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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出身歧视”及演化——大学生考公务员纪三80225

   过去的中国升学考试有过“出身歧视”,现在招公务员的“非党歧视”是其演化的结果,有相似,不同在于前者隐蔽,后者公开。
   
   (一)对“黑五类”子女的“出身歧视”
   在人类历史上的“出身歧视”,多发生在共产极权国家,是针对对 “剥削阶级”及其子女的歧视。这种歧视以后发展成阶级灭绝,在中国苏联东欧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就一度消灭了地主阶级、富农阶级和资产阶级。在中国反对“歧视”的人很多成了“反革命”、 “坏分子”、“右派分子”。于是在中国专政对象就扩大成为“地、富、反、坏、右”,又叫“黑五类”。
   

   从1957年反右之后,“黑五类”子女受到的歧视,包括升学、就业、当兵(填写的申报表中有一栏是“出身”即“家庭出身”)。“出身歧视”曾经伤害过很多青、少年,当时有些“黒五类”家庭出身的学生自暴自弃,形成社会问题,当局只得提出 “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以便改造,减少反抗。
    “文革”开始,大学停止招生,在这之前的高考,中央都有针对家庭出身的歧视性规定,“黑五类”家庭出身的子女遭遇“不宜录取” “降格录取”。把很多品学兼优的学生排斥在大学门外。
   
   (二)当时“不宜录取”遍及全国
   1949年之后在土改中剥夺了地主、富农的土地,出现了大量的侵犯地主、富农人身权利的现象,1957的打了55万右派。从此之后,“黑五类”(地、富、反、坏、右)的子女就受到各种歧视。对这种歧视常有所闻,我的朋友李昌玉就认识一个姓任的,该人地主家庭出身,品学兼优,1958年没考上大学,他不服气,一直考了8年,直到文革开始停止大学生招生才作罢。后来知道是因为自己家庭出身不好,不能被录取,八年的光阴就这样白白地浪费掉了。
   。
   最近看到袁剑平发表在《炎黄春秋》上的文章《文革前高考“不宜录取”政策的回忆》(注一),该文集中了很多事例和数字。记录了“黑五类”子女在升学中遇到的歧视,现摘录如下:
   
   “……受伤害的也不单是高中生,连初中生也因同样的缘故剥夺了上高中的资格;而且这样做并非一年。文革初期开封某中学档案室被撬,学生们发现正要参加高考的66届应届毕业生的政审档案,……证实了直到 1966年“不宜录取”、“降格录取”仍在执行,只是因为“文革”突起导致高考中断,才悄然止息。经查档案,1958年河南省某市高考“不宜录取”的比例是7%,1966年是 6.1%。自1958年至 1966年,8年里全国遭“不宜录取”“降格录取”的高、初中生究竟有多少?只有问老天才能知道。”(注一)
   
   (三)高考录取黑箱作业,贯彻“出身歧视”
   1949年之后中共掌权,贯彻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阶级斗争服务,于是高考、升高中的录取工作都实行黑箱作业,对“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子女进行歧视性筛选,通过政治审查,分别不同情况,定出了四个规格。一为“不宜录取”,二为“降格录取”,三为“可录取一般专业”,四为“可录取机密专业”,要根据政审定出考生属哪一类。定为“不宜录取”者考试成绩再好也进不了大学。这种歧视伤害了众多的无辜青少年。作者袁剑平在文中举出了大量事例。
   
   “江雪,1954年从入朝志愿军退役经考试插班到育才中学初二,始终保持门门功课 5分的优异成绩。被保送入高中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小说 ,又是校学生会副主席 、团支书,还多次被评为“三好学生”、“优秀团干部”,1959年高考时,江雪对自己的政治表现和学习成绩都是很自信的,报了北大、北师大等名校。然而,他接到的是一封这样的信:“由于招生名额有限,今年你未被录取”。后来,江雪才知道自己因为家庭出身问题而落榜 ,并获悉在 1959年的文科考生中,各科成绩都在 85分以上的,全省只有两人,江雪分数最高。当时有八所大学都想录取这位‘省文科状元’,可是均在‘不宜录取’政策面前望而却步。”
   
   “获得首届徐迟报告文学奖的作品《胡杨泪》记述的主人公钱宗仁也是一位不宜录取者。钱 1963年在湖南参加高考时是湖南省的前十名,清华要录取他,因家庭出身问题 ,他所在的公社不给档案。1964年他第二次参加高考,被哈尔滨工业大学录取,3个月后,因公社书记多次到学校逼迫,迫使学校将其退学。1965年他又一次要求参加高考,公社出面不准他报考。钱宗仁被迫到新疆谋生,过着极其艰苦的生活,但是他仍然自学数学。1984年《胡杨泪》一文发表后,钱宗仁引起各方面的重视,改行到《人民日报》当记者,正当他准备大干一场时,却被诊断出已是肝癌晚期,于 1985年l0月 1日凌晨去世 ,年仅 4l岁。”
   
   (四)右派子女遇到的歧视
   1957年55万知识分子被打“右派” “黑五类”,在以后的22年里,不但“右派”本人受到摧残、专政,而且株连子女,他们在高考中多被列为“不宜录取”,据袁文介绍:
   
   “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 9月出版的《荆棘路》中收录了著名剧作家吴祖光的几篇文章,他谈到自己因鸣放而被打成‘右派’后的悲惨遭遇 :‘什么反右、批判、检查、劳动我们都经受了;但是使我最痛苦的是我的家庭,我的母亲、妻子、子女……再说我们 3个孩子,都不许升学。长子吴刚去近郊农村‘锻炼 ’,次子吴欢初中读完也送到北大荒, 作了7年‘兵团’通讯员,每天走 70华里送信的苦役。小女儿吴霜初中毕业后 ,竞被原来最喜欢她的女班主任老师取消了她升学的权利,只能留在家里……。’吴老在这里记述了初中不能升高中的小女儿。我的一位中学老师夫妻二人曾带过一个业余班 ,里面全是初中不能升高中的学生,这些学生不能升学更不能进工厂。老师说他们都很刻苦,既爱学习,又能干活,良好的学风、艰苦的环境让他们夫妻至今难忘。”
   
   集作家、画家、艺术家于一身的冯骥才也是一位天津的“不宜录取”者。在接受台湾作家施叔青的采访时,冯说 :“我 1961年高中毕业 ,考中央美术学院,我出身不好,复试完了,教师告诉我:你愿不愿意上李可染的山水画系?’我说:‘愿意。’最后我没有被录取,原因是我出身资本家的家庭……”(《文坛反思与前瞻》,新加坡,明创出版社,1989年)
   
   (五)遇罗克遭遇“不宜录取”
    遇罗克是“文革”中反对“出身歧视”的英雄人物,他写了“出身论”,后来被判死刑,他自己也有“不宜录取”的经历。
   
   “遇罗克 1942年生,北京市人,其母是解放初期北京一家有十几个工人的小厂老板,遇罗克因此成为资本家出身。1957年遇罗克的父母双双被打成‘右派’。1960年他参加高考时落榜。之后,他主动报名到北京郊区人民公社当农业工人。1962年遇罗克又参加了高考,北师大准备录取他,但他所在的大队却坚决不给档案,理由仍是“家庭出身问题”。结果,他再次名落孙山。”。
   
   (六)孙中山的孙女也不能幸免
    袁文介绍孙中山的孙女孙穗芳在《我的祖父孙中山》的后记中记述:“1955年 ,我从上海第八女子高中毕业,我三年高中的总平均成绩在 90分以上 ,还被评为五好学生。在教师的指派下,我还负责帮助五位同学通过了毕业考试。虽然有这样的成绩……我不能进入任何大学读书。我对自己的未来非常悲观,却连哭都不敢哭……就写了一封信给祖母宋庆龄……祖母很快回了信,信上说:上大学不是人生唯一的道路。不过,她在信的最后一行提到:但愿我明年能进入大学;次年我进入上海同济大学。”孙穗芳的回忆表明 1958年以前高考中也有类似的政审条件。只不过 1958年以后政审涉及的内容更多了而已。”
   
   (七)关于“降格录取”
   降格录取的典型是考生吕延梅她“初中时是‘全5分’学生,被保送到高中部。他虽出身富农,但自恃学习成绩优秀,报了北京大学数学系。他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信封右下角印着北京大学四个字,但被蓝水钢笔划掉 ,改写成‘开封师范学院’,又被用钢笔划掉,最终改定为‘开封师范专科学校’。开封师专属两年制大专。吕延梅虽被该校录取,上的却是一年制的数学短训班,这种短训班不算学历。从北京大学一降再降,落到师专一年制短训班,吕延梅可谓1959年高考‘降格录取’的典型。”(注一)
   
   (八)“出身歧视”与“非党歧视”的异同
   “出身歧视”与“非党歧视”都是侵犯人权,但是“文革”前歧视“黑五类”子女是通过黑箱操作,即由党务工作者对学生做政审核查,确定谁是“不宜录取”,但不公布,很多人并不知情,包括考生本人,这些出身不好的学生在高考前,怀着美好的理想,拼力准备,其实他们的命运早已被政审人员决定;直到最后名落孙山,他们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人还怀疑自己是临场没发挥好,很少有人想到他们考不上大学是因为他们的父辈是右派,是地主、富农。善良的人们往往不会想到当权者事先就决定了他们“不宜录取”的命运。
   
   人们要问:既然事先定下了考生们的命运,为什么考前不告诉考生?不是可以省了他们备考的忙碌、等待发榜的焦虑和对未录取原因的猜疑吗?但是当局却丝毫不考虑人权的侵犯和考生及家人的愁苦,当时上层公开的宣传仍是:“家庭问题是有成份论,不准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而实行蒙蔽的政策。当局为了保持自身的“伟大、光荣、正确”的形象,而采取黑箱操作业。”
   回顾过去50年的历史,当局从五十年代 “出身歧视”演化到现在公开的“非党歧视”,都是严重侵犯人权,前者是隐蔽的黑箱作业,后者却是明目张胆、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进行。这说明当局在践踏人权方面因为没有遇到有力的反抗,因而更加肆无忌惮,我们对此不该保持沉默。
   我们理应争取彻底废除人权歧视,废除“非党歧视”。
   
   注一:《炎黄春秋》2007年第六期
   
   2008年2月25日孙文广于山东大学(0531-88365021,13655317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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