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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蕩中的柬埔寨 --- 幾點思索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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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情和解讀

   

   在論述和評析了整個第三次印度支那衝突中的起因、過程和結果後﹐我們應該不僅作歷史的判斷﹐還應在認知上分辨以及認定衝突系統中各層面的、各因素的內在互動和各參與者之間的關係。

   值得強調的是﹐不少分析家對這場衝突作了多種不同方法的分析。某些“進步的西方知識分子 ”認為﹐社會主義陣營遭到了極深的分裂﹕社會主義國家的民族主義癌細胞蔓延令到中蘇衝突、中越衝突和越柬衝突發生。( 注1 )

   由此﹐有人站在某一方來譴責另一方背叛了社會主義原則﹐指責中國的帝國主義政策; 為越南侵柬行為合法化, 理由﹕赤柬屠殺本同胞﹐追隨毛主義和中國式文化大革命。

   原旨毛派主義者薩米爾-阿敏 ( Samir Amin ) 認為﹐赤柬是“反抗越蘇修正主義集團的真正英雄 ”而越南“ 是擴張主義者﹐為解決它的餓民而企圖吞併柬埔寨的稻米。” ( 注 2 )

   進步分子則合法化越南侵柬行為﹐強調赤柬恐怖的屠殺﹐但不要忘記﹐越南首先並不是為人道理由入侵柬埔寨﹐由此很自然就引起中國的反對。

    站在河內和金邊一邊的人反對東盟的政策﹐尤其是新加坡和泰國於1982年製造環境讓高棉各反越組織組成“聯合政府 ”。

   至於一些“ 自由主義者 ”﹐他們全都譴責赤柬的罪行﹐越南的帝國主義野心和金邊政府的走狗角色。他們公開反對越南的侵略和導致柬埔寨的既成事實, 論點把該衝突過份意識形態化, 甚至斷言﹕沒有人能夠阻礙屬於蘇聯帝國主義擴張一部分的越南擴張。 ( 注 4 )

   所呈現出的意識形態內涵有時確為強烈﹐使人們難以明瞭柬埔寨問題內在因素的演變真相。我們應該注意到柬埔寨國內四個派別間相互的仇恨以及他們對越南的世仇。

   柬埔寨人之間亦被深度的分化﹐歷史上流血事件過多﹐而柬埔寨知識分子自己對衝突的利益關係﹐演變和整個衝突的發展趨勢亦難有清晰的認識。熱心和激情﹐為發表而發表﹐這說明了為何海外柬埔寨人的分裂和無效率辦事的情況﹐他們為未來的“民主 ”的問題爭論不休。柬埔寨國內外的人皆缺乏民主精神。柬埔寨民族統一陣線 ( 成立於1981年由西哈努克為首 ) 、洪森的共產黨、赤柬或者其他民族主義者組織皆無一民主的精神﹐他們有的是宗派的鬥爭和裙帶關係。

   印度支那衝突是一種特殊的衝突﹐與其他地區衝突比較﹐外國觀察家只能揣測﹐解釋各聯貫的因素的關係。有人認為﹐建立印度支那聯邦﹐不惜手段消除赤柬皆為越南的基本目標。對於越南或中國的真正目的﹐人們難以永遠達到一致的看法。由此﹐這衝突就難以分析得清楚﹐所提出的解決方法就會產生不同的結果。

   外國分析家不僅為這不透明的事實而誤解﹐就算是直接參與者如越南、中國、柬埔寨各派別、東盟等亦皆難以為這場衝突下定義。

   由局部、地區和國際上的三個層面所組成衝突的因素互相重疊、穿插﹐使人難以分別、理解和花費長時間難以找到解決的方案。

強烈的內在互動和獨立的層面

    ( 廿世紀 ) 八十年代人們解釋第三次印度支那衝突為地緣戰略﹐但它僅是中蘇衝突全球化的擴張﹐中蘇美三角關係的強烈反映的一部分而已。 ( 注5 )

   而且﹐不要太簡單把它只作為地區衝突如中越關係或越南東盟的問題﹐或是柬埔寨內戰。

對於不同的參與者﹐第三次印度支那衝突具有不同的含意﹕

高棉游擊隊﹕首先﹐反越南侵略﹐民族解放鬥爭。繼之﹐參與組成聯合政府﹐包括洪森的黨派在內。

越南﹕保證國家安全﹐打破南北兩方的包圍。或許要重立起“ 印度支那聯邦 ”的舊調新夢﹐至少實現統一的印度支那戰略行為。此外﹐它亦是一場外交衝突﹐越南期望金邊不是一個敵視它的政權﹐以及擺脫外國經濟封鎖﹐使國家發展不停滯。

泰國﹕期望邊界衝突不蔓延至其領土內﹐然後﹐不再顧慮越南的擴張﹐急於為衝突尋找出路﹐從而在印度支那國家尋找商機。

其他東盟國家﹕為確保地區安全﹐嘗試阻止各大國把東南亞變為直接衝突的地區。同時﹐基本上強調任何一國都沒權進入另一國的領土。此外亦持如泰國對印度支那發展經濟的目標。

中國 : 重要的是打破蘇聯在南邊的包圍。為此﹐實行干涉印度支那的反包圍計劃。最終﹐這場衝突變為恢復古老朝代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屬藩關係。繼之﹐為了面子和解救赤柬﹐至少讓赤柬能夠參與政治解決柬埔寨衝突的程序﹐儘量保留多一個已是世上為數不多的社會主義國家。

蘇聯﹕為包圍中國﹐與美國相爭地區勢力﹐擊破被亞洲邊緣化﹐增強其影響力。但自1986年起﹐因經濟衰弱和不良的國際形象而為解決印度支那衝突尋找辦法。

美國﹕衝突為蘇聯擴張的一部分而應該制止。但蘇聯的威脅亦會起變化﹐參與為解決局部衝突的一方﹐從[email protected]道德上的利益 ( 對越南“戰後的報復 ” ) 而不危及與中國的關係。

   對於每一方﹐印度支那衝突在不同時期內有其特殊的意義﹕民族解放鬥爭、邊界衝突、地區衝突和國際衝突 ……。

   然而﹐這場不同層面的衝突中產生了一些難題。

   我們應該留意在這每一層面的衝突之間﹐甚至在同一個衝突的範疇內的獨立關係。赤柬不斷地夢想重返金邊﹐並堅信柬埔寨會變為越南的殖民地﹔中國否定越南建立其影響範圍之權利並要把它消除﹔美國讓共產國家“ 互相殘殺 ”﹐只為阻止蘇聯在亞洲的擴張而已﹔泰國不能接受緩沖國寮、柬的消失﹐使其領土與另一個帝國接壤……。

   每一方有其戰爭的想法﹐亦可為鬥垮另一方把其鬥爭拼合起來﹐但每一方仍保持其足以自由的行動和自主權﹐而不是被某一方所利用。每一方亦可在某時刻內為其鄰國的利益服務﹐沒有一方能夠完全獨立地作代理戰爭的遠距離控制。

得與失、勝與敗的概念

    得與失、勝與敗的概念是極為相對的﹐ 尤其那是一場具空間限制、 缺乏透明度和有抑制的激烈的衝突。越南作為國家或社會、文化和政治的集體從未把自己的生存作賭博。在此衝突中的任何一方亦如是此。這衝突不是為生存而鬥爭﹐ 亦不能以任何一方的勝利或失敗為衝突尋找解決方法。

   越南於1979年以軍事行動贏取了對赤柬的勝利。無可爭辯﹐ 越南已贏得了具體空間、 人為和政治上的組織和控制權﹐ 但又敗於在國際社會上承認一個既成的柬埔寨事實﹐ 由此﹐ 越南在政治和有條件的戰略目標不能達到。

   中國和泰國摘取了越南的勝利果實﹐支持高棉反越抵抗和激勵國際社會反越。越南失敗的主要原因是它不能對柬埔寨實行文化侵略﹐又不是以人道精神來阻止赤柬屠殺人民。越南並沒等待到“成熟時機 ”才發動軍事行動﹐即應該等到國際社會更為透徹瞭解赤柬暴行後才作軍事干涉﹐ 那時國際社會就會接受越南製造那個事實。

   因此﹐ 中國和泰國成功地“轉移 ”了衝突的本質﹐ 人道上支持高棉人反抗﹐ 把衝突提昇為蘇聯擴張政策下越南霸權主義的鬥爭。由此﹐ 越南失去了在越戰反美中贏得世界人民的支持和同情﹐ 在外交和經濟上被孤立﹐ 與蘇聯結盟淪為唯一的出路﹐即使是短暫的戰略手段也罷。

   越南在柬埔寨戰場上被陷入一場既不願意又要面對的戰鬥﹕ 這是一場遵守規則和反叛亂的戰鬥﹐ 不太受歡迎的難以定性的戰鬥。更甚的是﹐ 越南軍隊在各方面上又不能夠主動控制戰略局面﹐那麼就難以取得大成就。它只可做到的是侵擾或部份佔領泰國領土。這樣做也是十分危險的﹐ 因為會引來中國的干涉﹐ 被孤立的狀況更為嚴重﹐ 等等。

   對於另一方﹐ 進攻的戰略包括創立由西哈努克為首的柬埔寨聯合政府 ( 1982年6月22日 ) 使赤柬合法化﹐ 增強對各派系的軍援﹐ 在國際上成立反越陣線﹐ 對越禁運等等。

   總體上﹐越南在柬埔寨領土上亦可有效地反擊對方的進攻和控制了軍事局面﹐ 事實上﹐ 該衝突的出路並不來自戰場上。

   越南的軍事“ 勝利 ”後來轉為更糟糕﹐ 因為它的結果變為在另一方面上的失敗。譬如﹐ 1984-85年越南的一場“勝利 ”後﹐ 對方改變戰略﹐ 加強打游擊戰﹐ 打心理戰。

   然而﹐ 赤柬於1989-90年對各人口稠密的城鎮發動攻擊, 此又使到國際社會擔心赤柬會重握政權。由此柬埔寨衝突又成為複雜的問題。

   

   至今﹐ 沒有任何人能確定誰應為第三次印度支那衝突的勝利者。

   若認為越南的目標是在政治上鏟除赤柬﹐ 那就可說河內贏取了勝利。但觀看越南在過去十多年所投入的人力物力才取得這個目標﹐ 那種說法就難以成立了。此外﹐ 在經濟發展上﹐ 越南比其他東南亞國家更為落後。現今﹐ 越南決意發動發展經濟戰, 而不是作軍事競爭更為有信心百倍了嗎 ?

   同時﹐ 越南的“社會主義發展形式 ”是完全失敗的﹐ “越南之路 ”被認為是違反規律。

   自1975年起有逾二百萬人民逃離越南說明了在某種程度上﹐ 大部份人民對越南的社會主義建設失去信心﹐ 更不要說柬寮兩國人民的了。

   至於中國﹐ 有人認為是中國成功地對赤柬施壓﹐ 使它坐下參與為解決柬埔寨衝突的談判﹐ 但那只是誤解。原則上﹐ 中國或許取得了在辯論上的勝利﹐ 但它又是唯一一個支持赤柬的國家﹐ 可是赤柬在國際上的不良形象難以改變。中國自1979年推行實用主義﹐進行改革﹐ 但因1989年天安門事件和僵化的意識形態政策使中國的形象變醜。 1979年﹐ 中國被認為是一時的同盟者﹐因東南亞國家顧慮蘇越的擴張﹐ 對中國有信心。可迄今﹐ 面對中國對該地區的雄心壯志﹐ 東盟國家更為感到憂心忡忡﹐ 相反﹐ 越南的衰弱又使東盟家期望它儘快成為東盟的一員。

   因此﹐ 勝或敗的概念帶有甚少的意義﹐ 它是因人們如何在時間視野上作不同的定義而言。

掌握戰略性的空間和時間

   一個持續較為長久的衝突導致了多層次的反彈﹐ 時間因素在各方的精神和掌握戰略上扮演重大的角色。時間之船順或逆行﹐ 在一場較為不太緊張的衝突 ( 沒有發生重大的戰役 ) 中﹐ 是衝突中各方所常為顧慮的因素。

   以農民為主要人口的國家的時間觀念並不相同於西方工業國家的。西方人習慣只考慮短時間所發生之事﹐而東方人卻相反。保爾-姆 ( Paul Mus ) 曾說過﹐ 越南人“當他認為回答是不適當和就算是不耐的等待﹐ 他亦會隨時考慮改變的。” ( 注 8 )

   由此﹐ 承接了中國文化的越南人不認為時間為“根據均速運動﹐ 具有相同質量的時刻、 由連續不斷組成的單一的時間﹐”相反﹐ 它是“以年、季節和時代計算的總和。” ( 注 9 )

   壞事可變為好事﹐ 等候時機﹐ 此皆為東方人之常理。因此﹐ 法國人為尋找解決柬埔寨衝突的問題上“成功地 ”令到各方對手願意坐下來談判。第一次巴黎國際會議“加速 ”了時間。東方人並不習慣於這樣的實踐﹐ 他們不是為達到協議而來﹐ 而抱著“玩時間 ”的心理最為重要。不是對西方人和西方思維持幾分的諷刺﹐ 甚麼協議、 平等的解決方法、 互相都能接受的、 尤其不能改變的等觀念對東方人來說全是不可思議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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