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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永不“引咎辞职”的中共官僚
·新版的“窃国者侯,窃钩者诛”
·官逼民死
·邓小平的“亲民秀”
·邓朴方的获奖与联合国的堕落
·写给为李思怡而绝食的朋友们
·揭开“文革”的红盖头
·为了自由,我们愿意献身:在民主基金会的演讲
·没有理由乐观的“后江时代
·连战在大陆最该说的一句话
·赵紫阳不是你们的“同志”
·永远站在自由一边
·毛泽东在抗战中的所作所为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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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致帝国的悼词》(香港田园书局)
·胡平:余杰《致帝国的悼词》序言
·《致帝国的悼词》自序:我的生命被这天分成两半
·是怯懦,还是虚伪——有感于温家宝谈“六•四”事件
·拆除北京的“靖國神社”——毛泽东纪念堂
·这样的审判只能用荒谬来形容——抗议湖南长沙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师涛十年徒刑
·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有感
·自唾其面——就王光泽被解聘致《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发行人沈灏的公开信
·一个人的“大屠杀博物馆”——中国作家廖亦武的文学与人生
·活着,记忆着,忏悔着,控诉着——序鲁礼安之文革回忆录《仰天长啸》
·是资本巨鳄,还是末世怪胎?——从原健力宝总裁张海的被捕谈起
·党杀死了忠心耿耿的党员——纪念北京西单工地坍塌事故中的死者周绪湘
·江胡对立的“江湖”——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至五中全会期间的权力转移
·表达的自由与宪法的保障——从昝爱宗诉讼案说起
·走出“黑名单”,活在光明中
·杨振宁究竟爱哪个“国”
·两头“野兽”的会面——评泰森拜谒毛泽东干尸
·从未存在过的“胡温新政”
·胡锦涛正在步齐奥赛斯库后尘
·像老鼠一样胆怯的“世界第一大党”
·中央电视台是党的喉舌,还是皇帝的尿壶?
·“反右运动”与中共的现代奴隶集中营(上)
·从图图与林义雄的会面看天安门事件的未来
·从赵紫阳与胡锦涛的分野看中共的未来
·秘密警察能捍卫“铁桶江山”吗?
·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独裁者的盛宴
·谁是松花江大污染的罪魁祸首?
·温家宝的“大师梦”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从体制外异见作者的真实处境说起——兼论鄢烈山的文风问题
·公审邬书林为期不远
·没有民营媒体,何来新闻自由?
·谁把网络当作洪水猛兽?
·我们为什么要有基本的是非判断?
·宣传部是个什么部?
·抓住“冰点”事件的幕后黑手李东生
·“冰点”之殇与中国新闻界的觉醒
·陈光诚重于温家宝千百倍
·给汉语以自由,给心灵以自由
·独立中文笔会二零零五年度(第一届)“林昭纪念奖”颁奖词
·在二零零五年澳洲墨尔本“亚太地区作家论坛”上的对公众演讲
·言论自由神圣不可侵犯——关于郑北京“爆破作文”案件的感想
·在没有出版自由的国度,作家何为?
·谁是说真话的人?——悼念刘宾雁先生
·谁是中国最大的卖国贼?——评谢幼田《中共壮大之谜》
·写作是一种捍卫记忆的努力
·这是纪念抗战,还是歪曲历史?
·专制之下无信史——评《东亚三国近现代史》
·两个母亲,一个时代
·“长征”与“鬼地方”
·中共向朝鲜学什么?
·监牢里的“正义——从郭光允和欧阳懿的狱中遭遇说起”
·弱女子撬动“潜规则”——向两位同龄的女教师宋飞和卢雪松致敬
·“海龟”祸国论
·荆棘中的过客——评易大旗的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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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几番魂梦与君同》(同心出版社)
·《几番魂梦与君同——小山词中的爱欲生死》目录
·几番魂梦与君同
·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
·半镜流年春欲破
·不眠犹待伊
·唱得红梅字字香
·可怜人意,薄于云水
·人情恨不如
·问谁同是忆花人
·又踏杨花过谢桥
·紫骝认得旧游踪
·长恨涉江遥
·从今屈指春期近
·人情似故乡
·伤心最是醉归时
·深情惟有君知
·天将离恨恼疏狂
·相寻梦里路,飞雨落花中
·一寸狂心未说
·一棹碧涛春水路
·正碍粉墙偷眼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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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中国教育的歧路》(香港晨钟书局)
第一卷 凄雨冷风说北大
·谁是北大最优秀的学生?
·北大需要五星级酒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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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大学的尊严,寻求经济学的尊严——与邹恒甫对话


   寻求大学的尊严,寻求经济学的尊严
   ——与邹恒甫对话
   邹恒甫:经济学家,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世界银行研究部研究员
   余杰:中国大陆独立作家
   缘起:我在华府访学期间,一天忽然接到丁学良教授的电话,相约一聚。丁是华人世界里数一数二的社会学家,是美国社会学大师丹尼尔•贝尔的高足,亦是我认识多年的亦师亦友。当我次日乘坐地铁赶到丁学良所在的宾馆时,突然发现房间里还有一个老朋友:经济学家邹恒甫。这位文革之后第一位在哈佛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又在世界银行服务将近二十年的学者,却没有一点优雅的学者风度,一头乱蓬蓬的卷发,有些贝多芬的味道。
   昔日在北大与邹恒甫博士一别,转眼已经七年了。虽然这几年没有聚会的机会,但我一直很关心他在中国大陆的几所高校里所创办的研究机构的命运。我深知,要将西方的学术规范和制度移植到中国,可谓难于上青天。邹的性格相当直率,甚至有些偏执,臧否人物,嘻笑怒骂,不成文章,圈内外的人对他的评价也趋于两极化。虽然在西方生活多年,他的血液里仍然有湖南人的执拗和蛮劲。我不懂经济学,无法判断他在经济学上的成就如何,他却将主动自己定义为“三流经济学家”,看其表情不像故作谦虚。我一直对邹氏从海外筹措资金回中国大陆办教育颇有敬意。所以,虽然隔行如隔山,当年我们便一见如故。当然,我们在很多问题上的看法不尽相同,甚至差异颇大,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作坦诚的交流。
   寒暄之后,邹恒甫博士驱车半个多小时,带着我们到马里兰的一家海鲜餐厅吃饭。丁学良照例先要在路上买一瓶好酒,不醉不归。这家餐厅并非高级餐厅,却极有特点,据说鱼虾在附近是最新鲜的。等虾兵蟹将等全都上桌之后,邹丁二人便旁若无人地高谈阔论起来,多是世说新语式的哈佛旧事。两人说话的速度都极快,且邹之湖南口音、丁之安徽口音,均让我的耳朵应接不暇。邹戏言曰:此处不是高级餐厅,不必遵守洋人的规矩,可以放声长啸。
   隔了几天,恒甫先生再次来电,约我去世界银行的办公室聊天。正值周末,我颇感纳闷:他也似乎太敬业了吧,周末也在办公室里加班加点?位于华盛顿市中心的世界银行大楼,是华府新盖的最气派的大楼之一,比起白宫、国务院来宏伟得多。走进去我才发现,其内部设施也相当奢华。我笑言,世界银行名为扶贫机构,自身却如此腐败!邹并没有捍卫自己的“单位”,顺着我的话题便痛骂起世界银行来,甚至将现任行长、前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也骂在其中。他骂人的样子很像是金庸笔下的老顽童。
   邹的办公室里可谓一片狼藉,原来他刚刚搬了地方,十多个大纸箱的书籍还没有来得及整理。他说一生别无所爱,就是爱书。他说还因为有恐高症,才特意换到这看不到风景的一边,同时也离上司更远一些,不必在其视线之内。别人千方百计要搬得离上司近一些,他偏偏要搬得离上司远一些,颇有些魏晋文人独立不羁的性情。他的桌上摆着一大堆书。原来,他周末在办公室,不是忙工作、写报告,而是读闲书,如吉本的《罗马敌国衰亡史》等等,这是一般的经济学家不会读的书。他亦随手挑了几本砖头一样的书送给我。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再次约在维州费郡的一家墨西哥餐厅长谈。这次,我是有备而来,准备了一连串问题;邹也是有备而来,带来了一大叠文稿。我们从北大解聘事件开始,谈到大学的学术独立、海归的学术水平以及中国经济学的现状。邹虽然是在对我一人说话,却宛然面对有数百人的课堂侃侃而谈。于是,我们的三次长谈,便整理成了这篇对话录。
   北大之殇、中国大学的衙门化与高等教育的未来
   余杰:前段时间,突然传出你被北大光华管理学院解聘的消息。后来,我又在网上看到了你写给教育部部长周济公开信。在信中,你一捅到底地揭露了张维迎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种种作为,并对北大以及整个高等教育制度提出直率而严厉的批评。我一直是这场争论的饶有兴趣的观察者,也是你潜在的支持者。对张的批评,我此前也写过几篇文章。
   近年来,北大越来越成为媒体的“风暴眼”,有关北大的负面新闻层出不穷。著名数学家、哈佛大学丘成桐教授批评北大虚假引进“特聘教授”套取国家经费,北大校方采取鸵鸟战略,始终不予正面回应。前段时间,北大使用教育专用土地兴建豪华的五星级大酒店,也引发了公众对拜金主义和高校腐败的愤怒。我曾撰文指出,这是最明白不过的常识:星级酒店与一流大学乃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码事。日前,北大医学部的学生举行“扔鸡蛋大赛”,要求从五米高的看台上将一枚生鸡蛋扔下,鸡蛋落地不碎的人获胜。此事也遭到网友们的炮轰——在物价飞涨的今天,这些天之骄子居然喜欢玩这种糟踏食物的无聊游戏!他们究竟是婴儿还是大学生?或者用龙应台的话来说,是“大学生的婴儿化”?我想,毫不夸张地说,今天的北大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我个人认为,这次你被北大粗暴解聘事件,是北大进一步丧失学术自由和教育独立的又一典型案例。作为热爱北大的北大人,我对此深感羞辱。我还记得当年我们在北大初次见面的时候,你刚刚应邀到光华管理学院做应用经济学系的系主任。当时,你有不少宏大设想,希望在北大大干一场。我却对厉以宁和张维迎能否给你那么大的空间表示怀疑。北大是一栋老房子,按照鲁迅的说法,你想在其中开一扇窗户、移一下桌子,都难以上青天。北大已形成一个庞大的“吃北大”的利益集团,要撼动它,靠你一个外来者的力量根本不可能。当时我就感到,作为一个本该比较理性的经济学家,你比中文系科班出身的我更具理想主义激情。
   网上和媒体上对“邹张之争”有很多说法,有人说这是你们两人的个人恩怨。我并不同意此类看法。我个人认为,你批判的最终目标不是张,而是大学制度和教育制度。
   邹恒甫:我和张维迎没有什么个人恩怨,这也不叫“邹张之争”:张维迎根本不敢出来对质!在国际经济学领域的地位,他比我不知差到哪里去了。我十六年来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的四十多篇学术论文,他花一辈子的时间都写不出来。我也从未想过跟他争官当,我对当官毫无兴趣,要当官我九十年代初就回国当副司长了。这件事情的实质是大学的官僚化、衙门化。我和张维迎的分歧是基本价值理念的分歧。张维迎如何定位自己的身份呢?在美国,总统就职时说的是“serve people”,校长或院长更是“serve”(服务于)教授和学生,而不是“manage”(管理)。但在中国的学校里,领导对教授都非常不客气,将教授当作奴仆对待。现在中国就是官僚治校,不是教授治校。解决这个问题不是你我能做到的,最重要的就是让大学同行政脱轨,建立董事会制度,把官僚治校变成教授治校。
   其实,张维迎本人也是这个制度的牺牲品。这十多年来,我清楚地看到他是如何从一个老老实实的学者蜕变成飞扬跋扈的“学官”、“学阀”的。当年,张维迎被林毅夫从北大经济研究中心排挤到光华管理学院,百废待兴之际,热情招揽我到光华任教,甚至说我答应到光华让他高兴得几天都睡不着觉。我到光华之后,引进了美国一流大学的、英文原文的经济学教材,让原来那些东拼西凑的教材黯然失色。我在光华推行外人形容的“激进课程改革”,使光华的课程风格面貌一新,力求将学生培养成具备广阔的知识结构和独特的学术旨趣的人才。许多教授就没有这样的知识结构,就承担不了这样的课程,自然不赞同这样的改革措施。他们把个人的得失看得比学生的前途更重要,而我看法恰恰相反,为了让学生成材,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我希望学生都有比我水平更高的老师。
   我经常直言不讳地说,包括张维迎在内的“明星经济学家”们在国际上根本不入流。我编了一个顺口溜,囊括了华人世界里十几个有些名气的经济学家,“三纲五常,林海张杨,李白杜甫,国富国强”,对经济学领域有所了解的人都会辨认出这些人是谁,并发出会心的微笑。我自己也包括在内。只有“杜”还有找到对应的人。我们没有什么了不起,要学会自嘲和调侃。我批评过的人大都不会反驳我,因为我们本质上是谦虚谨慎的啊。张维迎不舒服了,我去旁听他的课,当着学生的面指出他的错误,不能为了保护同僚的面子就误人子弟啊,我也欢迎他来听我的课,指出我的错误,这样才能把课上得越来越好。张以光华的掌门人自居,哪里受得了这个,便渐渐疏远我了。后来他谋求院长职位的时候,跑来游说我支持,遭到我的拒绝。于是,张维迎决心将我赶出光华,先去掉我的系主任的职务,然后没有任何事先的沟通,便把我解雇,还用一份联邦快递将解雇信送到我在世界银行的办公室,这就非常过分了,开除一个学生也不能如此随心所欲啊。
   我在中国办教育近二十年了,我知道校长、院长有多大的权力。这件事本身有标本意义,我希望更多人来关注和讨论,早日实现教授治校,让教授挺起腰杆来。
   余杰:你形容张维迎变成了“老板”、“学官”,大学变成了“官府”、“衙门”,这几个词语用得非常准确。对于当下中国大学的状况,我的导师陈平原教授最近在广东的一次研讨会上指出,中国大学行政主导倾向太突出,使得大学越来越像官场。他指出:”按教育部规定来办学,很可能把一千所大学办成一所大学。……现在很多教育部、行政部门的退休官员,都去高校做院长、做领导,尽管这带来了资源和人脉,‘办事’方便多了,但是大学里行政力量越来越强,这就干预了大学的发展,造成大学关系带的扭曲。”他认为,许多校长都希望在几年任期内,使大学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几年下来,惟一发生变化的只有建筑。为此,他提出,办大学需要给教授、学生自由表达、思考的时间和空间。
   我盼望更多的教授都有勇气打破“潜规则”,站出来说真话。这几年我到过很多国内的大学,发现楼堂馆所倒是越来越堂皇气派,但教授和学生学术自由、表达自由和思想自由的空间却越来越狭窄。大学领导热衷于大兴土木,不仅是像陈老师所说的那样要出政绩,更重要的还是基本建设一多,贪污的机会就多了。从校园里的一栋大楼到一棵树,背后全都隐藏着黑金。既然大学的行政领导可以一夜暴富,大学的教授们也都致力于研究如何当官和赚钱。教授无心教学,“学而不优则官”和“学而不优则富”,成为时尚。那么,我想请你介绍一下,在美国的大学中,有没有严格的制度来制约教授们当官赚钱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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