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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文学之国

来源:自由圣火

   1个人的流亡意识在中国文学思想中的核心存在着

   做为中国流亡文学的定位:有两种最明显的特徵:

   1.被迫离开祖国,离开居住地,政府以政治法规宣佈这个人的肉身和思想不准返回本土。你的姓名、声音,包括作品都被清除在国家之外。你与人民的关系完全被切断。

   2.留在己经被佔领了的土地,但失去发言权和被迫切断与同语言人群的交流。肉体依然活在本土,活在本民族的地域之内,但你的思想或作品也被迫消失,仅成为匿名人。按党的政治标准:作家的思想和作品必须与党一致,至少在政治标准中接受审查。以便由党再转发给他们控制的人民,使人民少思考,便於规格化。

   在大陆上,活在街道内的百姓从从一九四九年被佔领日起,便被宣佈一切归了共产党,包括你的爸爸、爷爷和老婆的肉体都是党的私有财产了。百姓从此不再具备人民的身份了,可统称为臣民。你的生命从此也变成是党给的,而不是父母生的。就像今年春节联欢晚会上所唱的歌: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是生了我的身体而己。

   离开党的控制范围的人即是在犯罪,历次被各种运动清洗的人口大都是由党挑选出来的不合规格的人,进行改造或处死掉。

   近几天网路作家张林被抓捕的通知书上就写着:“在互联网上多次作案,发表署名文章,内容偏激,扰乱社会秩序,造成极坏的影响。”至於歪曲了什么事实,扰乱了何处的社会秩序就不提了。在党的统治下,个人式的写作即是犯罪。

   在中国传统文学思想的人物身上,屈原应是抱着版图流亡的典型。他的《离骚》可视为第一部汉语流亡文学作品:“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 !”

   楚文化比中原文化保留了更多的早期华夏文化,特别是上古神话,形成了独特的南方巫文化。屈原的这种“殉道”精神也是与上古精神一脉相承的。他至死不离开楚国,“以道自任”的勇气和气节给中国思想和文人气质的形成带来了一个范例。

   而孔夫子则把流亡视作一条生存之道——“道不行,乘桴浮於海”。流亡意识在孔子的思想中如海中之舟,这一部分的逃离飘泊思想,始终伴随着中国文化的发展。

   道家的出世思想,也具有流亡意识,他们以老子的处世心态,寻找道的真谛,离开主流社会,独群索居,最后升为仙人,达到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

   在几千年漫长的中国文化史中,我们几乎难以寻找到公开自由写作这种现实的存在。五千年的文明史造不出一个文明的社会,可以说明思想者和主流社会是没关联的。但个体写作恰恰是在成全着中国思想。

   相反在主体社会中,从秦始皇的“挟书律”,[不许人民家里有书的法律]到清代制造的文字狱就更加残酷,离中国思想内核的真和善越来越远。满族人殖民中国时的文字狱遍佈中国。庄廷龙的“明史文字狱”惨案最有典型:康熙帝曾把参加编写、刻印和销售这部书的70多人全部处死。专制是一种统治工具,也都以灭绝思想为重点治国大策,直到毛泽东把一切文化思想都烧光为止。

   正因为专治的霸道,道家和佛学的出世精神渐渐注入了中国思想的中枢,以后,文人们便以“独善其身”走入了自我流亡的避世心境,在歌谣、野史和神话鬼怪的作品中也算是寻到了世外桃园。形成了我们今天读到的中国的文学精神,一种隐士风格。

   另外,我们读的《聊斋》、《初刻拍案惊奇》和四大名着等,也都要猜着文字后面到底是什么寓意,暗示什么。因为几乎没有一个作家诗人敢真实地说和写了,久而久之,不实说,口是心非,说东道西便又成了中国文人的智慧。有很多隐名埋姓的作品变成了我们引以自豪的中国文学和思想。匿名,隐喻,与精神流亡成了在中国表达思想的一种文风一种性格。

   由於过去的流放地还可以使用本语言,只是偏远,如贵州、广东和海南岛一带。其实是发配边疆。他们流亡之后依然可以与当地的人民交流。这些流亡者也都可以偷着写些隐喻的文章。比起今天被赶到完全是另一个国家的痛苦那就小得多了。

   我甚至认为《红楼梦》就是一部看破红尘,走向流亡之路的小说。曹雪芹也是偷着写书的,至今这个人的存在与否也是个考古的专题。

   2006年(?)诗人法学家袁红冰带着两部小说《自由在落日中》和《文殇》逃亡澳洲,唯一动机就是为了能自由出版他的书。与此相对仍在权力规范下写作的作家们便显得很暧昧,他们或者写文化审查部门喜欢的小说出名,如王安忆、莫言,或者匿名,以坚守写作是个人的自由表达的理念,如戴睛、刘晓波。但要过着经常被抓抓放放的生活了。不与官方意识形态的合作,同时,这就意味着一种孤独,流亡生涯的命运己开始了。

   儒家与科举制度的绝对权威与现实生存的诱惑,使文人墨客完全只能在体制内从政,形成中国式的文人的意识,他们也无法和行政县官区分出来,文学艺术本身就是个社会真空了。

   今天的作协就是科举的发展。作家以文笔入作协,然后进入文学创作,由党看管着。出格的作家就没收房子和待遇。所以,近十几年来,没有一个官方的名作家谈论或批评过他所生活的社会,而是过着一种中国传统式的自扫门前雪的精神生活,慢慢地消失在文化专制里,成为那个社会的着名文化人,如巴金或老舍。

   但这种文人作家也还仍然是中国文化的主流,与封建专制下的文人墨客很相似。他们的理由是不过问政治,其实是不过问自己之外的人和社会,那读者们何必还去买他的书看呢?

   2日据时期台湾的流亡文学

   台湾近四百年的文学史是以流亡心境中的悲情为主调的。

   台湾曾先后被西班牙、荷兰人殖民,清朝又被郑成功家族专治了二十二年,开创了第一个汉人流亡政权和流亡文学。这也是汉民族在台最初树立的政权。一六八三年清军攻下了台湾,郑的引狼入室成全了大清殖民台湾的合法地位。而郑成功本人又是在日本出生的半个中国人。是海盗郑芝龙和日本女人田川氏的儿子。这也为日后台湾的多文化共存打下了根基。

   从郑成功的“不信中原不姓朱”,的悲愤反清複明的流亡精神到他的王朝灭亡,跟随他的甯靖王朱术桂自杀前写的悲情绝命诗:“艰辛避海外,只为数茎发,於今事乙矣,不复采薇蕨。”走进了悲情的流亡绝境,也成了中国大一统的牺牲品。

   然后,一八九四年,日本发动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清政府战败 ,只好又割让了台湾。台湾也是中国最大的移民社会, 长久以来被划属中国版图,从人类学的观点说,移民台湾的汉人原本的社会文化传统,也代表中国文化向外的延伸,他们在台湾所建立的汉人社会,实际上是把台湾汉人在华南原居地的社会形态重新在台湾建立起来,是想圆了流亡异地的梦,而不是来尊重和建设台湾的。正象中国人在全世界都建唐人街一样。是与所在国几乎不发生亲近感的必然。直到今天才把原居民做为少数民族以团结各民族的方式拉到了社会里。这在澳洲是不可思议的事。那里的澳洲人开会前首先要向当地土着代表道歉借了这个地方用一下。

   那么台湾现代文学的萌发,是从郑、清以来台湾文人士绅阶级,长期累积的文学与文化资本,以及晚清文学改良运动、五四新文学运动、日本近代文艺运动,和二十世纪初中国白话文的引介以及乡土文学的论争等各种思潮的结果。但这都不是台湾文学的传统,而是移植过来的。因为在社会建立之前它本身是一块流亡之土。

   流亡发生的原因还要包括:包容多民族文化才是民族主义,而以中原民族为中心其他民族以少数为控制或压制的的民族主义恰恰是反民族主义的。这也正是造成流亡人口流亡文学的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统治者日本人并没有明文禁止汉文。

   但台湾人创办杂志,最早是在1924年发行的叫《文艺》日文杂志。同时在东京,还有留学生在海外创办的《台湾青年》,也是日文的。这是强势的日文必然压住了保守的汉文的一个结果。

   相对於《文艺》对日本现代文艺的欣赏,1925年《人人》杂志,台湾最初的白话文文学也诞生了。它是对汉语文学的认同与向往。

   从《文艺》和《人人》这两份杂志来看,台湾当代文学起步时便展现了多元的文化取向。

   一九二四年至一九四四年,近二十种杂志中,日文和汉文各占一半,其中主要的杂志《台湾新文学》(请加注说明日期)是汉文和日文,官方的《台湾文艺》(请加注说明日期)当然就都是日文了。

   一九三七年中日开战,台湾进入了战时体制,思想与言论成为管制的重要环节之一,使文学作为战争宣传的工具。於是报刊杂志全面禁用汉文,并且开始实施一连串的皇民化运动了。同时出现了“皇民文学”。如同大陆的社会主义文学。

   对台湾人来说,皇民文学或许被认为是毫无抗日精神的御用文学、屈从文学,是汉奸文学,是文学的伤疤。

   但皇民文学的作品所表露出来对殖民者的不公平待遇与强加的教化的反感,以及处於在家园里流亡的心态,也正是文学家与殖民社会的真实反映。皇民文学见证了台湾在被统治的历史里,知识份子如何在扭曲中挣紮,尝试改造台湾人成为日本人的过程,并试图摆脱被统治的命运。另有一类汉文作家也在试图寻找民族的认同。

   一九三七年禁止了汉文以后,迫使很多汉文作家辍笔,成为真正的流亡者,要重学一种语言又要达到文学语言的水准,那几乎是个幻想。而日文作家虽然得势,但心态几乎都是身在曹营心在汉,表里不一,像今天入党的人不相信党一样。

   以皇民作家为例:如作家周金波,他是在日本读书长大的。因为离开台湾太久,回台湾就产生一种孤独感来,写处女作《水癌》(小说吗?)的原因则是与其说是对文学的关心,倒不如说心中对台湾人麻木愚昧的恨。他看不惯母亲能不管床上正躺着垂死的少女,还在赌博。这也是出国的人回国看不惯家人天天打麻将一样。他的下一部小说《志愿兵》(请加注说明日期)获得了第一届文艺台湾奖(请加注说明日期)。来年他又代表台湾出席第二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请加注说明日期),以“皇民文学的树立”作为发言。他是深受日本化的台湾知识份子,其某种心理状态与对社会的看法,是希望透过皇民化以改造台湾人的心灵。当国民党佔领台湾后,他受尽中国统治者屈辱,从此封笔,流亡在自己的家里。这很象沈从文自从共产党来了便封笔一样。

   陈火泉是在四十年代才崭露头角的日文作家,第一篇日文小说《道》发表在官方的日人作家西川满所主持的《文艺台湾》(请加注)上。日本人投降之后他解释道:为了通过当局严密的检阅制度,避开他们苛酷的言论控制,我只好将悲愤与苦涩,隐藏於字里行间,希望能运用巧妙的象徵技巧,隐喻出抗日意识。他辩解自己是写抗议文学,希望洗刷自身的皇民作家的色彩,战后开始学习华文写作,1954年发表了第一篇汉文作品《温柔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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