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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十年改革,一夜屠城
·“船坚炮利”不会“强国富民”
·北大的沉沦与右派的风骨
·不一样的葬礼,不一样的时代
·中共有过“不独裁”的时代吗?
·沦为受虐狂的中国作家:著书都为颂毛魔
·向西藏忏悔
·中国的“古拉格群岛”浮出水面
·“太空秀”能够秀到几时?
·新左派们为何不对重庆的灾难发言?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中共是“唯物党”还是“谶纬党”?
·朱镕基:清官神话的终结
·世界人权日这天,特务掐断了我的电话
·让我们记住那些参与罪恶的人
·永不“引咎辞职”的中共官僚
·新版的“窃国者侯,窃钩者诛”
·官逼民死
·邓小平的“亲民秀”
·邓朴方的获奖与联合国的堕落
·写给为李思怡而绝食的朋友们
·揭开“文革”的红盖头
·为了自由,我们愿意献身:在民主基金会的演讲
·没有理由乐观的“后江时代
·连战在大陆最该说的一句话
·赵紫阳不是你们的“同志”
·永远站在自由一边
·毛泽东在抗战中的所作所为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
*
17、《致帝国的悼词》(香港田园书局)
·胡平:余杰《致帝国的悼词》序言
·《致帝国的悼词》自序:我的生命被这天分成两半
·是怯懦,还是虚伪——有感于温家宝谈“六•四”事件
·拆除北京的“靖國神社”——毛泽东纪念堂
·这样的审判只能用荒谬来形容——抗议湖南长沙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师涛十年徒刑
·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有感
·自唾其面——就王光泽被解聘致《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发行人沈灏的公开信
·一个人的“大屠杀博物馆”——中国作家廖亦武的文学与人生
·活着,记忆着,忏悔着,控诉着——序鲁礼安之文革回忆录《仰天长啸》
·是资本巨鳄,还是末世怪胎?——从原健力宝总裁张海的被捕谈起
·党杀死了忠心耿耿的党员——纪念北京西单工地坍塌事故中的死者周绪湘
·江胡对立的“江湖”——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至五中全会期间的权力转移
·表达的自由与宪法的保障——从昝爱宗诉讼案说起
·走出“黑名单”,活在光明中
·杨振宁究竟爱哪个“国”
·两头“野兽”的会面——评泰森拜谒毛泽东干尸
·从未存在过的“胡温新政”
·胡锦涛正在步齐奥赛斯库后尘
·像老鼠一样胆怯的“世界第一大党”
·中央电视台是党的喉舌,还是皇帝的尿壶?
·“反右运动”与中共的现代奴隶集中营(上)
·从图图与林义雄的会面看天安门事件的未来
·从赵紫阳与胡锦涛的分野看中共的未来
·秘密警察能捍卫“铁桶江山”吗?
·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独裁者的盛宴
·谁是松花江大污染的罪魁祸首?
·温家宝的“大师梦”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从体制外异见作者的真实处境说起——兼论鄢烈山的文风问题
·公审邬书林为期不远
·没有民营媒体,何来新闻自由?
·谁把网络当作洪水猛兽?
·我们为什么要有基本的是非判断?
·宣传部是个什么部?
·抓住“冰点”事件的幕后黑手李东生
·“冰点”之殇与中国新闻界的觉醒
·陈光诚重于温家宝千百倍
·给汉语以自由,给心灵以自由
·独立中文笔会二零零五年度(第一届)“林昭纪念奖”颁奖词
·在二零零五年澳洲墨尔本“亚太地区作家论坛”上的对公众演讲
·言论自由神圣不可侵犯——关于郑北京“爆破作文”案件的感想
·在没有出版自由的国度,作家何为?
·谁是说真话的人?——悼念刘宾雁先生
·谁是中国最大的卖国贼?——评谢幼田《中共壮大之谜》
·写作是一种捍卫记忆的努力
·这是纪念抗战,还是歪曲历史?
·专制之下无信史——评《东亚三国近现代史》
·两个母亲,一个时代
·“长征”与“鬼地方”
·中共向朝鲜学什么?
·监牢里的“正义——从郭光允和欧阳懿的狱中遭遇说起”
·弱女子撬动“潜规则”——向两位同龄的女教师宋飞和卢雪松致敬
·“海龟”祸国论
·荆棘中的过客——评易大旗的杂文
*
*
18、《几番魂梦与君同》(同心出版社)
·《几番魂梦与君同——小山词中的爱欲生死》目录
·几番魂梦与君同
·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
·半镜流年春欲破
·不眠犹待伊
·唱得红梅字字香
·可怜人意,薄于云水
·人情恨不如
·问谁同是忆花人
·又踏杨花过谢桥
·紫骝认得旧游踪
·长恨涉江遥
[列出本栏目所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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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一座桥梁——论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


   余 杰:我们是一座桥梁——论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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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人与人权    
    没有信仰,就没有对明天的盼望;没有信仰,就没有言说真理的勇气;没有信仰,就没有用爱来改变世界的信念。
   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牢狱,领坐黑暗的出监牢。
   ——《以赛亚书》四十二章七节
   一、中国知识界的分化,自由主义者探求自由的源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剧烈的变化,中国知识分子也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在八十年代,主流知识界倾向于支持胡耀邦和赵紫阳主导的改革,既包括经济改革,也包括政治改革;知识界对民主持有一种近乎信仰般的推崇,将民主当作解决中国当前所有问题的最佳药方。以方励之为代表的青年学生的“四大导师”的政治改革思想、以刘宾雁为代表的作家群体的社会批判意识,以《河殇》为代表的历史及传统文化批判,以《山坳上的中国》为代表的民族忧患情绪,以刘晓波“全盘西化论”为代表的百年来向西方学习的最决绝的表达,在相当程度上构成了当时知识界的某种“共识”。
   这种“共识”在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屠杀之后破裂了。应对着此后二十年来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动,中国知识界也经历了相当剧烈的分化,出现了三种主要的态势,即“新左派走向法西斯主义”、“新新儒家拥抱皇权”和“自由主义者归信基督”。这三种不同的信仰皈依、价值立场、政治策略及人生路向,形成了互相对立和冲突的局面。此三者的消长和兴衰,将直接影响中国未来的走向。
   第一个趋势是“新左派走向法西斯主义”。新左派诞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欧美的大学校园,是一股以积极的革命为方向的大学生所组成的左派政治势力。其理论代表为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及英国的伦敦学派。西方的新左派以对资本主义社会现状的激烈批判,吸引了许多青年学生,制造出波及欧美各国的“反叛的一代”和“垮掉的一代”。新左派知识分子在社会变革层面的努力失败之后,不得不退回校园、退回象牙塔之中。这一思潮虽然不是西方社会的主流价值,但在大学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仍然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力。美国新左派的意识形态,关注较个人化的问题,例如异化、失范、权威主义及其他现代富裕社会的病征。新左派思潮诞生并存在于西方社会,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也成为多元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种自我调节的力量。但是,当九十年代新左派思想被移植到中国之后,则完全变味,成为中国的御用学者用以向官方献媚的、官方也乐于利用的学说。
   中国与西方的处境根本不同,中国面对的是“前现代社会”一党独裁的政体。中国新左派的代表人物如汪晖、胡鞍钢、何新、杨帆、王绍光、韩德强、崔之元等,并没有西方新左派那种基本的真诚和勇气,不敢面对一党专制这一要害,而巧妙地将中国的问题归咎于全球化和西方国家的“经济殖民主义”。他们声称,亚洲有亚洲的价值观,西方的民主对中国的发展不重要。他们对基督教价值亦持否定态度。这种“盲点”和“看见”,是其精心算计的结果。新左派的“中国特色”还在于与民粹主义结合,迅速走向法西斯化。他们呼吁中国出现“铁血领袖”式的政治强人,在“富国强兵”的旗帜下实现帝国梦想。在国际事务的表达中,某些新左派频频鼓吹先发制人地发动对台、对日的战争,甚至公开支持本·拉登基地组织的恐怖活动、伊拉克萨达姆政权、伊朗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政权以及北韩金氏家族,称这些恐怖组织和流氓国家捍卫了“穷人的正义”。这些言论已经丧失了人类的道德伦理底线。
   第二个趋势是“新新儒家拥抱皇权”。新文化运动以来,一批学者坚信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仍有价值,认为中国本土固有的儒家文化和人文思想存在永恒价值,是为“新儒家”。其代表人物为: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梁漱溟、钱穆、熊十力等,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东方美、徐复观、唐君毅等。他们与权力保持距离,试图摆脱儒学附属于权力的命运,也具备一定的学术真诚。而“新新儒家”则是九十年代以来,在中共当局鼓励下出现的新式官学,又将儒学拉回昔日“帝王术”的位置,其代表人物有季羡林、杜维明、蒋庆、甘阳等。二零零六年被称为“儒家文化复兴年”,但此种复兴仅仅是“表演性”的复兴,如各大学建立国学院、与西方大学合办“孔子学院”、地方政府主导祭孔及祭黄帝和炎帝陵的大典、大学生以古装实施“成人礼”、大量关于“国学”的通俗读物流行、北大校长声称启用“汉服”作为学位服等。背后可以看到政府支持和商业运作的影子。
   在此背景下,有提倡儒家学说的人士建议重新恢复儒学的官学地位,甚至试图让统治者将根本不存在的“儒教”(儒家只是一种伦理学和权谋术,并非一种宗教)定为“国教”,征收“儒教税”,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孔庙,还设想收罗明清两代皇室后裔和孔子后裔成立所谓的“元老院”。某些以“当代诸葛亮”、“当代王阳明”、“当代曾国藩”自居的“儒学大师”,争先恐后向官方献计献策,希望官方实施“王道政治”,呼唤没有皇帝之名而有皇帝之权的“明君”的统治。这倒恰中在意识形态方面日薄西山、奄奄一息的当局之下怀。还有一名以“戏说论语”创造中国出版界奇迹的女教授,将为人师表的孔子改造成忠诚的国家主义者。当她的女研究生在学业的压力下自杀时,她却冷漠处之,若无其事地继续参加党代会。此类传统主义者对皇权的臣服和拥抱,以及人格的卑劣和虚伪,在此细节中暴露无遗。
   与前面两个取向截然相反的第三个趋势,是“自由主义者归信基督”。“自由主义者归信基督”是自由主义在中国本土传播和蜕变的崭新格局,也是上帝对中国知识界的美好祝福。(这里的“自由主义”和“自由主义者”,必须放在中国大陆的语境下审视,与西方学术界的定义迥异,特指批判一党独裁,呼吁个人自由、民主宪政、市场经济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众多年轻一代的自由主义者成为基督徒呢?在天安门事件之后,经济飞速发展,整个社会却丧失信任与契约、谎言肆虐、仇恨孳生。在此背景下,年轻一代的自由主义者,不再对人性抱有“人之初,性本善”的乐观想像,对包括自我在内的人性的败坏有了深切的体认。
   如果说西方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在经历了启蒙主义的洗涤以及突飞猛进的工业化进程之后,以“人本主义”为新的偶像崇拜,忘记了人类作为上帝被造之物的身份,刻意回避自由价值中的基督教信仰之维,甚至将“上帝”视为“自由”的对立面;那么,当代中国年轻一代的自由主义者们,恰好没有此种“政治不正确”的压力,他们生活在缺乏深厚的宗教信仰氛围的环境中,反倒更能接受超验的真理、上帝的预定与拣选,并在信仰中获得最大的自由。他们意识到,在诸多自由当中,原先最不受重视的宗教信仰自由,是其他自由(如新闻出版自由,言论自由,游行、集会和结社的自由等)的基础和前提。他们进而体认到,圣经是自由的源泉,古往今来最伟大的探讨人类“自由”的著作,不是洛克、柏克、阿克顿和哈耶克们的著作,乃是圣经。
   “自由”在圣经当中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概念,自由让人迈向完美,将理想转化为实践,使成圣的意义落实。使徒保罗说过:“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加拉太书》五章十三节)耶稣基督更是明明白白地告诉整个人类:“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二节)在犹太教—基督教的教义中,自由是贯穿所有观念的、不可或缺的要素,自由也是人类有别于其他动物的主要标志。人类最基本的特质和权利便是自由,其次才是理性——因为人类有自由去选择非理性的生活。
      圣经的自由观,极大地变了中国当代基督徒知识分子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一个热爱自由的人,必然积极参与捍卫人权的活动。正如德国神学家莫特曼(Moltmann)所指出的那样,真正基督教的信仰是一种全面性的自由的体验——上帝是我们无尽的自由!所有在艰难的时刻仍然拥有盼望的人,必须互相接纳并且为百姓的得释放努力。自由是一种释放,要得释放必须先听来自深处的呐喊。来自深处的呐喊从那些饥饿的、被囚的、遭破坏的、残障的人的口中传到我们的耳中和心中。我们的自由之钥在他们那边,只要他们不得自由,我们也无法真正自由。今天许多人着力于“保障自身的自由”,然而,自身自由的最佳保障乃是释放那些在我们的宰制和冷漠下受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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