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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勿苛责‘知识人’——与刘晓波商榷

   拜读刘晓波先生大作《面对权力暴虐的下跪》,对其苛责57反右运动时期的‘知识人’难以苟同。虽然不应以‘站着说话不腰痛’来反唇相讥,但张溥在《五人墓碑记》里那句慨叹,却是不妨套用的。
   
    ‘嗟夫,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把‘大阉之乱’改作‘毛皇之暴’,‘缙绅’变为‘文人’/‘知识人’,就相当贴切了。此处将当年的知识人与文人当作同义词,是因为中共治下的武人,要百分之百的服从‘党中央’,成为绝对驯服的工具,故无需论列。
   
    以当时神州之大,‘文人/知识人而能不易其志者’,据笔者所知恐怕只有宋庆龄,陈寅恪和梁漱溟。但他们之所以能够特立独行,固然与其主观上坚守‘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有关,更离不开其客观上的身份地位。

   
    具有类似身份地位的,本来尚有何香凝老人。可是由于夫君廖仲恺早属左倾,子女廖承志`廖梦醒均为资深中共党员,故何老太太丧失‘独立之思想’久矣,中共建政前夕,为国号‘中华民国’之存废咨询辛亥元老时,何即表示新朝应另立新国号。而作为新君主的毛反倒认为‘中华民国’可以保留。可见何比毛还要‘左’。而57年‘右派’之定名,亦始于何的使用。中共中央5月14日和20日发出的有关指示,分别用的是‘右倾分子’与‘右翼分子’字样。(朱正《反右派斗争始末》,明报出版社,2004年,129页)
   
    回到知识人反右时期的表现这个话题。刘文称:‘想想看,假如有百分之十参于鸣放的人都坚持自己的观点,有百分之十的人不落井下石,反右的结局还有那么惨不忍睹吗?再假如,即便公开会议上的名方式逃不脱的“罪证”,那么私下的朋友聊天不被大量向组织揭露,起码可以大面积地缩小迫害的范围。’
   
    笔者佩服刘先生的人格与勇气,包括他在天安门事件中的无畏精神。但我想告诉刘先生,您的‘假如’是脱离当年的实际的。
   
    那个时候‘坚持自己的观点’,别说‘百分之十’,就是‘万分之十’也不可能!被批斗者必须认错。尽管有的人只是被迫在口头上认错,但‘认错’是几乎绝对免不了的。否则,没完没了的批斗,名曰‘摆事实讲道理’,实则捏造事实不讲道理。疲劳轰炸昼夜不停,任谁也受不了。全国50多万右派,只有章乃器一个是声言‘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还有傅雷拒绝检讨。另一位王造时,著名的抗日救国‘七君子’之一,始终不肯屈服,弄得全家连活命都成问题,即生存权受威胁。章是周恩来放他一马(当然经毛同意),入另册后除住房不变外,每月还有百余元的工资。傅雷有自置的房产,有以往积存的稿费及版税。他们二人温饱无虞。王造时就惨了。教授职位没了,生活来源断了。何以养家糊口?这位曾于中共有助,对周恩来有恩的知识人,苦撑几年之后终于一命呜呼,他和他一家结局之‘惨不忍睹’,可能是刘先生无论怎么‘想’也想象不到的!
   
    ‘不落井下石’,同样是‘万分之十’也未必能做到。因为毛在整人时,最善于使别的人都成为共犯。例如,庐山整彭德怀,刘周等人都不能明哲保身,必须积极参与。朱德虽不情愿,也得帮几句腔。文革开除刘,一百多中央委员都要举手。(童工出身的陈少敏装作趴在桌上睡着,没有举手,会后马上挨整。)所以,反右时不落井下石,意味着‘立场不够坚定’,很可能惹祸上身。就趋吉避凶的人性而言,似不必深究。
   
    何况,当年情况正如流亡美国的高尔泰先生笔下的情景:‘本是群众之一,但是一旦被戴上帽子,就众叛亲离,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群众性围捕的场景里有一股子节日的喜庆。这一点,最恐怖也最令人深思。’(《动向》月刊,07年11月)这也就是说,刘先生的两个‘百分之十’哪怕都奇迹般在当时出现,都无法改变丁点‘那么惨不忍睹’的‘反右的结局’。‘想想看’,六亿人口里工人农民占绝大多数。‘假如’五百万知识分子都‘参与鸣放’,‘百分之十’即五十万人‘坚持自己的观点’,另五十万人‘不落井下石’,除去被打成右派的五十五万人,还有三百四十五万人积极参加‘围捕’‘牛鬼蛇神’,并从中享受‘节日的喜庆’。后者占知识人百分之六十九,已是压倒多数。倘再加上五亿几千万的工农群众,那一小撮‘贱民’,在这毛的顺民组成的汪洋大海里,还能有什么好一点的结局呢?
   
    写到此,不妨补充一个例子。那就是中山大学教授董每戡。原来对右派的处分中,有一种是开除公职后‘自谋出路’的。董即属此。他两夫妇都入了另册,‘被“解职”后立即面临“没有饭吃”的困境。二人只好一起回到妻子老家长沙,依赖亲友的接济糊口,直到二十年后被平反。’(丁抒《阳谋》,开放杂志社,2006年,326页)‘想想看’,董教授这二十年会是什么光景?
   
    所以,余英时教授曾在一篇序言中指出,毛的暴虐在古今中外都是绝无仅有的。因为他能以饥饿迫使异见者就范。40年代萧军在延安不肯屈从其淫威,还可以到外地农村种地谋生。但在‘新中国’,没门!
   
    至于说到私人聊天不应向‘组织’揭露,那也仅属刘先生此时的良好愿望。须知毛治下人人都要做‘党的驯服工具’,没有任何隐私可言。高级民主人士`反右先锋卢郁文甚至对其子说:‘我是事无不可对党言’,以表忠诚于毛。反胡风运动就是由舒芜主动交出其私人书信揭开序幕的。而且这些隐私就算别人不揭发,当局也会向当事人施压,直至你交代为止,否则便是‘不老实’,你别想过关。故‘迫害的范围’,不可能因聊天之言不被揭露而‘大面积地缩小’。
   
    我很高兴看到,刘先生文章末尾称,对于右派自我虐待‘有一种同情的理解’。此乃君子之风。诚然,当年的大小右派,包括笔者本人,都曾经表现出种种懦怯,软弱,甚至卑劣以至可羞。但我认为,那是人性使然,我们无需为此内疚,更不必自以为耻。
   
    俗语说,男儿膝下有黄金,意思是不应轻易下跪。这当然对,可是倘若歹徒持枪逼着你屈膝,否则就毙了你;那样的话,下跪未必便是可耻的丑态。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如果旁观者一味嘲笑不得已的下跪者,而不首先或者主要谴责凶恶的歹徒,这旁观者本身就应受谴责,其受责程度甚至应与歹徒相近。
   
    本文主旨并非针对任何人,只是希望对于一切政治运动中的受害者,多一些理解与同情,抨击的矛头应集中于罪魁祸首毛及其主要鹰犬。千万不要忘记:‘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
   
    (08-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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