誉了,我的文章没有那么重要。每当我说向他“请教”时,他立即更正说,不要说“请教”,我们是在讨论,我也想从你那里多了解一些大陆知识界的情况。而对我在论文中提出过的若干不同意见,他亦细心阅读,并一一作出回应。这种谦谦君子的风度,这种不讲年龄和辈分、只问真理的态度,在中国大陆的学者中已经不多见了。
   张灏先生很健谈,在谈话中我受益良多。我不希望这些有价值的谈话只有我一人听到,那未免太可惜。于是,征得张灏先生的同意,并由他亲笔修改,我整理出了下面这份对话录。
   “幽暗意识”、西方文化与五四运动
   余杰:张灏老师,很高兴有机会向您请教。要是您还在大学里任教,恐怕我没有这样的机会面对面地与您交谈。
   在今天中国大陆的民主化进程中,您当年提出的“幽暗意识”正日益受到思想界重视。我记得您最早提出“幽暗意识”的时候,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那时可谓空谷回音。我记得我自己是九十年代初期在北大图书馆台港文献中心读到您的著作的。当时正值天安门民主运动被镇压之后,自由主义被打压,文化保守主义全面回潮,官方积极鼓励“国学热”,试图以此抗衡民主自由价值。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个人比较倾向于捍卫五四所倡导的民主与科学价值的正面意义、并为五四辩护。因此,当时我并没有被您所提出的立足于反思五四、弥补五四缺陷的“幽暗意识”所吸引。
   转眼十多年过去之后,今天我逐渐清楚地认识到:共产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兴起、共产党最后夺取大陆政权,是百年激进思潮发展到顶点的必然结果。对于一九四九大陆的“赤化”,五四确实难辞其咎,尽管五四不是最直接的原因,至少也是思想观念上的催化剂。对五四的反省,至今仍然未能在大陆深入展开。中国官方将五四定义为以民族主义为主轴的“爱国运动”,民间的独立知识分子则高扬民主与科学的绝对价值。在这种对抗性的状态中,反省成为一种奢侈的立场。
   我也注意到,您在著作中谈到,您在六十年代初也有一段向左转的思想历程,不知不觉进入了三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境。虽然那时您与殷海光先生之间仍然通信不断,但与他所代表的自由主义思想似乎渐行渐远。而大陆“文革”的爆发,终于让您重新检讨左倾立场,并在思想上又作了一次重大调整。这次调整的另一个契机,是美国基督教哲学家尼布尔的影响。我很想听听您回顾一下当时的情形,也想请您具体分析“幽暗意识”与基督教思想之间的关系。
   张灏:其实,当时我也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后来经过寻寻觅觅,才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幽暗意识”的提出,除了基督教思想的影响,还与我在二十世纪中期所经历的中国天翻地覆的变动有关,我一出生便被卷入时代的大风暴之中。我最早的记忆是抗战期间的重庆,那时我只有四、五岁,正在从婴孩变成孩童。有一次,日本飞机来轰炸,我们一家都跑进防空洞躲避。回来之后,这才发现我们的房子整个都没有了,只剩下断壁残垣,床上堆满了几块巨大的石头。后来,内战爆发,我们家那时在南京,突然之间,我们几个孩子做游戏的时候,发现富人区的别墅全都空空荡荡。然后,我们全家到了台湾。再以后,我到美国念书,经历了美国六十年代的动荡,越战和民权运动,哪个大学生不左倾呢?六十年代末,我在大洋彼岸观察到了关于“文革”的种种荒谬,非常震撼。
   “幽暗意识”来自基督教的思想观念。具体而言,一九六二年冬天,我在哈佛大学听美国二十世纪著名的神学家尼布尔教授(Reinhold Niebuhr)开的一门课《西方近代的民主理论与经验》。尼布尔让我接触到以往一直未注意的一股西方民主思潮,即“危机神学”。“危机神学”产生于一战之后,其主旨是:回归基督教的原始教义,而彰显后者所强调的人与神之间无法逾越的鸿沟。一方面是至善完美的上帝,另一方面是陷于罪恶的人类。
   尼布尔在思想界最大的贡献是:以危机神学的人性论为出发点,对西方自由主义以及整个现代文明提出质疑与批判。他认为,要认识现代世界,特别是极权政治的出现,必须记住人自身的罪恶性。这就像帕斯卡(Blaise Pascal ))的那段关于人的悖论的名言:人是“万物的裁决者,同时又是一个低能儿,一条泥土中的爬虫”(“低能儿”指人在理性上的限制,“爬虫”指道德上的堕落)。尼布尔特别重提基督教的双重人性观:我们不仅要看到人的善的本源、上帝所赋予每个人的灵魂而尊重个人的价值,我们也同样需要正视人的罪恶性而加以防范。因此有尼氏的名言曰:“人行正义的本能使得民主成为可能,人行不义的本能使得民主成为必要。”
   “幽暗意识”便是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几年以后,大陆的“文革”爆发了,在“文革”的恐怖与凶残的震荡之下,尼布尔的思想突然有了活生生的意义。我的人生经历、生活脉络,与尼布尔的思想产生了共鸣。二十世纪在人类历史、特别是罪恶史上独特的一页,两次世界大战、两次大革命(近代发生过三次大革命,法国大革命发生在十八世纪,俄国和中国大革命都发生在二十世纪,而后两者的规模和残酷程度都远远超过法国革命)以及两个最大的极权政体(纳粹德国和俄国)都出现在二十世纪。在人性的阴暗里,我找到了文革中所展示的权力泛滥的根源。由此开始对民主作重新评估,此前对民主丧失的信心,也逐渐恢复了。在恢复民主信念的同时,我也修正了对民主的认识。以前,受五四的影响,我对民主的看法是高调的;如今,我对民主的肯定变得低调了,如同邱吉尔所说的,民主制度仅仅是一种最不坏的制度。
   总之,我的“幽暗意识”的起源是受到基督教人性观的启发。基督教的人性观,让我们看到人的罪性,看到人的局限性,从而杜绝人的自我膨胀、自我神话,从而持守低调的民主观。而这正是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接受西方思想的时候,所忽略的一个方面。
   余杰:我对从戊戌到五四这一转型期的两代中国知识分子具有浓厚的兴趣,也曾经拜读过您关于他们的若干论述,比如对谭嗣同、梁启超等人的研究,都让我耳目一新。尤其是分析到谭嗣同的“烈士精神”中的危险的一面,此前基本上无人论及。谭嗣同的人生虽然是悲剧性的,他本人却是一个彻底的乐观主义者,他的“冲决网罗”的思想影响到后来的邹容等人,也启发后人往“全盘西化”和“全盘反传统”方面发展。
   我在北大念书时的导师陈平原教授,以前重点研究现代文学史和思想史,后来延伸向近代,他认为现代思想的很多根子都在近代,不了解近代,也就无法理解现代。换言之,必须将近代与现代打通。我相信您也同意这样的思路。五四一些致命的弱点,是否在晚清就已经埋下了隐患?也就是说,鲁迅、胡适、陈独秀等五四精英的缺陷,来源于比他们早一代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人?
   张灏:五四的负面遗产主要有三个方面:科学主义、全盘反传统主义、高调民主和乌托邦思想,这三者结晶成一条五四的红线。国内外对此都研究得很不够。五四在思想上存在相当的复杂性,我们必须了解“What”、“How”、“Why”三个层面。五四的复杂性在于,并不是在五四时候出现的东西都可以归入到五四的范畴之中,五四有它特别的精神取向和发展趋势。以激化的趋势而论,在当时出现了许多社团和小型报纸,几乎全部都是左翼,比如《新河南》、《新江西》等报刊,以及周恩来等在天津组织的“觉悟社”等社团,如同雨后春笋般出现。我特别注意到一个重要的文学社团“创造社”,它是是郭沫若、田汉等人共同发起成立的,是最激进的革命思想的代表。创造社的出现,显示出五四后期激化思想的扩大,以艺术“创造”命名,也可以看出这批知识分子狂妄自大、要创造新天新地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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