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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忘却的记述

   据说文字起源于古人结绳记事,那么,文字记录的重要功能就是为了不忘记。这也是姚文元57年那篇《录以备考》的本意。录以备考者,立此存照也。
   
    但鲁迅先生曾有名篇曰《为了忘却的纪念》,记得还是55年前在广州上高中时读过的。印象中鲁迅先生说,他把这篇‘纪念’(刘和珍)的文章写出来,也就放下一桩心事了,从此不必再压在心里。本文意旨与此相仿,记的是鲁迅夫人`刘和珍烈士的同学许广平。按说此事不提也罢,可老觉得心里放不下,也就干脆写出来,以后就把它‘忘却’算了。
   
    事情发生在半个世纪前的反右时期。话说:

   
    八月十四日第十七次会议批判冯雪峰,这是最紧张的一次会议。会上,夏衍发言时,有人喊‘冯雪峰站起来!’紧跟着有人喊‘丁玲站起来!’‘站起来!’‘快站起来!’喊声震撼整个会场,冯雪峰低头站立,泣而无泪;丁玲屹立哽咽,泪如泉涌。夏衍说到‘雪峰同志用鲁迅先生的名义,写下了这篇与事实不符的文章(指冯写出初稿由鲁迅补充修改定稿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张注),‘究竟是什么居心?’这时,许广平忽然站起来,指着冯雪峰,大声责斥:‘冯雪峰,看你把鲁迅搞成什么样子了?!骗子!你是一个大骗子!’这一棍劈头盖脑的打过来,打得冯雪峰晕了,蒙了,呆然木立,不知所措。丁玲也不再咽泣,默默静听。会场的空气紧张而寂静,那极度的寂静连一根针掉地的微响也能听见。爆炸性的插言,如炮弹一发接一发,周扬也插言,他站起来质问冯雪峰,是对他们进行‘政治迫害’。接着,许多位作家也站起来插言`提问,表示气愤。(黎辛《我也说说‘不应该发生的故事’》,载《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一期,78页)
   
    另据当时在场的徐光耀回忆:‘我亲见许广平指着冯雪峰的脸,骂他“心怀鬼胎”`“不知羞耻”,几乎声泪俱下地指斥他说:“那时鲁迅正病得厉害,你还去絮絮叨叨,烦他累他,说到半夜,还在纠缠不休,你都想干什么?”仿佛冯去找鲁迅,真个有不可告人的目的。而冯雪峰放在案上的左手抖得簌簌的,一张惨青的老脸,憋涨着怎样的痛苦啊!’(《没有情节的故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186页)
   
    正由于许广平以鲁迅夫人的身份插话,冯一下子被击倒了。9月4日,他在作协党组扩大会议上被迫检讨说,(写于1936年的)上述文章‘是我给同志以宗派主义的打击和违背党组织原则的反党行为登峰造极的表现’。
   
    而事实真相并非如此。当年‘派冯雪峰从陕北到上海工作,这事是张闻天决定的。’(朱正《反右派斗争始末》,明报出版社,2004年,482页)张时任中共总书记,其夫人刘英后来回忆称,‘那时闻天`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谈到李允生(冯雪峰的化名)和上海的工作,都觉得干得不错,对他是满意的。’(刘英《在历史的激流中》,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98页)
   
    知情者刘英上述回忆之确实无讹,‘是有文献为证的。1992年有人在中央档案馆发现了1936年7月6日张`周(联合署名为‘洛恩’)(张闻天时名洛甫--张注)写给‘李(允生)兄’即冯雪峰的一封信。其中明确地说:‘你对周君(指周扬)所用的方法是对的。’其中还谈到鲁迅说,‘希望你转致我们的敬意。对于你老师(指鲁迅)的任何怀疑,我们都是不相信的。请他也不要为一些轻薄的议论,而发气。’(1992年7月6日《人民日报》)
   
    这些情况,反右时刘英没有机会说,冯雪峰也‘不能以当年洛恩的信件来为自己辩白’。(《反右派斗争始末》,483页)只能含冤受屈,直到文革后获得平反。
   
    对此,笔者深感不平。1903年出生的冯比周扬大5岁,资格也较老。他1926年首次访问鲁迅,两人关系一直十分融洽。冯后来参加过‘长征’,还在遵义会议后被派往苏联作汇报,可见极受中共最高层包括毛的信任。可惜他在皖南事变后被蒋关押于上饶集中营,为时两年。而周扬则于抗战爆发后到了延安,获毛宠信。从此冯周二人高下易位,50年代初毛对冯已相当疏远。54年11月,冯因评《红楼梦研究》一事作检讨,谓自己有‘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毛于其上批曰‘应以此句为主去批判冯雪峰’。次年1月周扬汇报说冯感到很痛苦,毛答称‘我就是要他痛苦’。
   
    可见,许广平在反右中‘大声斥责’冯,与以上背景分不开。
   
    前年,香港中文大学和有关学术团体联合举办国际学术讨论会,纪念鲁迅逝世70周年。笔者在会上向周海婴`周令飞父子发问道:鲁迅先生生前与胡风`冯雪峰关系密切,但胡`冯二人50年代受批判,许广平大姐曾积极参与。不知许大姐晚年对此有何表示?令飞自然无法作答。海婴称:我妈妈当时(指57年反右时)正申请入党。显然,他也并不了解更多的情况。
   
    说实在的,正如刘晓波文中所写,反右时期,‘知识人本身的丧失起码做人底线的作为’,包括‘有地位有威严的社会名流自相残杀尊严扫地’的表现,是太令人太失望了。
   
    由此想到延安时期文艺代表作《白毛女》的主旨,道是‘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这出纯粹杜撰的歌剧虽然全无事实根据,却为中共文宣得分极多。笔者曾概括49年以后大陆血泪斑斑的现实,在其后加上一句:‘毛时代把人变成虫!’虫者,包括害人虫如康生,江青,姚文元辈;应声虫如胡乔木,邓力群,池恒之类;还有磕头虫`可怜虫等等,不一而足。但从当局反对人道主义的一贯立场,以及文革之初北京女中学生包括宋彬彬一伙,竟能将德高望重的女校长活活打死,觉得这已超出一般虫豸之所为,应以‘兽道’名之。故上面那句话应改作:‘毛时代把人变成兽!’试问人性丧失之时,不就是兽性高扬之日么?
   
    把人比作禽兽,似乎用词太狠。或者依据达尔文学说,将那些丧失人性的极左分子称为‘返祖的一群’好了。‘祖’者,人类之先祖猿猴也。毛曾自称身上有‘虎气’,也有‘猴气’。故返祖为猿猴者,与‘伟大领袖’息息相通,应不致有辱其‘兽’格也。
   
    以上‘自相残杀威严扫地’的事例,已是五十年前的陈年旧帐了。旧事重提,倒并无‘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这种警世之初衷(尽管列宁此语甚是,不应因人废言),而确实是打算就此放下,将之送进历史的博物馆里封存。除极少数学术研究人员外,一般民众就无必要对其寻根究底了。在这一点上,‘向前看’绝对有好处。
   
    不过,另有一件事倒是不无发人深省之处,值得一提的。那就是刘白羽写信向徐光耀致歉。刘原是部队作家,被周扬特地调来主持中国作协的反右斗争。‘作家协会总共不过二百人,右派划了五十多个,“踩线”的还不算。’(韦君宜《思痛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42页)2001年3月29日,刘在信中向被他打成右派的徐说:你在那历程中所承受的痛苦,都是我的罪孽所造。光耀同志,我羞惭,我恸心。我无颜求你原谅,但我要说出我永恒的遗憾,包括在那失去理智时代,我对你不礼貌的行动,我只有在远处向你深深的谢罪,谢罪。)(《炎黄春秋》2001年6月号)
   
    这里要说明一下,刘对徐‘不礼貌的行动’,发生在某次揭批丁玲的大会之后。徐当时尚未被点名,会前奉命在大会发言,并交代他‘发言稿写出来,先交大会主席看看’。徐依言照办,‘一进会场,就呈交给主席刘白羽’。谁知‘大会又开半天,临散,背后有人捅我,说刘白羽叫你。’‘转身一瞧,。。。他(指刘)那张本来很白皙的脸,此刻更白了,嘴角紧闭,一双眼直盯着我走到他的跟前,右手忽地一掷,我那发言稿就向胸前飘过来。我急忙伸手抓住,到听清“你还在‘吁请’啊!”这句话的时候,他已转过脊背,走往圆柱后面去了。’
   
    原来‘错误’出在稿子末句:‘我以学生的名义,吁请你痛改前非,争取回到党的怀抱中来。’(《没有情节的故事》,190-191页)
   
    此刻,笔者也想说,我以受害者的名义,‘吁请’当年损害过他人的在世者,不妨看看刘白羽那封信。至于之后你们打算做什么,那就悉听尊便,但求诸位心之所安吧。
   
    举头三尺有神明,信否?
   
    (08-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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