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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意识形态

    人固然需要一种信仰来支撑平淡的日子,在专制社会哪怕信仰是歪理邪教,本质上是反文明反人性反常识的,人们也不会捅破它,宁可顺从它。在中国,这种信仰往往以国家意识形态的面目出现,具有极大的强制性、蒙骗性和恐怖色彩。这种意识形态缔造的是一个被权力垄断的世界,它唯一的作用在于建造一个使人们屈从的秩序,而不是保护人们的自由权利,它没有游戏规则可言。中国意识形态具备极权与专制主义两种特征,是一个混合体,姑且叫它极权专制意识形态或“中国式意识形态”。换言之,中共标榜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说穿了即为极权与专制混合的社会制度。

“中国特色”的本质

    汉娜•阿伦特在其著作《极权主义的起源》分析,极权主义本质上是反文明反法治反制度的野蛮行为,跟传统的专制主义不尽相同。她将斯大林和希特勒并列为近代史上两大独裁者,他们实行的共产社会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都是以国家名义压制民主,侵犯人权,都已经被历史所淘汰。专制主义是与民主政体相对立的概念,指一个人或少数几个人独裁的政权组织形式,体现在帝位终身制和皇位世袭制上,其主要特征是皇帝个人的专断独裁,集国家最高权力于一身,从决策到行使军政财政大权都具有独断性和随意性。地方政府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没有独立性,必须严格服从中央政府的命令,一切受制于中央。专制主义权力来源于非法性,并且权力不受制衡和监督。二战以后四、五十年,奉行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实践,先后失败破灭,国家消亡,已经证明社会主义是极权专制主义的翻版。

    极权专制意识形态营造的是一个金字塔社会,塔尖的是占据资源、享有特权的少数人,他们操控着一个国家所有的文化、政治、经济和军事资源,实行家天下和党天下的集权统治。他们依赖暴力以党的名义自我授权经营政府,用政府绑架国家,然后用国家名义统治人民。他们惯于制造个人崇拜,将暴力集团的头领拥戴为党的领袖,然后冒充国家首脑,号令天下。极权专制政权,永远不能解决执政合法性来源问题,因此,其权力的最高形式往往以暴力呈现,权力被滥用到极致,给社会的文明化进程设置了羁绊。用意识形态美化掩饰暴力,便成为他们通常采用的统治手段。

    中国特色意识形态精确地嵌入社会、单位、学校、家庭和个人精神的每个部位,就像无孔不入的电脑病毒,它窥探并左右着公共场合和私密空间的细枝末梢,意图制造全社会的恐怖,三反、反右、文革等都是对社会上一个种类的人进行集体改造和杀戮;中国特色意识形态同时也像乙肝病毒,弥散在各种交通工具、城市街道、乡村田野、各等旅馆、工厂车间、高楼大厦等所有公共空间,乃至空气中。专制政权迫害它的政敌,而极权主义却无情地消灭它的顺民。它甚至公然鼓吹和践踏人的道德信条,使得撒谎、做伪证、对他人行使暴力等做法畅通无阻。而这样一种新的面貌,是建立在一套意识形态推理之上的。这套逻辑将人类过去、现在与未来解释为一个封闭的整体,它有一个自己要去的终极目标。现代社会一大批孤独、无力、自感多余的人,所有这些形成了极权主义暴政产生的土壤。尤其是后者,一心追逐物欲满足的“原子化”的个人,与他人隔绝即意味着隔绝了使得人们的生活富有意义的共同世界。在丧失现实感的同时,丧失了对于周围世界健全、正当的判断,所以非常容易被尘嚣甚上的强权势力所左右。 

    中国特色意识形态惯于在社会上制造普遍的恐怖气氛,通过四通八达的社会神经,强制制导每个人和每个角落。然后给你洗脑,让你失去是非判断,接受并融入它的系统,从而失去个人意志和自由选择。这个时候,国家意识形态便巧妙地以国家、政府或集体名义取代个人。它散播的便是“合法性伤害”的病毒,只要你归顺这个意识形态,哪怕是假意的、伪善的,并不重要。唯一的前提是你要卸下你反抗的言行,只要你把对执政者或政府的不满不在公开场合表达出来,那么你就会被纳入可信赖的“自己人”各个等级,在这个社会得到属于你的或优越或正常的位置,哪怕你是个低能的官员,无知的大学教授,平庸的艺术家,忍气吞声的拆迁户、失地农民、下岗工人,只要你对这个政府表示顺服,对自己受到的伤害噤声。中国式意识形态不关乎道义、公平、正义、法制、良知、职业操守,各种人统统都被分类编制在意识形态这张巨网的不同网眼当中。

民间维权是终结恶制度的最好办法

    依靠谎言制造巨大的蒙骗,是中国式意识形态存在的先决条件。中国式意识形态也在与时俱进,近2、30年不再赤裸裸制造普遍的显性暴力恐惧,而是伪装成慈善的面孔。它巧妙地用传统文化包藏暴民文化、用民主协商制掩饰个人崇拜、用民族主义搅扰民主价值、用集体领导掩盖个人独裁、用经济自由取代政治自由。从其倚靠的文化、政治和经济资源获得能量,统治国家和人民,然后用从民间获得的资源反馈和强化权力系统,于是形成通畅硬挺的党权延续。党内权力更替同时也就主导了政府和国家权力的体内循环。现代中国式意识形态的另一个特色是,不再公开、主动地挑起全社会的阶层斗争和政治运动清洗,然后寻找消灭“敌人”,而是通过隐蔽地动用地方军警,强力压制民间群体性维权运动,对一切持不同政见者实施监控和逮捕,实施信息封锁,民众并不了解真相。中共从未解决政权合法性来源危机,因此在强势外表背后陷入极度焦灼状态,面对专制强权先天共生的维权运动和政治异议,自己又不得不充当救火队,极权专制制度的社会成本是非常巨大的。由于专制政府实施了有效的信息控制和地方政府镇压措施,民间群体维权事件并不能达到社会动员的普遍示范效应,因此新闻自由显得非常迫切。一个可见的、有益的事实是,对于那些民间维权活动中成长起来的、热心的人权活动家、律师和媒体从业人士,这无疑为他们提供了累积经验和树立威信的机遇,进而为具备民主意识的民间政治家诞生提供了舞台,这种民主运动递进的自我遴选机制,非常宝贵。中国的维权运动和政治异议活动,尚处于民间单方诉求的初级阶段,不具备与政府谈判的能力,但成长空间和希望巨大。

    中国经济繁荣掩盖了制度的专制极权本身, “中国国情”成为中共为专制辩护的万能词汇。“中国国情”说白了就是专制极权主义主导下的社会,权力说了算,官员说了算,权力成为评判所有人事的唯一标准。它脱离人类普遍的文明积累和人性,自成一个封闭的政治社会系统:有自己垄断的新闻媒体、评价体系和利益分配方式,乃至将人等级化的制度性安排。构成社会细胞的家庭和个体,都统驭在国家和集体的名义下,没有自我,没有权利以家庭和个体名义来对抗独大的国家,哪怕被政府绑架的国家在法律上认可你的私权,但是“风不能进,雨不能进,国王可以进。”

    对中国式意识形态主导下的市场经济,必须要有清醒认识。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是中共基于自身生存和军政体制庞大开销需求被迫实行的,同时,它也非常有效地分化了人们对政治权利的关注度,而专制集权的政体并没有本质改变。经济自由对于民间积聚财富也有积极作用,经济权利的回归必然伴随着政治权利的诉求,因此,作为先行者的维权行为对自身经济利益的捍卫,弥足珍贵。经济人并非政治人,经济权利不等于政治权利。当公开的经济权益诉求达到饱和手段时,司法公正和新闻自由的要求就成为必然。媒体和司法公正地介入社会,让正义得以伸张,权利得到捍卫,这是一个漫长的博弈过程。

启蒙仍是须补的一课

    中国式意识形态本质上是反人性的,是一种刁民政治。中共的共产主义革命,一方面砸碎枷锁、推翻旧体制,但是另一方面,革命同时意味着要建立新的秩序。而他们标榜的以工人阶级为领导核心,以农民和知识分子为先锋队的革命组织,早已变味异化。50多年来,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悲惨遭遇,作为革命者的中共,最终变成了吞噬自己子女的恶魔。中共占有一切政治、文化、司法、行政、经济和军事资源,将党国凌驾于法律和道德之上,压制了人性中蕴藏的正义感、生命尊严和诚信能量的释放。让它们以一种异化、扭曲的方式释放出来,以欺骗对付欺骗,用狡诈对付狡诈,以暴力反抗暴力。中国历来盛产刁民文化,中共依然在制造这种文化。转型正义,可以预见将是中国民主转型的最大难题之一。

    罗马不是一朝一夕建成,同样民主宪政意识的形成,也需要社会启蒙。在中国式意识形态长期熏陶下,人们的自由本能会被消磨掉,从黑屋子猛然走到阳光下,需要适应期。信息开放和新闻自由,既是打碎国家专制迷思的最好办法,也是启蒙的最有效手段。纵观世界民主政治地图和全球经济热点地区,中国都是最受瞩目的地方之一,中国不能自外于人类文明;中国不但拥有地理的最高极和最众多的人口,还保持着世界人权最恶劣纪录,中国式意识形态随着经济扩张而扩散到世界各地,进而对民主宪政制度构成侵蚀和危害,这是正在遂行的一场黄祸。西方国家在获得经济利益的同时,也有义务推进中国社会的民主化转型。

    意识形态是文化的产物。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如同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反则亦然。但这不是中国人的宿命。专制文化基因深深地渗透到了中国人的骨髓,当世界文明的大潮几次抵达中国的此岸时,中国人陶醉在粗布麻衣、老婆孩子热炕头维系的自给自足小农意识里,除了几个文人热切地呼喊自由之外,这个民族回头望了望紫禁皇城,然后继续维持麻木、沉默状态。每个中国人的背后,都绑着一根绳子,被来自中南海的昏君巨手牵制着,生生死死,一代又一代,就像民间流传的皮影戏剧情。他们的参与权和发言权被剥夺了。独裁者是傲慢而虚弱的,在世界文明浪潮的冲击下,他们构建的意识形态也越来越微弱、空心化。任何社会改良都不能打动独裁者,他们从不在乎社会成本和人民福祉,唯有造反和外族枪炮,才能让独裁者低下愚钝的头颅。极权专制者所不能主宰历史的一个逻辑就是:起于血腥止于血腥,当法律和正义不能被信仰时,恶制度最终会被来自民间社会的自然法则清算。

     2007年12月26日初稿  2008年1月20日完稿

     《北京之春》2008年3月号


此文于2008年02月29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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