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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师涛:一个失去自由的自由人
·让我们一起反抗文字狱
·末世贪官最后的疯狂
·自由中国,何以可能?
·中国社会──最坏的社会主义与最坏的资本主义的结合
·从电影《英雄》看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王申酉:死于毛泽东暴政的思想者
·基督徒如何看待法轮功信仰
·谁在“移山”?——“文学与艺术:说出真相”研讨会上的发言
·后极权主义时代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他让“劳改”进入了牛津词典——读吴弘达《昨夜雨骤风狂》
·抓住中宣部的"黑手"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呼吁迁移毛泽东尸体的公开信
·莫把大学当监狱
·中共腐败官僚的“信仰”
·林昭与弓琳——两个北大女生的对照
·“万人杰文化新闻奖”答谢辞
·丁子霖女士致法国总统希拉克的公开信(余杰代拟)
·就法国政府致力于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致法国人民的公开信
·蒋彦永医生,中国的良知从你开始复苏
·十年改革,一夜屠城
·“船坚炮利”不会“强国富民”
·北大的沉沦与右派的风骨
·不一样的葬礼,不一样的时代
·中共有过“不独裁”的时代吗?
·沦为受虐狂的中国作家:著书都为颂毛魔
·向西藏忏悔
·中国的“古拉格群岛”浮出水面
·“太空秀”能够秀到几时?
·新左派们为何不对重庆的灾难发言?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中共是“唯物党”还是“谶纬党”?
·朱镕基:清官神话的终结
·世界人权日这天,特务掐断了我的电话
·让我们记住那些参与罪恶的人
·永不“引咎辞职”的中共官僚
·新版的“窃国者侯,窃钩者诛”
·官逼民死
·邓小平的“亲民秀”
·邓朴方的获奖与联合国的堕落
·写给为李思怡而绝食的朋友们
·揭开“文革”的红盖头
·为了自由,我们愿意献身:在民主基金会的演讲
·没有理由乐观的“后江时代
·连战在大陆最该说的一句话
·赵紫阳不是你们的“同志”
·永远站在自由一边
·毛泽东在抗战中的所作所为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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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致帝国的悼词》(香港田园书局)
·胡平:余杰《致帝国的悼词》序言
·《致帝国的悼词》自序:我的生命被这天分成两半
·是怯懦,还是虚伪——有感于温家宝谈“六•四”事件
·拆除北京的“靖國神社”——毛泽东纪念堂
·这样的审判只能用荒谬来形容——抗议湖南长沙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师涛十年徒刑
·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有感
·自唾其面——就王光泽被解聘致《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发行人沈灏的公开信
·一个人的“大屠杀博物馆”——中国作家廖亦武的文学与人生
·活着,记忆着,忏悔着,控诉着——序鲁礼安之文革回忆录《仰天长啸》
·是资本巨鳄,还是末世怪胎?——从原健力宝总裁张海的被捕谈起
·党杀死了忠心耿耿的党员——纪念北京西单工地坍塌事故中的死者周绪湘
·江胡对立的“江湖”——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至五中全会期间的权力转移
·表达的自由与宪法的保障——从昝爱宗诉讼案说起
·走出“黑名单”,活在光明中
·杨振宁究竟爱哪个“国”
·两头“野兽”的会面——评泰森拜谒毛泽东干尸
·从未存在过的“胡温新政”
·胡锦涛正在步齐奥赛斯库后尘
·像老鼠一样胆怯的“世界第一大党”
·中央电视台是党的喉舌,还是皇帝的尿壶?
·“反右运动”与中共的现代奴隶集中营(上)
·从图图与林义雄的会面看天安门事件的未来
·从赵紫阳与胡锦涛的分野看中共的未来
·秘密警察能捍卫“铁桶江山”吗?
·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独裁者的盛宴
·谁是松花江大污染的罪魁祸首?
·温家宝的“大师梦”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从体制外异见作者的真实处境说起——兼论鄢烈山的文风问题
·公审邬书林为期不远
·没有民营媒体,何来新闻自由?
·谁把网络当作洪水猛兽?
·我们为什么要有基本的是非判断?
·宣传部是个什么部?
·抓住“冰点”事件的幕后黑手李东生
·“冰点”之殇与中国新闻界的觉醒
·陈光诚重于温家宝千百倍
·给汉语以自由,给心灵以自由
·独立中文笔会二零零五年度(第一届)“林昭纪念奖”颁奖词
·在二零零五年澳洲墨尔本“亚太地区作家论坛”上的对公众演讲
·言论自由神圣不可侵犯——关于郑北京“爆破作文”案件的感想
·在没有出版自由的国度,作家何为?
·谁是说真话的人?——悼念刘宾雁先生
·谁是中国最大的卖国贼?——评谢幼田《中共壮大之谜》
·写作是一种捍卫记忆的努力
·这是纪念抗战,还是歪曲历史?
·专制之下无信史——评《东亚三国近现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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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把台湾当敌人看待?

二零零七年十月九日,在美国西雅图参加世界电玩大赛的台湾选手刘佑辰,获得了其中一个项目的铜牌。就在比赛前一天,这名年轻人的父亲突然过世了,他化悲痛为力量,终于赢得了一枚弥足珍贵的奖牌。在上台领奖时,刘佑辰兴奋地展示了一面中华民国的国旗。谁也没有料到,颁奖典礼结束后,两名大陆选手沙君春和李小峰,带领团员包围刘辰佑,对其动手动脚,甚至恶言相向:“你们是狗生出来的吗?”台湾外交部副发言人叶非比形容当时的情形说:“刘佑辰下台以后马上遭到中国代表团的挑衅和叫嚣,有不雅的言辞,同时也有粗暴的行动,也就是用脚来踢我们的选手。”大会安全人员即刻出面制止,并通知警方到场处理。
   叶非比说,台湾驻西雅图代表处已经向世界电玩大赛主办单位提出抗议,并且请美国警方协助维护台湾团员安全。叶非比也谴责了中国大陆以粗暴行为打压台湾的做法:“中国在国际场合对我们的打压已经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态度。这样的作为只会加深我们国人的愤慨。”在接受记者询问的时候,中国大陆国务院国台办表示,还没有听说这个事件。这是大陆官员的习惯性反应:他们敢于怂恿选手辱骂和攻击刘佑辰,却不敢公开承认,其色厉内荏的本质昭然若揭。
   据台湾媒体报道,刘佑辰被大陆选手辱骂的消息传回台湾后,引起巨大的反响。蓝绿两党的立委同声谴责,认为大陆选手不该出言侮辱,这样全台湾的人都无法忍受。究竟谁把台湾当敌人看待?究竟谁是台独势力的第一推手?很明显,是中共当局。由此一细节可以看出,两岸问题的症结不在台湾,而在大陆;不在民进党或国民党,而在共产党。用高压的手段不能获得民心,用野蛮的方式不能赢得信任。中共使用此类下流卑劣的方法对待台湾,不仅不能让台湾乖乖地挂起白旗,反而让台湾民众同仇敌忾,渐行渐远。对于此次事件,国民党立委郭素春表示:“在国际舞台上,大家比的应是实力,不是拳头。”民进党立法院党团书记长王幸男指出:“中国可以打死台湾,但是不可以侮辱台湾。”他要求中国立刻召回口出恶言的沙君春与李小峰并予以惩处,胡锦涛应向全世界和台湾人民道歉。他还反问道:“台湾选手因为拿中华民国国旗遭到辱骂‘狗生的’,难道今日摇旗替王建民加油的侨胞也是‘狗生的’吗?我们有因为中国人拿五星旗,而说他们是‘猪生的、牛生的’吗?这样真的有尊重台湾吗?”民进党立院党团干事长王拓表示,中国选手对台湾的行为,让他想到中国在受帝国主义者侵略时,帝国主义者以“禁止中国人与狗进入”来羞辱中国人。中国自诩为文明古国,没想到竟然如此肮脏下作!王拓还说:“中国口口声声说台胞是同胞骨肉,现在骂台湾人是‘狗生的’,那中国人呢?”
   那两名侮辱甚至攻击台湾选手的年轻人,尚君春和李小峰,大概从来没有去过台湾,对台湾的历史与现状也一无所知;同时,他们也对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一定毫无了解,稀里糊涂地便成了少年法西斯。他们不知道台湾的民主成就,更不了解大部分台湾人友善与温和的性情。井底之蛙,方会夜郎自大。他们是中共当局狂热的民族主义教育和宣传的牺牲品,用历史学家袁伟时的话来说,是“喝狼奶长大”的一代。他们根本不知道,中华民国的国旗乃是若干推翻满清王朝的革命先贤设计的,在可歌可泣的抗日战争期间也是民族意志的象征。比起中共的五星红旗来,这面国旗更有历史感和凝聚力,更值得尊重和珍惜。即便不认同中华民国国旗,但既然大家同是华人,完全可以求同存异,各自彰显各自的旗帜,而不必以“汉贼不两立”的二元对立思维,来封杀、羞辱和攻击对方。早前,海外观察家在评论朝鲜半岛南北领袖高峰会时,顺带提到海峡两岸问题,很无奈地问道:“为什么南北韩都已经是联合国承认的主权独立国家,他们都能在民族感情上惺惺相惜,离散家属的会面也得到多数人的支持和帮助,而反观两岸,近二十年的民间交流却引发双方越来越远的心理距离,猜忌、怀疑、恐惧的表征之下,哪里还有一点同是中国人的亲切感?”这个问题该由江泽民和胡锦涛来回答。
   那两名穷凶极恶的年轻人,也许并不是中共党员,当然更不是衰老、僵化而保守的官员。他们并不需要如此表现一番,以换取仕途上的升迁。既然他们有资格出席国际电玩大赛,表明在接受新兴的科技和知识方面,确实有一定的特长。这一代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下长大的青年人,应当破除意识形态的壁垒,以更加开放和宽容的心态面对两岸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应当本着和平与和谐的原则,携手共同创建两岸都能享有的美好明天。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两名年轻人的身体虽然生活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精神却滞留在盛行“斗争哲学”的毛泽东时代。如果中国大陆的年轻一代都是此种糟糕的精神状态和思维方式,我们对海峡两岸和平共处的前景难以抱乐观的期望。

   这两名年轻人之所以有如此粗暴甚至疯狂的言行举止,像闯进瓷器店的公牛一样,跟他们在中国大陆接受的文化熏陶和宣传灌输有直接的、密切的关系。用王怡的话来说,这些人在自己的财产受当权者侵害的时候默不作声,但一谈起台湾问题便蹦起八丈高,这是一种奇特的精神疾病。始作俑者是中共当局,中共当局最后亦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正是鼓吹斗争和仇恨的宣传和教育,才炮制出若干中国民众条件反射般的、对台湾喊打喊杀的仇恨心理。而此种扭曲的心态,又刺激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选择台独的道路。台独的声浪越来越高,大陆这边的莽夫们动武的主张亦跃跃欲试。这简直成了一种无法遏制的恶性循环。
   爱因斯坦说得好,民族主义乃是流氓手上最后一张王牌。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面对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崩溃之后留下的信仰和意识形态真空,中共当局有意识、有计划地掀起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狂潮,企图将其作为最后的“强心剂”,维持其丧失了正当性的统治。官方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明显减少,对魅力尚存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宣传则加倍进行。近年来,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潮在中国日渐升温,也成为反西方、反民主的武器。从《中国可以说不》的洛阳纸贵,到香港澳门回归时盛典;从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后官方精心组织大学生冲击美国驻华使馆,到美国遭受“九?一一”恐怖袭击之后若干中国民众幸灾乐祸的欢呼;从北京申办奥运会成功当天市民“自发”的庆祝游行,到“刘翔神话”和“姚明神话”的大肆渲染;从二零零五年春当局收放自如的“反日”狂潮,到“神州”上天、“嫦娥”登月之后某些国民的欣喜若狂……当局的伎俩至少部分地获得了成功。
    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能否填补民众的虚无主义、转换民众的功利主义呢?我的回答是否定的。首先,中共并不具备民族主义者的合法身份。就在当局打出爱国旗号的同时,却对民间保钓运动、民间对日索赔的努力十分冷漠,对印尼、俄罗斯等国的排华运动保持沉默,其虚伪性暴露无遗。中国割让给苏俄的土地面积,便有数十个台湾大小。相当一部分中国大陆的民众已经意识到,中共政权并不具备“民族主义旗手”的资格。其次,“中国”是一个被蛀虫蛀空的词汇,“中华民族”是一个并不存在的虚幻概念。究竟什么是“中国”、如何认同和皈依这个概念呢?是地理上的中国,还是文化上的中国;是人种意义的中国,还是政权形态的中国?这些“中国”汇集起来,有可能形成一条“龙”、形成一个新的图腾崇拜吗?
   民族主义救不了中国,它只是一剂暂时有效的兴奋剂;民族主义也无法带领中国走向光明的彼岸,更无法赢得台湾的人心。一个民族主义泛滥的国家,不可能获得长治久安;一群受民族主义左右的民众,其处境便如同盲人骑瞎马,正如神学家卢云所说:“人们对领导的一大假象,是以为一个从未到过沙漠的人能够带领别人走出沙漠。”当我在照片上看到那两个被邪恶的观念所控制的年轻人、被莫名其妙的仇恨所驱使的年轻人的时候,不由地想起了当年那些为希特勒二战的德国的青少年们。他们的表情亦如此相似!
   从更高的层面上来看,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无法上升到信仰层面,不足以填补当代中国国民内心的空白和饥渴。在张艺谋歌颂暴君秦始皇的电影《英雄》中,我们看到了秦始皇的梦寐以求的乃是“天下”。然而,此“天下”乃是秦始皇一个人的天下,而不是黎民百姓的天下。天下为帝王一个人所有,天下从未有过“天下为公”的时代,正如剧作家老舍在《茶馆》中所反问的那样:“我爱大清国,但大清国爱我吗?”这是那些“爱国者”们面对的最大的尴尬。
   中共当局煽动民众对台湾产生仇恨,其用意当然是转移严峻的国内矛盾;而反观对岸,陈水扁在一次集会上反驳那些批评他的台湾老百姓说,太平洋没有盖子,你们不喜欢台湾,可以游到大陆去啊!其思维方式与中共及其培养的那两个年轻人何其地相似!当两岸的政客都在利用统独问题打压民众的不同意见、验证民众的“忠诚度”的时候,理性的声音便被边缘化了,两岸的和平与稳定也陷入风雨飘摇之中。
   也许那两名辱骂和攻击台湾同胞的年轻人,还在为自己的“正义行动”感到自豪。但是,他们并不知道,这种所谓“爱国主义”,这种所谓的“敌人意识”,只是一种低级的、本能性质的情感。英国文学大师鲁益师说过,如果将爱国主义当作信仰,坚信自己的国家民族比任何其他国家民族来得优越伟大,那么很多人就有可能因这种信念作祟而成为恶棍。当它膨胀到最极端,就会孕育出种族主义。印度思想家克里希那穆提在《最初和最终的自由》中说:“仅当我们有智慧的时候,民族主义才会连同它的危害性、它的苦难及世界性的争斗,一起消失。”在民族主义之上,还应当有广阔的人类意识和普世价值。无论今后台湾何去何从,台湾民众选择何种生活方式和制度形态,他们都是我们的同胞和朋友,两岸都不能因此而兵戎相见。
   台湾不是大陆的敌人,大陆也不是台湾的敌人。那些制造敌人观念的政客,必被扫进历史垃圾堆。今天,这两名年轻人在国际舞台上施展拳脚、丢人现眼;明天,也许有更多的年轻人被仇恨和邪恶所控制,会去拿起真正的刀枪来杀戮。为了避免此种悲剧的发生,所有热爱和平的人,从今天起便要竭尽全力在两岸撒播和平的种子。如果此次事件能够成为一个发人深省的警讯,那么便是它惟一的价值所在。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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