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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现代化盘整进程与中国知识分子成长

    现代化盘整是指世界性的整体变迁趋向一致的过程。在中国,从知识分子与现代化的关系看,现代化盘整过程就是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逐渐兴起、成长并发挥作用的回应过程。中国的现代化可以追溯到清末的洋务运动,从洋务运动至今,其间百年跨度,世界现代化整合中国过程断断续续,一波九折,荡气回肠,至今也未完成。这导致了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自身发展的蹉跎与悲壮。
   
    自晚清时代起,因知识分子的参与现代化盘整进程,而在历史长河中业绩斑斓。李鸿章曾形容晚清时代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作为同光中兴的支柱人物之一李鸿章、张之洞以及郭嵩焘、曾国藩、魏源、郑观应、王韬、康有为、梁启超、杨度、严复等,都是见证这一巨变开篇的最早知识分子。中国科举制废除以前的知识分子,主要被视为崇尚体制内贡献的“治国”参与者。 随着科举制的废除,读书人或知识分子不再天然地融于体制内,而是开始分离出体制外担待“忧天下”的参与者。无疑李鸿章、张之洞们的改良同康有为、梁起超式的变法,已经发生了脚色的分裂与转变:如果说,前者身上看到的依然是来自陈旧体制内士大夫式开明的话,那么后者那里已经含有了现代性和现代知识分子的特征了。
   
    现代化盘整进程冲击下的中国知识分子,其脚色发生如此变局的重要原因,应是1905年科举制的被废除。这导致了读书人不仅在心理上失落了,而且在体制上失去了权力依托。他们不再重复“学而优则士”的特权,传统的读书人终于割断了与权力的脐带,被官场不断边缘化为自由人,知识分子才有可能向相对独立的社会脚色过渡。在现代化盘整中国的晚清时代,作为开明士大夫所推行的回应现代化进程的改良措施之一,就是废科举、兴新学,相继而来的便是报业、出版业的生长。这使得许多年轻学生先后不同程度地接受了现代教育或西方观念的洗礼。由此以来,他们就开始对传统中国文化与现实政治进行反思、批判与否定。而由于现存体制及其代表者、维护者会本能地压制他们的反思、批判与否定,这反而推动了他们以群体形式或结社形式来汇集力量。如以康梁变法为伍的知识群体和聚集在同盟会旗下怀有强烈汉族主义的激进青年知识分子等。这些反体制知识分子的集体政治活动,最终导致了延续几千年的皇权制的终结和第一共和国的诞生。

   
    不久,在现代化盘整中国的大背景下,以蔡元培、胡适、鲁迅、陈独秀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又开始了对“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反叛,他们留学海外,以科学、民主反对专制、愚昧,对国人进行启蒙,其涉及范围之广,囊括了政治、经济、语言、文化、教育等领域,甚至连梁启超和梁漱溟这类公认的中国文化本体论代表,都要接受西方文化。梁启超说中西文明是可以互补的:“拿西洋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它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正是我们的责任”(梁启超,“欧游心影录”,引自罗荣渠编《从西化到现代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47页)。梁漱溟在经过数年的研究后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对于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就是对其态度要改一改”(梁漱溟,《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前引书,第74页)。在这个时期,中国知识分子首次将大成至圣孔子拉下神台,开始了一次史无前例地对封建主义赖以生存的思想基础的颠覆。他们从工具批判走向体制批判,这是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取代传统的士大夫而正式诞生的主要标志。工具批判的出发点是对现成体制的枝节修补,而体制批判的目标则是对现成体制的根本改造。体制批判的脚色转变证明了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开始独立。如果说,康有为等人的“公车上书”还是一种工具批判的话,那么,邹容、朱执信、孙中山、陈独秀等人的言论,则完全是彻底的体制批判了。
   
    中国进入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后,国家再次陷入内忧外患,特别是随着倭奴的铁蹄踏破河山,从何梅协定开始到秦土协定,察哈尔主权丧失,中华民族危如累卵,华北大地竟放不下一张书桌了。那时,甚至日本浪人,都跑到北大红楼前,狂喊要接收北大。这时以张震寰、黄华、袁宝华、朱穆之、蒋南翔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便又生长出高昂的民族主义反抗意识,结下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担待救国中兴情节的另一面。
   
    然而,中国自从“红色记忆”形成官方意识形态以来,文化专制已经固化成一种国家精神与社会经验,使得任何一种知识形态,都需要一个由意志强制力支撑的权威性或者政策性的认可与解读;所有知识分子的自主思想、责任担当都必须为“革命”文化或者权力社会所操纵,都要经过政治改造,再以“服务责任”的形式接受“红色记忆”的检阅,以担当官方意识形态对公民进行灌输、说服、教育和劝导、发挥任务使民众心甘情愿地服从政治统治的脚色。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独立性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阉割。这是以胡风、储安平、顾准等一类思想家的悲剧为标志的。后来中国竟发生了全面围剿知识分子的“文化大革命”。不少知识分子死于非命,多数知识分子遭受政治迫害。中国知识分子自身的这种惨烈、苦难的经历,导致了他们面对现代化盘整进程中的责任召唤,开始了更深层次的良知反省。于是,文革末期的知识分子再一次回应了现代化进程的召唤,开始反叛体制。1976年的“四五运动”就显示了青年知识分子试图摆脱政治压迫和文化管制的生存状态,相继而来的民主墙运动、学生竞选运动与民刊运动都对此做出了很好的解读。这一时期是以青年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如胡平、王军涛、陈子明等。而1989“六四风波”,则是中国在全球现代化盘整的大背景下,以王丹、吾尔开希、蔡玲等大学生为主体,带动起严家起、包遵信、刘晓波等一大批体制内外知识分子对传统体制的一次最宏大冲击,悲壮可歌,史无前例,可谓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回应现代化整合进程的最壮丽历史诗篇。
   
    而今网络民主墙的兴起,又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回应现代化整合中国的时代召唤,提供了无限广阔的作用平台。而汪兆钧、郑存柱、郭泉等体制内外知识分子不约而同地多次发出政治变革网络公开信,和最近由知识分子参与的14070位中国公民署真名联合上书,敦请中国人大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北京资深媒体人凌沧洲先生不畏严寒发出:推进新闻出版自由,开放报禁刊禁网禁公开信(被称之为2008年伊始,呼吁启动新闻自由破冰解冻之旅)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在这样的平台上茁壮成长的生动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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