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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成觉文集
·從“血肉長城”到“送你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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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波”22週年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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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在,火種不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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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構故事何荒唐---評點《一葉一菩提》(之四)
·虛構故事何荒唐---評點《一葉一菩提》(之四)
·肆意編造匪夷所思---評點《一葉一菩提》(之五)
·必字斷案用筆殺人---評點《一葉一菩提》(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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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與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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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帝影后的大愛風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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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梧桐一葉落,天下共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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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評價林彪父子---點評章海陵先生兩篇大作(之一)
·如何評價林彪父子---點評章海陵先生兩篇大作(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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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環球時報好好做“黨的喉舌”---評點《環球時報》社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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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领导曹雪芹?——从文学家的任务说起

   昨日拙文谈到曹聚仁‘以文学家担负促进两岸和平统一的人物’,末尾的‘人物’应作‘任务’,乃手民之误,谨向读者致歉。
   
    但由此想到一个话题:文学家担负政治任务,是否必要?这个问题,大概很难一概而论。倘若对国家民族确有好处,则无疑应予肯定。曹聚仁之所为,便是如此。相类似的,还有1959年赫鲁晓夫访美,出发前他特地到肖洛霍夫的顿河乡居,请这位文学大师一道赴美,协助他推行‘和平共处’外交政策。肖氏慨然应允。赫氏此行颇成功,有所谓‘戴维营精神’著于史册。肖氏参与,不无贡献。后来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虽未必与此有关,但既为世界和平出过力,诺奖的评奖委员们理所当然对彼有好印象。
   
    然而说到底,文学家的正业是文学。如果没有文学著作问世,而只顾参与政治活动,那便不成其为文学家了。巴金尝言:作家之所以为作家,是因为他有话要说;而且是通过其作品说话的。(大意)这话应适用于整个文学领域,包括创作、评论与翻译。

   
    不言而喻,文学家想说话--以其作品说话,纯属个人行为。他们的工作,基本上是个体劳动。两人(包括夫妇)合作的,乃个别现象。以往将文学家和医生、律师等知识人称作自由职业者,跟这种个体性密切攸关。个人的自由意志、独立思想,成为文学家写作即‘说话’首要的前提。
   
    从这个意义上,给文学家下达写作任务,尤其是带强烈政治色彩的写作任务,往往荒唐之至。因为,文学家自身并无说话的要求,没有创作冲动。纵使勉为其难‘接受任务’,也写不出感人的作品。这恐怕是1949年以来大陆文苑乏善足陈的重要原因。
   
    反之,与罗湖桥彼岸只隔一条深圳河的香港,却是另一番景象。似乎从未有人交给某位作家什么政治任务,要他写一篇小说什么的。(当年罗孚请梁羽生写武侠小说,基本上属于‘经济任务’--投读者之所好以增加报纸销量。)有兴趣从事文学的人都是自动献身,而且人数不少。被收入刘以鬯所编《香港文学作家传略》的,达数百名之多。
   
    这里面颇有具相当影响的名家,罗孚在《文苑缤纷》中提到的高旅、吴其敏均可为例。
   
    出生于1918年的高旅,早年曾任沪、渝、湘、桂等地大报记者,后‘以写小说、杂文活跃于文学界,他其实写了大量的诗篇。’(罗孚《文苑缤纷》,天地图书,2007年,56页)他‘和聂绀弩是好朋友,晚年以旧体诗崛起于文坛的聂绀弩,1980年在香港出版第一本旧体诗集《三草》时,就是指定要高旅写序的,只此一序,再无别家。’(同上,52页)足见高之文学造诣不同凡响。
   
    高在港工作多年,其间于《文汇报》时间不短。1983年该报在港创刊35周年时,聂绀弩曾致函高旅称‘卅余年来文汇报最大的功劳,在造成了一高旅。’聂甚至认为高旅文章胜于周作人,‘而钱钟书也有不及高旅之处。’(同上,63页)
   
    至于吴其敏,是37年来港的,‘在香港居住了六十多年,’‘1999年以90岁的高龄去世’。其两厚本的文集,‘第一册是“文学编”,第二册是“电影戏剧编”。’其中收入的‘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文史小品’‘彰显出了作者的功力,博学而有见地。’(同上,107页)
   
    讲香港文学,当然不能不提到金庸`梁羽生为代表的新派武侠小说,以及众多报刊上的专栏文学。这两项堪称最具香港特色。
   
    关于前者,罗孚曾在《话说金庸》中写道:
   
    ‘如果没有香港,金庸就只有在上海度过四十年代的末日而进入五十年代的日子,当他写他的处女作第一部新派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时,正好是大陆上大鸣大放,他这部书还未写完,就进入大反右了。他有可能完成这样的作品么?甚至他有可能开始写作这样的作品么?’
   
    ‘如果没有香港,世上就没有金庸。不夸张吧。’(罗孚《香港的人和事》,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230页)
   
    讲到后者,那也是基于本地的一大特点--自由。香港连续十七年被评为世界上经济自由度最高的地方(国家/地区)。言论自由在二战结束后至回归前,与英美等民主国家不遑多让。97之后直目前为止仍有较充分的保障。因此各种专栏五花八门,畅所欲言,政治倾向左中右悉随尊便,端的是百花齐放。其中董桥`陶杰`古德明等之短文,寥寥数百字,时有佳构。
   
    以上事实证明,文学并非一定从属于政治,文学家更无需接受谁的领导方能写出好作品。吴祖光问得好:曹雪芹是谁领导的?莎士比亚又是谁领导的?而鲁迅所谓‘遵命文学’,也不见得完全接受‘前驱者的将令’。30年代中共内部,左联负责人之间,都存在歧见。他听的是哪位‘前驱者’之令呢?
   
    据说,胡乔木晚年也对文学从属于政治的说法表示异议。那倒说明,他是懂文学的。可惜为时已晚,而且在人道主义的问题上他仍持僵化态度。一句话,他中的‘毛’毒太深了。
   
    他的后辈掌管文宣者,思想能否与时俱进,与国际接轨?且拭目以待。
   
    (08-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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