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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教育机制弊端的成因与后果

   武坚

   1:当代中国教育机制弊端的成因--等级制观念的影响与教育的异化

   1-1:教育目标的异化与精英化教育的弊端

   1-2:教育手段的异化与工具化教育的弊端

   2:当代中国教育机制弊端的后果

   2-1:精英化教育造成的公正困境

   2-2:工具化教育造成的创新困境

   “从鸦片战争以来的100多年,中国的社会主题是如何救亡图存,但是未能从教育上充分认识东西文明强弱逆转的原因。中国的改革者和革命者力图摈弃旧的教育体制,探索新的教育之路,但是一直没有意识到,公民教育是现代国家为社会文明持续发展做出的一种制度性安排。从改革开放的近20年以来,中国的主题是如何重返国际社会和重建中国文明,但是没有从教育上去认识这个主题。虽然也有多次改革教育的努力,这些努力确实改变了教育的面貌。但是,我们还是没有认识到公民教育是现代国家应有的制度性安排。尽管我们很多教育文件和法规里,都表达过要通过教育培养合格公民的意思,但是却始终没有明确地将基础教育定性定型为公民教育。因此,从封建教育到现代公民教育的转型,一直没有彻底完成。”[默公、一泓、子云《关于建立公民教育体制的建议》]

   1:当代中国教育机制弊端的成因--等级制观念的影响与教育的异化

   一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决定着该社会的教育理念、教育实践是社会实践的“复制机器”,其原因在于:首先,教育实践本身是社会实践的一个组成都分,不论人们对它寄予多么美好的期望,它的理念都要与社会的主流价值观相一致,它的运作必然遵循社会实践的基本原则,它的目的、内容、活动方式都是满足“社会成员再生产”的需要,即通过教育实践生产出与现存社会制度、价值观念相适应的社会化成员;其次,从事教育实践的个体是现实社会的成员,他们的观念和行为模式不可能超越现实的约束。因此社会现存的制度和价值观决定着教育的基本属性和方向。

   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造就了中国教育的两种异化机制--以培养少数管治者为目标的教育精英化与以驯服绝大多数民众为目标的教育工具化--共存的局面。在等级观念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国,教育的过程被理解成为“将受教育者筛选甄别并最终分别送入不同社会等级的过程”。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教育的最终目标,一方面在于培养出少数“高人一等”的管治者,与此同时,将众多“教育过程中的被淘汰者”培养成为认同等级制度的驯顺工具--通过一次次来自外界强加的“失败打击”使其丧失自尊和自信、从而永久地生活在懦弱与胆怯之中。对中国教育机制形象化的描述是:教育精英化与工具化相结合的中国教育机制就像是一台巨型的压榨机,为了“压榨”出少许精华而使大量作为原材料的社会成员承受着巨大的外部压力和内心的煎熬。只有少数幸运的成员能够得到最终的奖赏,而此外的绝大多数则被作为生产过程中的“废品”遭到遗弃。[附注:这里所说的“遗弃”是指对人格尊严的蔑视和践踏,而不是指肉体上的消灭。]

   1-1:教育目标的异化与精英化教育的弊端

   布尔迪厄在《教育、文化和社会再生产》一书中论证了教育机构不仅仅是传授知识的机构、同时也是再生产社会不平等并使之合法化的机构、是现代社会中阶级再生产的一种重要机制--“在现代社会中,学校接管了使社会分层神圣化的工作”。精英化的教育机制通过为受教育者贴上“优等”或者“劣等”的标签使一部分人跻身社会上层、使另一部分人沦落下层。[附注:布迪厄在这部又名《再生产——一种教育系统理论的要点》的著作中明确地指出:尽管教育承担着众多的功能,但其最重要的功能,乃是通过作为相对独立的垄断着符号暴力合法实施的社会机制,在中立性的外衣之下,使它灌输的文化专断得以再生产,从而有助于集团或阶级之间的权力关系的再生产。]在有着深厚等级理念传统的中国,教育同样具有这种“将一小部分精英筛选出作为管治者”的功能,更准确地说这是中国教育最为重要的功能:为最终跻入管治阶层的少数个体涂抹上一层“睿智”的伪装,从而人为地确立他们相对对于被管治者的“智力优势”;人们重视教育的最根本的目的不是“为了掌握知识”,而是期望在这种甄别中获得进入高等级的通行证。中国的精英化教育从形式到本质都是鼓励少数受教育者实现“出人头地、做人上人”的目标,而不是为了让社会最终达到人格平等的境界。这样的教育过程不仅不能提升社会的平等程度、消除等级制的影响,反而通过各种理念灌输和机制安排进一步巩固了社会原有的等级差别。

   不容否认,个体的先天智力差异和后天努力程度决定了教育这种(将不同的受教育者归入不同等级的)筛选功能的内在合理性。但是在中国,教育的筛选功能却被人为地异化了、从而造成与现代西方社会大相庭径的结果:在一个有着世袭等级制传统的社会里, “优等”标签的获得不仅仅取决于受教育者的个人能力,更多的是与其家庭背景相关联--那些拥有垄断特权的家族的子孙们得以凭借血缘的优势、在精英教育的帮衬下优先地并且迅速地窜升到社会的管治阶层。无论是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还是当代,父母的社会关系、权势、财富都深刻地影响着子女入学、就业、晋升的渠道和机会,区别只在于程度上的差异:在毛泽东时代,以“革命”自居的领袖们尚需要借助于“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遮盖,而在后毛泽东时代,“父业子承”的权力继承观则越来越无所顾忌地大行其道;在毛泽东时代,父辈的政治权力成为子女获得特殊教育资源的依靠,而在后毛泽东时代,功利主义的盛行使得金钱获得了赎买权力的途径,在政治权力的影响有所淡化的同时、金钱的多寡正在逐渐成为教育资源分配博弈中越来越重要的刚性指标。

   对精英教育机制的利弊需要从其实施的客观效果来判断。在当代,这一判断的依据来自如下两个方面:精英教育机制的成功者是否担负起了引领社会进步的责任、是否成为构建人性化社会的领导者;精英教育机制的失败者是否能够积极地面对现实生活、是否影响社会的和谐与进步。

   我们无意否认在一个开放性的社会里精英教育机制具有正面的功效:精英是任何(小至社团、大至国家的)组织得以运作的核心,是人类社会(特别是在知识领域)得以持久发展的动力,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以筛选精英为己任的精英教育机制有其长期存在的合理性。但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精英的筛选越来越多地借助于垄断特权”的封闭性社会里,被异化的精英教育机制越来越呈现出与上述正向效应无关的特征:无论是在当代社会制度和价值观的构建、还是科学技术突破性的进展中,都难以见到被刻意培植的中国精英们的形象;反而是在瓜分民脂民膏的“私有化”盛宴中和咀嚼山珍海味的餐桌旁经常地展示着他们饕餮的身影。

   在有着人本主义悠久传统的西方国家,尽管存在着精英教育机制,但是对“自由、平等、博爱”价值观普遍、执著的信仰使其内生出制止精英教育机制所蕴含的等级观念泛滥的机制--不仅重视个体知识与能力的培养、更重视社会责任与健全人格的培养;不仅重视对少数睿智者在专业化知识方面的传授、更重视针对公众的生存技能的传授;更为重要的是,努力将精英教育机制所铸造的等级化限制在“基于个体能力而不是家庭权势”的范围内,并努力通过教育资源的平等共享而消除“世袭等级化”的可能性。

   与西方社会相比,缺少人本主义传统的中国无法内生出制止等级观念泛滥的机制,精英教育机制在中国造成的结果只能是“等级制的强化和对人格平等理念的蔑视”,因为一个受过良好专业技能培训、却缺乏人本主义思想熏陶的个体,如果专注于追求个人功利,势必变成权势和名利的崇拜者、成为“稳定”的等级社会的支持力量,良好的专业化教育不仅不会阻止他们攫取权势和名利的野心、更赋予他们攫取权势和名利的能力。于是,对知识的追求成为对权力追求的变体,原本应该用于造福于人类社会的知识被异化成为维持权力垄断和社会等级制的工具。

   事实上,被世袭等级制异化了的中国精英教育机制正在流水线式地生产着这样的群体:自我中心、视野狭小、缺乏公益性和人文情怀、唯一关心的只是个人利益;缺乏多元化包容的理念、容易以偏概全、走入极端和对立;有专业知识、无人文素养、普遍缺乏人本主义思想的熏陶;缺乏人格魅力和独创性、依附性心理较重;缺乏独立自我而只能通过他人的主动肯定(他人的赞许)或被动肯定(在横向比较中获得的优越感)找寻自信,一旦被贴上成功者的标签,就有了出人头地的快感和居高凌下地鄙视他人的资本,一旦遭遇挫折、身处逆境,就唉声叹气、自暴自弃,或者怨天尤人、愤世忌俗;有强烈的优越意识和等级观念、并习惯于将这种优越感外化为对他人的否定;过高评估感官的享受和个体化成功、缺乏宗教意义的精神升华追求;习惯性地用个人感性经验取代理性思考,用局部的和个体化的经验替代全面、系统的认知;对社会底层的麻木不仁和对权贵的阿谀奉承相互共生、偏见和狭隘代替公正和客观。

   如果在过去一百年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尚能够见到奋发有为的精英、从而为“中国式精英教育机制的正面功效”提供有益注解的话,那么在精英教育机制的获益者普遍认同“借助于其专业化知识谋取个人利益”理念的当代,实在难以发掘出“兼具依托权力垄断和强化等级结构特点”的中国式精英教育机制的内在合理性。今天的中国是一个专注于个人功利的国家,在这样一个充斥着极端个人中心主义意识的社会里,“精英”成为“更高效地获取个人利益的钻营者”的代名词,精英教育机制曾经引以自豪的“培养具有高尚集体主义情操的接班人”的伪装被彻底弃置、精英教育机制所蕴含的“否定平等、强化等级”的理念被赤裸裸地展示出来。在一个“借助个人能力获得个人利益”理念成为主流的时代,有什么理由继续保留着“失去了集体主义光芒、却沿袭着教育资源分配不公正弊端”的精英教育机制?

   当我们看到如此之多作为精英教育机制获益者的专家学者们经常性地发表蔑视人性基本尊严和权利的言论时、当我们注意到如此之多作为精英教育机制获益者的海外华人们沉溺于自私的生活方式和狭隘的功利理念而在人道援助方面麻木不仁时、当我们注意到如此之多作为精英教育机制获益者的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们竭其所能地主导和参与瓜分国有资产狂潮时、当我们注意到如此之多作为精英教育机制获益者的知识精英们为了一己之私而争相成为协助国外资本集团攫取本国利益的买办时、当我们注意到在中国历史中反复出现过的“在国家遭受异族入侵威胁的危难之际有如此多接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成为卖国者”时,我们还有什么信心相信:在缺失人性化教育的氛围中培养起来的精英们,其最高生活准则不是为了追求自我的安逸享乐和高高在上的优越感、而是为了追求国家民族繁荣富强的长远目标?在“对人性自利本能的坚信”使得任何构建“集体利益高于个体利益”价值观的努力沦为虚幻的时代,精英教育所追求的培养“高风亮节”英雄的目标如果不是可笑的梦呓、就是别有企图的欺骗和盗窃--而现实使我们无法否认这后一个企图才是那些“精英教育机制”优越性的鼓吹者们真实的目标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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