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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一枭(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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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问余杰:向何处追寻良知?

   追问余杰:向何处追寻良知?一有西瓜氏请我学习一段余杰文章。余文《追问知识分子的良知》写道:

   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缺位的时代。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堕落的速度,远远快于普通中国人堕落的速度;知识分子的道德水准,远远低于普通中国人的道德水准。中国缺少知识分子,并不是始于今日。自古以来,中国的士大夫阶层始终缺乏对于超越性价值的坚守。对家庭,他们遵循“孝”的原则;对朝廷,他们遵循“忠”的原则。在“忠”和“孝”之上,真理处于悬空的状态。当然,“忠”和“孝”这两种原则都与实际的仕途直接相关。违背了“忠”和“孝”的原则的读书人,根本不可能在仕途中青云直上。中国的学术亦未能获得一种“自足性”,僵硬的科举制度导致了历代士大夫的人生取向均为“学而优则仕”。

   余杰强调:作为知识分子,必须在自我之外建立一种超越性的价值归宿,对自我保持一种谦卑的、不断反省的态度,时刻警惕“自我神化”、“自我感动”和“自我英雄主义”。…如圣经中所说的那样,“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求神的喜悦,而不求人的喜悦”,将自己的生命与天上的星空联系起来。

   尊命过目,谨将学习体会向读者汇报如下。

   二余杰对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堕落的批判和“作为知识分子必须建立一种超越性的价值归宿”的观点,我很认同。但他对中华文化的认识、批判是混乱和错误的。

   首先,要把儒家道德的普遍价值与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政治、社会规范适当区分开来。在君主专制时代,儒家道统被君主政统所劫持,各种道德元素难免受到别有用心的扭曲利用。世易时移,对于一些历史上特定制度下的规章习俗及行为准则,已没有循规蹈矩的必要。但是,道德本身是具有普遍意义、富有永恒魅力的,两者应加以厘清。

   比如“忠”和“孝”,现在忠君也无君可忠了,尽孝的方式方法肯定与古时大异了。但忠孝作为道德原素本身,却是具有普遍意义、普适价值的。只要人类历史上家庭还存在,甚至,只要人身还是由父母生养而不是机器造就、石头迸出,不论方式如何、程度怎样,孝顺父母就是天经地义的;忠本来就是尽心之意,正心诚意,对人处世把心放中正,忠于真理,忠于良知,皆是做人应有之“义”。

   其次,在“忠”和“孝”之上,并非“真理处于悬空的状态”。仁才是儒家的大经大法根本原则。在儒家,仁是天地万物包括人类社会和个体生命的真常之道,是儒家一以贯之、不可须臾离的最高最根本的道。其它一切思想原则,一切人生、社会、道德、政治、制度、教育等各方面、学问,都要围绕着这个字转,也都从这个“道”中生发出来、扩展开来。

   三仁,在天为道,为形上本体,在人为“形内本性”,为良知。“忠”和“孝”都是良知的显现。良知就是一种超越性价值-----其实良知形上又形下,超越又内在。余文题为《追问知识分子的良知》,他不知良知正是他所批判的中华文化的重要价值观?不知良知从何处去追问,向上帝哪里?

   余杰向知识分子追问良知,好!可是,他更应该追问一下自己,良知“致”到了没有?如何致之?知识分子们又应向何处追问良知、致良知?这些才是更重要的问题。难道高举“上帝”旗帜,把矛头指向衰微至极的中华文化,对准郭飞雄们,就可以“致”得良知?难道中国知识分子都投向基督门下,甚至与余杰一样成为叨叨神棍,就可以“致”得良知了吗,只怕致来的是邪知歪见、弱智神经呢。

   我早指出,对于中华文化特别儒佛正道而言,凡是“心外求法”的都是外道,上帝信仰属于典型的外道(外道不一定就是邪的,也可以是正道、正教,只不过正的程度有限,一不小心就会滑向邪路----历史上基督教够邪门的,现在那些“真诚”的、原教旨的基教信徒,往往也神经兮兮的,邪门!)

   既使以现代文明的常识也不难知道:不是上帝造人,而是人造上帝-----那只是意识的幻像,是“原始人”的一种精神自慰。

   不少自由人士满嘴正义良知,其实与冯友兰一样并不相信良知(当然他们的学识和修养与冯相比更差。冯虽小儒,多少有点儒学修养。)根本不知良知为何物,不知良知与天道同善、同仁、同高、同大、同尊、同体!那些为物欲所蔽的功利人,特别是利己主义、虚无主义乃至犬儒主义者固然不识良知,那些拜倒在上帝的幻影面前的宗教人也很难彰明良知。

   关于良知的奥妙,近作《良知论》有深度开示,兹不赘。这里仅指出余杰对如何才能“建立一种超越性的价值归宿”思考的混乱和误区所在。在自我之外、在“上帝”那里,是无法建立一种价值归宿,建立起来也是虚幻不实、自欺欺人的。未将天人贯通的、仅有超越性而无内在性的价值,缺乏人性根基。缺乏天下万物一体之仁的良知体认,是根本无法真正地“将自己的生命与天上的星空联系起来”的。

   四致得良知、证得生命本来面目,自然充满道德自尊、智慧自信,却又内心平和谦冲,宁静淡泊,与世人所谓的“自我神化”和“自我英雄主义”的形同实异。

   不过,“自我神化”和“自我英雄主义”之类表现固非高标,或许不无浅薄可笑之处,却也用不着“时刻警惕”,恰恰相反:对于大多数人是求之不得。如果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真有“自我神化”和“自我英雄主义”现象,也不至于堕落至斯矣。

   “自我神化”和“自我英雄主义”者,至少是不屑于象中国大部分所谓的知识精英那样把灵魂卖给魔鬼或“上帝”的。真正需要时刻警惕的,是那些不断地自我矮化、自我奴化、自我狗熊主义犬奴主义的知识分子!文棍对强权的献媚,是一种自我奴化,神棍对“上帝”的投靠,也是一种自我奴化。这两条“人棍”,才是值得有识有志之士时刻警惕的。

   尽管人人良知具足,但多数国人堕落已深,染污已重,无法彰显,已成“人棍”。曾有《人棍》示警:名人雅人伟人哲人奇人正人高人大人贤人仁人真人圣人,最低限度,要当好人;草棍木棍拐棍夹棍赌棍地棍痞棍恶棍学棍军棍党棍神棍,无论如何,切莫成棍。

   诸棍之中,一般赌棍地棍痞棍恶棍影响有限,除政治性人棍外,唯文棍与神棍的社会危害性特别大。文棍的堕落与危害比较明显,神棍对中华文化与自由事业的破坏性还处于隐性阶段,余王拒郭,成为近年来自由队伍的分裂与人心“士气”、道德水准进一步降落的要因,这仅仅是神棍破坏性的牛刀小试而已。

   五“人棍”一词,出自《鹿鼎记》韦小宝之口,借以总称联中“诸棍”,颇为形象----他们就象被不良欲望与环境削成的各种“人棍”。老枭的“道德大棒”就是针对人棍又特别针对政界、学界之棍的。Noneknown网友在枭文《艳照门之我见:道德不打野鸳鸯》后说:老枭的大棒不打明星们,不错;要打明星们,可以。可千万不要打网民!

   答曰:孙悟空金箍棒上打天帝下打阎王,老枭上打知识分子下打政治人物,对于一般民众是懒得去碰的。如果普通民众思想道德认知出了普遍性问题,两界之棍要负更大的责任,是他们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更是这些“上梁”本身不正所致。至于打不打网民,那要看具体对象了:胡温上了网,不也是网民吗?2008-2-20东海一枭首发《自由圣火》网址:http://www.fireofliberty.org/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并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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