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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瑟秋风中凋谢的金银花——记大公报名记者杨刚

    去年出版的《大公报名记者丛书》七卷中,有一卷是杨刚的作品。卷首介绍作者生平的文章,题作《在激情中飞扬的女记者杨刚》,洋洋二万一千余言,执笔者为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及一名研究生。其导语部份宛若散文诗,第一段这样写道:
   
    她是一名出色的记者,一位知名作家,一个才华横溢的诗人,一个运筹帷幄的外交家。同时,她是一名坚定的共产党员。
   
    这些无疑都是事实。我只想补充一句:她和子冈,都是大公报培养出来的人才。将她们作一比较,是很有意思的。

   
    杨刚1905年1月出生于江西萍乡一户官宦人家,其父时任兵备道。原籍苏州的子冈比她小九岁,父亲是留日学生。‘杨刚继承了母亲的果敢`父亲的智慧和坚强的意志。’(《万木无声待雨来》,大公报出版,2007年,2页)1928年秋免试升读燕京大学英文系,同年冬加入中共。30年当选为北平学联总指挥,曾被阎锡山逮捕。33年春到沪,参加左联活动。34年回北平,应邀做斯诺的助手,与肖乾合作编译了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活的中国》。此时,子冈刚考入北平中国大学英语系。其后,杨刚多年担任《大公报。文艺》主编,直到1944年赴美留学。而子冈则主要担任记者。这不同的经历,对她们49年之后的人生道路,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杨刚留美的四年,不仅使‘她的美国通信在解放战争期间,曾风靡一时’,而且导致‘新中国成立的开国大典上,她是十四位记者代表中惟一的女性。’(同上,1页)因为,1948年9月她自美回到香港后不久,就转赴上海,住到王芸生的公馆,推动其转变立场。11月,她再赴香港,促使大公报香港版向左靠拢。次年初,她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获周恩来`毛泽东接见。随后赴天津接收《大公报》天津版(后改名《进步日报》),任党组负责人兼副总编辑。后又随军南下,任接收上海《大公报》的军代表。事实上,她非但是应邀出席中共‘开国大典’的唯一女记者,更是首届全国政协委员(14位新闻界人士之一)。
   
    中共建政后,杨刚极受周恩来信任,50年调任外交部政策委员会副主任,韩战爆发转任总理办公室主任秘书,‘中美谈判期间,杨刚对美国社会`美国人和美国政府运行程序的深刻了解,对美国政治经济的透彻分析,成为周总理指挥谈判的重要依据。在谈判的日子里,杨刚经常工作到天明,每天要抽烟四十到五十支,’(同上,29页)1954年,她调任中宣部国际宣传处处长。55年4月又经周亲自提名,改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负责国际宣传。
   
    1957年6月9日,即《这是为什么?》发表次日,杨刚以‘金银花’的笔名,发表了一首诗,题目是《请让我也说几句气愤的话吧》。
   
    然而,不到四个月,即同年10月7日,‘杨刚突然告别人世,连遗言都没有留下。’(同上,29页)
   
    这是为什么?
   
    ‘关于杨刚的死,最早是说她在一场车祸中脑震荡,精神失常,终于不治。’(罗孚《文苑缤纷》,天地图书,2007年,118页)这个‘官方的说法’经不起推敲。车祸是55年秋天发生的,经治疗其身体逐渐复原,从1956年下半年起,她主管《文艺》副刊,未见异常。故其‘突然告别人世’十分耐人寻味。2002年6月,大公报一百周年的《报庆丛书》中,《历史人物》这一册里介绍杨刚,讲的是1957年‘10月7日,她以死寻求解脱,突然离开人世。’(《历史人物》,217页)
   
    这个谜在她逝世50周年之际,终于在香港揭开了。据罗孚《杨刚之死》,她不是死于车祸造成的脑震荡,而是‘在反右声中,精神受激烈震荡而服安眠药死去的,是反右害死了她。’(《文苑缤纷》,118页)
   
    当时,‘新闻界在批判彭子冈`刘宾雁之后,就批判杨刚,通常是批判大会之后,就给被批判的戴上右派帽子,等于在政治上宣判了死刑。’那天的大会由刘克林主持,先批判朱启平(刘`朱均属大公报的人),就在会议进行中,刘接到一张条子,随即宣布休会。原来,‘那条子是通知杨刚在头一天晚上服下了差不多一百粒安眠药,死了,无法接受被批判和戴帽子的“优待”。’(同上)
   
    以上事实,不知撰写《在激情中飞扬的女记者杨刚》的两位---副院长和研究生,是否也有所闻?你们的大作中既然写了‘1957年夏,杨刚怀着一颗爱国之心参加了整风反右运动,’为什么不向读者交代一下,她何故‘突然离开人世,连遗言都没有留下’?惜墨如金,‘这是为什么?’
   
    上述洋洋二万余言的鸿篇巨构中,写了一个细节,讲当年杨刚获得美国哈佛大学女子学院的奖学金,办理出国手续时,因‘当局担心留美学生归国后,向政府要民主`争自由’,故规定要先进中央训练团受训,为此,她‘毅然告诉大使:“我不去美国了,因为我看不起国民党,我不受他们的训。”’后来是胡政之从中斡旋,弄到蒋介石的手谕,‘特准杨刚不用受训’,她才得以成行。
   
    思考这个细节,就不难明白,杨刚之所以‘以死寻求解脱’,从根本上来说,就是由于在‘新中国’‘向政府要民主`争自由’而不得。也正因如此,她‘连遗言也没有留下’,即所谓说又何益?当年,她所看不起的国民党,还可以给她一点自由--蒋介石特许的‘不受训’的自由;57年,她作为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会得到毛特许的‘不受批’的自由么?
   
    临末再补叙两笔。一是关于肖乾,二是关于刘克林。
   
    杨`肖二人很有缘分。他们都是燕京大学的高材生,杨比肖大5岁,肖视杨为大姐姐。但杨1939年加入大公报却是肖介绍的。事缘肖要赴英留学,遂推荐杨接任该报《文艺》主编。胡政之起初嫌杨左倾,经肖说服而接受。后来胡对杨也很赏识,不但使之得以豁免出国前受训,而且1945年抵美参加联合国大会后,又让她担任大公报驻美特派记者。肖`杨先后获胡的知遇之恩。虽然二人思想信仰颇相径庭,但私交是好的。反右中肖乾挨批时,杨奉命出席会议。但她在发言中只是一再重复讲‘肖是苦人家出身’,并无上纲上线,变相为其开脱。对此肖很感激。因为在那种场合,发言者不落井下石已很难得,何况杨这样讲等于拉他一把。
   
    至于刘克林,则是1946年在成都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的,‘是该系向大公报推荐的最后一批拔尖学生之一’。他比杨刚小19岁。曾在韩战时期写了大量战地通讯。57年夏,因北京大公报党组书记兼总编辑袁毓明被揪斗,由他主持批判朱启平。后曾采访日内瓦会议。60年代初,他参加撰写‘九评’。但文革一开始就受迫害,66年8月跳楼自杀而死,时年42岁。
   
    回过头来再说子冈。49年以后,她远没有杨刚那么风光一时。她的为人也不像杨那么‘阳刚’。据说杨38年重新申请加入中共时(她曾一度脱党),负责审查她的夏衍给她下过一个评语,称她为‘浩烈之徒’。(《万物无声待雨来》,5页)杨刚终因刚烈而不幸英年早逝,子冈则总算熬过了文革,比杨多活了21年。
   
    对于这两位忠诚的女儿,无论其是否已入另册,‘母亲’不该真诚地向她们及其后人赔礼道歉吗?尤其是杨,怎么死的,官方至今连个‘说法’都不给,不无过乎?
   
    (08-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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