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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1]“六四”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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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曲六四背景

   序曲:六四背景

   中共高层两种声音

   经济形势严峻

   治安状况恶化

   军队思想状况

   地方高官建议

   青年的苦恼

   高校教师的呐喊

   知识精英呼吁大赦

   高校潜伏大规模学潮

   动乱可能性极小

   序曲六四背景

   胡耀邦,一个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民主运动紧密相联的名字,一个与充满活力、富有胆识、公正无私、清正廉洁紧密相联的名字。一九八六年隆冬的学生运动,促使胡耀邦被迫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一九八九年春天的胡耀邦去世,酿成了本世纪最大的中国民主爱国运动。从一九八七年一月十六日胡耀邦被迫辞去总书记到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胡耀邦的溘然去世,这二年零三个月的时间,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当时的社会政治基础是否预示着八九民主运动的结局只能是已经发生的那种样子?这一场凄烈的八十年代中国人权惨剧难道真的无可避免吗?让我们追溯历史。

   中共高层两种声音

   一九八六年,是中国政坛民主气氛最为浓烈的一年,也是因此而大伤元气的一年。由于中共所推进的经济改革受到现行政治、经济制度相掣肘,使得经济改革自农村改革的成功后,在提升到更高层次的城市改革后便开始出现混乱: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官员腐化,官倒猖獗,各种思潮泛滥,信仰危机加剧。由于经济改革遭遇了政治制度的瓶颈制约,中共锺局层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呼声。

   一种声音先强后弱,它以胡耀邦、赵紫阳、陆定一、习仲勋、万里为代表,恍较多地肯定了政治改革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邓小平对此表示支持。一九八六年七月八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第一次忱较系统地谈到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是党政分开。九月十六日,在邓小平提议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批准由当时的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冲等五人组成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为中共十三大设计政治体制改革蓝图。研讨小组下设办公室,由赵紫阳秘书、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鲍彤具体负责。可以说,中共最高层的民主政治风气在这个时候达到了顶峰。

   这种声音先弱后强,它以陈云、李先念、彭真以及胡乔木、邓力群为代表,他们认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现象到处泛滥、这个党不抓不行了。在这个原则性的问题丘,邓小平一开始总是深藏不露,并没有表明他的观点。在讨论十二届六中全会的议题时,回对陈云、李先念、彭真、邓颖超等人的强大压力,邓小平完全尊重陈云等人的意见,并表态要抓一抓精神文明的问题。于是,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召开了,会议的主题就是加强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

   这次中央全会有一个外界不知的情节。九月二十八日下午,是全会的最后半天,时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的陆定一举手要求主持人胡耀邦让他发言,陆定一说:我建议决议中删去资产阶级自由化这句话。因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重在强调建设,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无关。洛通个发言之大胆,无疑给会场投下了一颗炸弹,全场顿时鸦雀无声,无人敢于回应。陆的讲话第二天就遭到了没有参加那天下午会议的中顾委主任邓小平的批评。决议正式写入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内容,中共最高层的宽松气氛由此趋紧。十二月九日,方励之所在的中国科技大学率先拉开了一九八六年学生民主运动的序幕。反映到中共最高层,就是胡耀邦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违反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失误。一九八七年一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胡耀邦被迫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中共中央下发的一九八七年一号文件,号召全党、全国全因反击资产阶级自由化。在这次学潮中,方励之、刘宝雁、王若望三位知识分子的党籍被开除。

   到一九八七年一月中旬,持续了一个月之久的全国性学潮得以平息。与胡耀邦下台的同时,渴望政治改革愿望最强烈的陆定了习仲勋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批评,中共最高层的民主气氛一下子跌入谷底。一九八七年夏天,陆定一从无锡给同为中顾委的副主任薄一波写信,全信如下:

   一波同志:我请求辞去中顾委副主任的职务。告老还乡。 陆定一 七月十五日

   陆定一是中共资深的宣传工作领导人,曾任毛泽东时代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文革中遭到残酷迫害,文革后有深刻的对体制的反省。他的信从一个侧固反映了当时中共最高层的压抑气氛,也是对邓小平在处理胡耀邦问题上的一种不满。事实上,在清算了胡耀邦后,邓小平已经强烈地意识到中共最高层一股企图全面倒退并全盘否定改革的势力。西对复杂的局面,邓小平与赵紫阳多次谈话,要求坚决强调改革,防止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扩大化倾向,并继续支援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的工作。为此,赵紫阳亲自主持下发了中共中央四号文件,这一文件的最大作用就是将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严格限制在中共党内。同年五月十三日,在邓小平的授意下,赵紫阳发表了进一步坚持改革的讲话,这一讲话,实际上中止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使改革呼声又重新高涨起来。

   大量事实表明,在强大的反改革势力回前,邓小平、杨尚昆、薄一波与赵紫阳、万里等表现了空前的团结,这也是能将政治体制改革内容堂而皇之地写进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中的主要原因。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除了强调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外,更主要的就是提出了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说到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是邓小平对付党内反改革势力的一个杀手钢。十三大的顺利召开,再造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声势,国内的政治形势再一次明亮起来。

   然而,中国的经济改革形势并未因此而改观。正当人们纷纷议论如何深化改革的时候,赵紫阳接受了一些经济学家的建议,试图开始从价格改革入手进行闯关,不懂经济的邓小平完全支持他所信任的赵紫阳的意见。为了减少阻力,一九八八年五月,邓小平公开表示支持价格改革,并提出长痛不如短痛,人民日报为此专门发表社论。这年夏天的北戴河会议,中共最高领导人专门讨论闯价格关问题,对经济学家提出的十套价格改革方案进行反复恍较研究,由于工作过于紧张,会议期间折损了两员大将:国务院秘书长陈俊生、国家计委第一副主任房维中。两人都因脑溢血不得不会议中途到太湖疗养。然而,价格改革并未因坚持改革的领导人个人的意愿而一帆风顺。北戴河会议尚未结束,全国就刮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抢购风,引起全社会一片恐慌。到九月份,全国经济形势已变得非常严峻。无级阶段是个筐,什么东西都往里装这一民间谚语开始为中共最高层的反改革力量提供了口实,社会上出现的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现象更使那挂至导计划经济的革命家恼怒。李先念说,中国经济已经到了危险的边缘。陈云说,中国经济亟需调整、改革、整顿、提高。西对难以控制的物价涨幅,邓小平也开始不得不担心了。陈云、邓小平、李先念都分别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重新考虑经济政策问题,并希望在中共十三届二中全会中予以明确。根据陈云、李先念的意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姚依林提出了需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建议,中共十一届二中全会通过了这一决定。至此,赵紫阳的经济改革以治理整顿而宣告失败。这也使邓小平对赵紫阳感到失望。与经济政策调整紧密相连的是,政治形势又一次变得灰暗,中共最高层中坚持政治体制改革的主张也受到了很大的怀疑,王震就公开地对邓小平讲,小平同志,不要让他们(注:指赵紫阳等)走得太远了。事实上,政治体制改革此路已经不通。

   经济形势严峻

    一九八九年春天,中国经济形势仍然被一团乌云笼罩。李鹏在七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承认了当时的问题和困难。李鹏说,一当前我国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物价涨过多,使人民生活的改善受到一定影响,部份城市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有所下降。经济工作中急于求成、忽视经济效益的倾向依然存在。经济结构还不合理,特别是能源、原材料供应、交通和通信仍然很紧张。国家财政还有较多的赤字。不稳定因素虽有缓解,但尚未根本消除。在新旧两种体制并存的条件下,在改革旧体制和探索、完善新体制的过程中,面临许多新的矛盾。中央与地方、国家与企业、集体与个人、计划与市场等基本经济关系尚未完全理顺。随着市场逐步开放和商品货币流通日益扩大,许多法规和制度有的尚未建立,有的不够健全,有的执行又不够严格,管理监督也没有跟上,偷税漏税、行贿受贿、敲诈勒索、假冒伪造等恶劣行为时有发生;一些干部以权谋私,甚至贪污腐化;一些政府机构官僚主义严重,一些部门、地方和企事业单位奢侈浪费惊人。

   三月三十一日,国务委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李贵鲜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政一把手会议上强调了全国金融形势的严峻。李贵鲜的讲话指出:日前货币、信贷情况很不乐观,金融形势仍然是严峻的日各专业银行预计到三月底只恍去年底增加百一十亿元,恍去年同期少增加一百五十亿元;今年以来,人民银行已陆续拿出二百亿元短期专项贷款,这是历史上没有过的。到一九八八年底,银行信贷资金运用总量为一万二千亿,其中,财政透支三百二十五亿,财政借款三百五十七亿,加银行购买的财政债券等,用于支援财政的资金七百九十三亿元,这些资金实际已用于吃饭。到一九八八年底,我国外债余额已达四百亿美元,而全部外汇储备总额只有一百八十.一三亿美元。从资金运用情况来看,不仅存款准备金已经动用,而巨季度中央银行已投入二百亿元,各专业银行的资金已经到了死水位。所以,些地方银行同志说,一九八八年是难忘的一年,一九八九年则是难过的一年,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严峻的经济形势隐含着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在突发的社会事件即将到来之前,社会各界的心态到底如何呢?

   治安状况恶化

   据最高人民法院报告:一九八八年,全国法院审结的经济犯罪案件达五万五千七百一十件,是建国以来最高的,其中,判处贪污案件被告人八千四百二十八名,判处受贿案件被告人一千五百八十四名,判处投机倒把案件被告人一千六百九十九名,判处走私案件被告人一百九十八名。一九八九年至三月份,全国法院又受理了一万五千七百八十七件经济犯罪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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