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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王道”与“软实力”

   
   战国《尹文子》宣称:“道不足以治,则用法;法不足以治,则用术;术不足以治,则用权;权不足以治,则用势。”那么,何谓“道”?“道”即“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和“人的世界观、人生观、政治思想”等意识形态体系。何谓“术”?“术”即“手段”“权术”。何谓“势”?“势”即‘源于地位的权力和气势”。这段经典的论述不仅总结了中国几千年来政治统治的基本策略,而且各种策略运用的优先顺序一目了然。事实上,《尹文子》是在主张“整合式统治”:综合运用各种策略以实现成本最小化和效果最大化。这又与韩非子“法术势”的统治理念不谋而合。
   
   《韩非子·难势》中说:“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抱法”指制订法令法规,“处势”则是利用君王的权势实施统治。“抱法处势”就是把“法”和“势”结合起来。同时,韩非子还把“法”“势”与“术”融为一体,形成了以“法”为核心,以“势”“术”为保障的完整的法治理念。
   

   尹文、韩非的思想与儒家的“王道”与“霸道”主张一脉相承。所谓“王道”,即以仁义治天下,施行“礼治”“人治”和“德治”。而所谓“霸道”,即国君凭借地位、权势、刑法实施统治。儒家认为,权势与酷刑只能收到暂时的镇压效果,只有推行“仁政”才能笼络人心,才能实现长治久安。而鲁迅在《且界亭杂文·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中国的王道,看去虽然好象是和霸道对立的东西,其实却是兄弟,这之前和之后,一定要有霸道跑来的。”
   
   无独有偶。两千多年后,欧洲的“后马克思主义者”(也称“新马克思主义者”)也提出
   了相同的观念。葛兰西(Antonio Gramsc)把“古典马克思主义学说”(classical Marxism)的“上层建筑”分为“政治社会”(political society) 和“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并进而提出了“文化争霸论”(cultural hegemony)。统治者必须在“市民社会”里赢得全社会的理解与认同。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则把“国家机器”分为“强制性国家机器”(repressive state apparatuses)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在信息化时代,政府无法单独依赖“强制性国家机器”来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社会越发达,“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作用就越突出。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确立了国家——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的(public sphere)的三元结构论,并系统论述了“公共领域”的主要功能是确立合法性(legitimacy)。今天,统治阶级不愿看到的是,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公共领域”早已超越了传统的国界线,发展为“全球化的公共领域”(globalized public sphere)。个中厉害,2002年爆发的“萨斯”(SARS) 已经给中国上了难忘的一课。
   
   关于“文化争霸”,加拿大经济历史学家、媒介学者英尼斯(Harold Adams Innis)指出,传播是社会控制的手段。而美国学者罗伯特·福特纳 (Robert S. Fortner) 则进一步把社会控制分为国内架构和国际架构两种。在国内,传播的主要任务是确定社会目标,建立并推行行为准则,确立“四政”(政党、政权、政客和政策)的合法性;在国际上,传播的主要任务是影响他国的对外政策,制订国际标准,改善国家形象。正是因为信息的流动(或曰传播)事关“四政”的合法性,弗拉基米尔·阿尔乔莫夫(Vladimir Artemov)才警告说:“信息是一种有力的意识形态的和政治的武器,它可用来颠覆政权。”事实上,欧洲的传播学者早已开始从信息流动的视角研究非民主国家的政权更替。而笔者的主要兴趣之一就是建立“传播力学”,系统研究信息传播的建设力与破坏力。
   
   在当今时代,信息主要通过大众传媒、教育机构、宗教系统等渠道传播。而对这些系统的“控制”能力则集中反映一个国家的“软实力”。 20世纪8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的约瑟夫·奈教授提出了“软实力”(soft power)概念,用以指军事、经济之外的非强制性的第三维实力,即“通过劝说和魅力而非威胁或军事手段来影响别国的能力”。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访问学者约书亚•科兰兹克(Joshua Kurlantzick)在其新著《魅力攻势——中国软力量如何改变世界》中则把“软实力”界定为“军事力量以外的其他一切力量,包括经济力量、外交力量和文化力量”。显然,科兰兹克的定义要比约瑟夫的理解宽泛得多。而笔者感兴趣的是,“软实力”概念能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国内治理,中国又能从中受到多少启发。
   
   遗憾的是,虽然美国政府在公共外交方面下足了气力,但美国的国际形象却是每况愈下。于是,发明了“软实力”概念的美国人开始了反省。反省的重要成果之一便是2007年11月6日推出的“聪明实力”(smart power)报告。“聪明实力”是结合“软实力”与“硬实力”之所长,超越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该报告是由美国前副国务卿理查德·阿米蒂奇和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领导的跨党派“聪明实力委员会”提出的外交方略。与此同时,美国官方智库“东西中心”(East-West Center) 主席Charles E. Morrison和高级研究员Peter A. Petri在同期共同发表的文章中建议,美国在处理与亚太国家关系时应该进一步整合非政府力量,应该重新审视传统的“软实力”运用模式。
   
   两千多年后的今天,高度发达的美国提出的“软实力”“聪明实力”假说,与中国儒学的“德治”“仁政”理念惊人的相似。所不同的,儒家的学说侧重于国内统治,而美国的学说着眼于全球治理。但愿中国能够以史为镜、以“国”为镜,能够从中吸取到“和谐发展”与“和平发展”所必需的营养。
   
   (作者系海南大学传播学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
   
   (原载《北京之春》2008年3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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