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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一枭(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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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和谭嗣同---左右肝胆两昆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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艳照门之我见:道德不打野鸳鸯

艳照门之我见:道德不打野鸳鸯

   近日,裸照事件闹得沸沸扬扬,有人问我看法如何态度怎样,并嘲笑说这回老枭的道德大棒可找到用武之地了。我笑嘻嘻请他滚一边去:大棒不打小人物,何况老枭的道德大棒乎?那些小男女群体跪求,我也不会打的。

   道德不打鸳鸯,一般也不打野鸳鸯。床上的事,只要不违法犯罪,只要不造成伤害,那些男女们关起门来爱与谁玩与谁玩,爱怎么玩怎么玩,爱玩什么玩什么,都是他们的自由,与公众无关,与道德无关。

   食色性也,性交也象吃饭。一般一双筷子一只碗,各扒自己碗里的,但如果有人吃着一只碗又盯着别的碗,到别的碗里扒饭吃,只要不违背别人的意志,只要他们的快乐没有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那是各全其美的事。法律管不着,道德也管不着。忌妒别人双赢甚至多蠃的快乐,在一旁“偷窥”不休、非议不止才不道德呢,呵呵。

   既使对人比如配偶造成伤害,有人痛苦了,只要不触法,那也是他们的家事或圈内事,自有他们的配偶、家人、圈内人、痛苦了的人去追究。

   又有人说,作为公众人物,干出这么有损形象的事,道德低劣,当然应该受到道德法庭的审判。我以为,既使低劣,也属私德。至于公众人物,娱乐圈与政治圈之不同。对政治人物的私德要求自当严些,娱乐圈的公众人物则无所谓。

   说他们是公众人物也是脸上贴金的说法,说透了不过戏子而已。以道德形象要求娱乐圈里人,与企望和要求粪坑里的蛆虫冰清玉洁一样愚蠢又无聊。对于世界,粪坑是必要的,蛆虫的存在有其天道的合理性。何况,冰清玉洁了又有什么好?死冰玉何如活蛆虫的生动?

   儒家责备贤者,但不责备普通民众,更不应该在道德上对戏子“严格要求”。关于儒家对女色的态度,读者可参读《原儒认同好色,大儒何妨狎妓》等枭文。作小诗《艳照门》曰:

   风起不起

   是否将春水吹皱

   皱的程度多高

   春风几度

   吹皱多少春水

   半池还是一池

   甚至几池

   是风吹水

   还是水追风

   是风狂浪高卷在一起

   乐成一团

   还是浪归了海

   风归了天

   都是风与水之间的事

   与你我无关

   与太阳无关

   2008-2-19东海一枭

   原儒认同好色,大儒何妨狎妓

    ------为理学辨诬之四

   一、原儒的态度

    老枭声言要为理学辨诬为儒家卫道,有人置疑我重树圣贤标准,是强调克己功夫、主张禁欲主义了。答曰:非也非也。重儒学,当重大节,重大德,重大本,不宜小处着眼纠缠琐屑也。而且,儒家在色欲问题上是非常通情达理的,理学在道德方面“发展”了孔孟之道,但未发展到禁欲主义的地步。以为理学禁欲戒色,是世俗普遍性的误解。

    孔子删(整理)《诗》,并将其作为教科书。《诗经》歌咏两性关系的作品所占比倒最大。开篇《关睢》,就是歌咏恋爱的。《论语》曰:乐而不淫,即孔子称赞关雎内容合於天道;《将仲子》(郑风)表现男女私情,《诗经•召南•草虫》对性愉悦进行了直截了当地描述,《诗经•郑风•溱洧》描绘的简直就是一幅野合的全景画。可见孔子对“人欲”的透彻理解和充分肯定。

   《礼运篇》中孔子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意思是说,喝好,吃好,喜欢性爱,乃人生最根本的欲望。他叹息“已矣乎!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希望人们能够象好色一样好德,可见他并不反对好色。据说,孔子就是其父叔梁纥和母颜氏野合而生的呢。

   陈寅恪说过:“马克思和弗洛依德两派学说,其实《孟子》中‘食色性也’四字已足概括了。”“食色性也”常被误认为孟子的话,其实这句话虽出自《孟子》,却不是孟子而是告子说的。告子与孟子的“人性善”观点有异,认为人性非善非恶,与孟子辩论过程中告子说了这句名言,意谓食欲和性欲都是人的本性。但孟子在下面的辩论中并未批判食色二字,对告子的这句话并未反对,可以视为孟子对此言的认同。据后人考证,告子也属于儒家。

   孟子并且对“好色”持鼓励态度。《孟子-万章章句》万章问曰:“《诗》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则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也,如告,则废人之大伦,以怼父母,是以不告也。”孟子认为男女性交是“人之大伦”,天经地义的事,如果告诉了父母,父母反对,婚结不成,阴阳不能交合,生命不能繁衍,就废了人伦。这是最大的不孝。孟子因此赞成舜不经过父母的同意就与娥皇和女英结婚。

   又,(《孟子-梁惠王下》):(齐宣)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孟子)对曰:“昔者大王好色,爱厥妃。当是时也,内无怨女,外无旷夫。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翻成白话就是:齐宣王说,我有一个毛病,好色。孟子说,好色好呀,以往周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甫就很好色,十分宠爱其后妃。但那个时候,内无大龄未嫁的怨女,外无大龄未婚的旷夫,男女都能适时婚配。您如果能够考虑让老百姓的色欲也得到满足,好色又有什么关系呢?

   二、儒生的“实践”

   历代名士大儒,蓄女伎为乐或与娼妓有染者,何可胜计。前汉的大儒张禹,常把他的学生带入后堂宴饮,“妇女相对,优人筦弦锵锵,昏夜乃罢”;后汉的马融,为世通儒,“居宇乐器,多存侈饰。常坐高堂,施降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东晋谢安栖隐东山时,放情山水,以声色自娱,每出游必携妓同行;大诗人杜甫也未能免俗,常陪公子哥儿喝酒狎妓,作有《陪诸公子携妓纳凉》,《秋猎孟诸夜归置酒单父东楼观妓》等;唐人尚文好狎”,许多高官儒士,或蓄养家妓,或纳妾成群,或与艺妓的交往酬答。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载:“长安有平康坊,妓女所居之地,京都侠少萃集于此,兼每年新进士红笺名纸游谒其中,时人谓此坊为风流薮泽。” 著名民族英雄文天祥出仕之前是个风流主儿,贪享受,好伎乐;明末很多英雄人物如陈子龙也纵酒狎妓;堂堂大清官海瑞还玩过雏妓呢。

   欧阳修,唐宋八大家之一,当过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兵部尚书等高官。谥文忠。宋钱偭《钱氏私志》有一则关于他的佳话:钱维演为西京留守时,“欧阳文忠任河南推官,亲一妓。一日宴于后园,客集而欧与妓俱不至移时方来,在坐相视以目。(钱)公 责妓云:‘末至何也?’妓云:‘中暑往凉堂睡著,觉而失金钗,犹 未见。’公曰:‘若得欧阳推官一词,为为偿汝。’欧即席云:‘柳外轻雷池上雨……’,坐皆称善,遂命妓满酌赏欧。”类似文人、官人的风流韵事,古人文集中俯拾即是。

   在古时候,狎妓、蓄妓、携妓等已成为文人以及官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人的品格学问道德文章基本无关。对官员,宋、清初期还有禁嫖令,对包括各级各类学生在内的士人,历代王朝对他们基本没有这方面的约束。故士大夫嫖娼狎妓,更是历朝历代蔚为风尚。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君子好色,爱之亦有道,要乐而不淫(《论语》,快乐而有节制,不过分),要“发乎情,止乎礼义” (《诗大序》。义者,宜也;礼者,国家法律法规和一定的社会道德规范也。礼是因地而异与时俱进的,不同地时代,不同的地域,有不同地标准尺度)。“发乎情”,是不期然而然的自然之人性;“止乎礼义”,没有违反礼的规范。这是儒家诗教传统,也可以说是原儒关于色欲问题的基本态度。

   三、理学的观点

   儒学发展到理学,自由度和宽容度已大为缩减,但并不禁欲。对此张邦炜先生在其论文《两宋时期的性问题》中有过中肯论述:

   至于理学家,大都遵循孔孟之道,既不赞成纵欲,也不主张禁欲。程颐确实曾经慨叹:“甚矣,欲之害人也。人之为不善,欲诱之也。”朱熹进而强调:“去人欲,存天理。”然而从前学人将此作为程、朱宣扬禁欲主义的铁证,则是出于对“人欲”一词的误读。程、朱此处所说“人欲”,专指私欲,并非泛指包括食欲、性欲在内的一切欲望。在他们的著述中,不乏肯定物欲的言论。如二程说:“利者,众人之所同欲也”;“圣人所欲,不逾矩。”程颐明确主张:“为君当与民同欲”。朱熹甚至认为:“虽是人欲,人欲中自有天理。”他将“欲”区分为“合不当如此者”与“合当如此者”,其界线在于是否“逾矩”。并举例予以说明:“若是饥而欲食,渴而欲饮,则此欲亦岂能无?但亦是合当如此者。”在他看来,“天理人欲,几微之间。”“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者,人欲也。”可见,理学家的思想虽然较保守,并有反对追求美好生活之嫌,可是他们的主张毕竟不是禁欲论,而是节欲说。

   南宋初著名理学家、人称五峰先生的胡宏认为“天理人欲同体而异用,同行而异情,如夫妇之道,圣人行之有道而安,便是天理;庸人溺之无节,便是人欲,这就是同体异用,同行异情”。人欲亦是天理,欲的正当合理的满足,便是天理,欲的放荡无制便是人欲。他指出:夫妇之道,人丑之者,以淫欲为事也.圣人安之者,以保合为义也.接而知有礼焉,交而知有道焉,惟敬者为能守而不失也.《语》曰:乐而不淫,则得性命之正矣.谓之淫欲者,非陋庸人而何(《胡宏集》)。他认为,夫妇之间性关系并非“淫欲”的丑事,那是庸人之见,但两性之间的关系有其应当遵行的一定规则。理欲之辨,在宋明理学家那里是一大中心议题,或以理为人的本质,主张屏绝欲,或以欲为人生命存在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以理调节之。对天理人欲概念的理解也往往因人而异。但在色和性问题上,可以说都属于节欲主义的范围。

   冯梦龙《古今笑史》中有一则名为“不近妓”的笑话:“两程夫子(即理学家程颢、程颐兄弟)赴一士大夫宴,有妓侑觞。伊川(程颐)拂衣起,明道(程颢)尽欢而罢。次日,伊川过明道斋中,愠尤未解。明道曰:‘昨日座中有妓,吾心中却无妓;今日斋中无妓,汝心中却有妓。’”面对妓女,兄弟俩的表现截然不同,弟弟避之惟恐不及,哥哥则入乡随俗,谈笑应酬。我比较欣赏程颢的态度,虽然用现代目光看还不够洒脱。“尽欢而罢”理所当然,以心中无妓自我标榜,未免给人以“伪”的感觉。

   四、为朱熹说句公道话

   宋理学家中朱熹名声最大也最臭。除与一个叫严蕊的女伎纠缠不清外,他曾引诱两个尼姑作妾,出去做官时都带着她们;他的大儿媳在丈夫死后却怀了孕等等,被监察御史沈继祖揭露后,成为当时一大丑闻。老朱因而受到此时人及后人斥骂和嘲笑,连累理学也蒙上“伪学”之名。但我认为,如果大儿媳怀孕与老朱本人无关,恋上女伎,纳尼为妾,纵然不妥,也属小节,无损老朱大儒之名。何况士人及官员狎妓嫖娼纳妾乃当时社会常情。据张邦炜《两宋时期的性问题》中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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